參加生產運動后，魯藝師生在休息時間進行文藝演出。 資料圖片

上海是中國共產黨誕生地，延安是中國革命圣地。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下，上海與延安譜寫了波瀾壯闊的抗戰文化“雙城記”，掀開了中國近現代歷史文化發展的新篇章。

發出“中國文化界領袖”賀信——

1936年4月，在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窯堡出版的《斗爭》雜志上，刊載了一組社會各界來信摘要。這是對中共《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和瓦窯堡會議倡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號召的積極響應。

其中，中國文化界領袖的來信鄭重宣言：“我們熱烈地擁護中共、中蘇（中華蘇維埃政府）的號召，我們認為只有實現中共、中蘇的抗日救國大計，中華民族方能解放自由！”來信還稱贊經由長征到達陜北的紅軍將士：“你們的英勇斗爭，你們的偉大勝利，是中華民族解放史上最光榮的一頁！全國民眾期待你們的更大勝利，全國民眾正在努力奮斗，為你們的后盾，為你們的聲援！”

據有關當事人回憶和學者研究考證，這里的中國文化界領袖實為魯迅、茅盾。通過“宋慶齡的秘密電臺”，魯迅在上海最早獲悉紅軍長征到達陜北的信息。

賀信發出不久，馮雪峰受命從瓦窯堡回到上海。次日，他便被邀請在魯迅家里隱居了大約兩周。在施高塔路（今山陰路）大陸新邨9號三樓，魯迅與馮雪峰徹夜長談。從亦師亦友的交流中，魯迅印證了自己的判斷和期待。他從橫躺的床上站起來，走到書桌前，面向窗戶，遙想著遠方，默默地長久地微笑著，臉色變得柔和晴朗起來，然后怡然自得地說：“我想，我做一個小兵是還勝任的，用筆！”

魯迅生前沒有到過延安，但延安高舉魯迅的左翼革命文化旗幟，成立魯迅師范學校、魯迅藝術文學院，設立魯迅劇社、魯迅圖書館、魯迅研究會，奉魯迅為抗戰文藝隊伍的“總司令”。魯迅代表新文化運動的方向，是民族精神的脊梁，是堅定文化自信的榜樣。

每五個延安文化人，有三個來自上海——

上海與陜北的信息聯絡順暢起來后，中共上海黨組織與黨中央的關系也得以恢復。與之相伴，共產黨委托宋慶齡在上海物色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和醫學博士馬海德到訪陜北，以沖破國民黨的新聞封鎖。

1936年6月，中共中央機關從瓦窯堡遷移到保安縣城（今志丹縣）。7月，接待斯諾為期102天的采訪。9月，經馮雪峰聯絡，上海黨組織派送朱正明、汪侖等5位左翼文藝青年先期到達保安，協助革命隊伍開展文藝活動。

10月，知名左翼作家丁玲在黨組織安排下擺脫南京的軟禁環境，繞道上海，途經西安，抵達保安。“洞中開宴會，招待出牢人。”在保安的所有中央領導出席歡迎晚會，毛澤東稱其為“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將軍”。

11月，中國文藝協會在保安成立。毛澤東在講話中指出，“現在我們不但要武的，我們也要文的了，我們要文武雙全”。這一時期，中共領導下的文藝工作，一個重要任務就是動員全民族抗戰、反抗侵略壓迫、反對投降賣國。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進一步形成，中共中央機關進駐延安城。1937年8月，經黨組織安排，艾思奇、周揚、李初梨、何干之、周立波等一大批上海左翼文化界知名人士調往延安工作。與此同時，也有越來越多的上海左翼文藝青年奔赴延安。

據不完全統計，抗戰時期，原先在上海的左翼文藝青年和左聯文化進步人士有一半以上輾轉至延安。在延安的文化人士中，大約3/5來自上海或有上海學習生活工作經歷。1942年5月，在參加延安文藝座談會的132人（已知）中，有上海經歷的為105人。

尋找有利時機到敵占區為百姓演出——

曾經在白色恐怖下飽受盯梢、逮捕、綁架、暗殺風險的上海左翼文化人，來到延安和抗日根據地后成為“最受歡迎的人”。

1937年底，歐陽山尊參加上海救亡演劇隊第一隊到山西抗日前線文藝演出。賀龍先后三次邀請他到八路軍一二○師戰斗劇社工作。兩年后，歐陽山尊作為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總校文工團成員深入晉察冀地區慰問演出，因病需要委托一二○師衛生部及時手術。不料碰到敵人“冬季掃蕩”，三位準備手術的病人被迫“堅壁”在山區老鄉家。敵人把村莊包圍起來后放火焚燒，大伙都以為三位病員不幸犧牲了，但賀龍堅持派人到村莊附近的山里去尋找。抗大總校文工團準備追悼會時，歐陽山尊竟然被找回來了，一二○師戰斗劇社由此迎來了一位副社長。

針對日寇實行殘酷的“三光政策”，賀龍建議戰斗劇不僅要面向連隊、面向戰士，還要面向敵占區，組織文藝突擊隊式的“游擊劇團”，帶著戲裝和武裝，尋找有利時機到敵占區為百姓演出，宣傳抗戰必勝的道理，鞏固大家對最后勝利的信心。

歐陽山尊等11位文藝戰士主動請戰，賀龍指示給每人配備1支馬步槍、30發子彈、3顆手榴彈。正式出發前，師參謀長周士第從特務營挑選7位精干的偵察兵隨劇團行動。“賀司令員派我們和‘游擊劇團’到敵占區去工作，碰上敵人，發生戰斗，要死我們先死”的話語，斬釘截鐵，擲地有聲。同時，賀龍叮囑歐陽山尊：不能當孬種！行軍再累，到了宿營地，別人休息，你不能休息。你應該觀察地形，布置警戒，找到制高點，預先把十幾個人劃分成幾個小組……

1943年春節前夕，陜北大雪。延安魯藝新秧歌隊到綏德、米脂一帶巡回演出。黃昏時分，大伙兒已經精疲力竭，忽然看見一支群眾隊伍出現在轉角處的岔路口。他們每人手里拿著一把掃帚，從村口到岔路口足足有十里，沿途掃雪以迎接文藝的“親人”，生動映照民心所向。

源自上海、唱響延安的“中國新音樂”——

1937年，八一三淞滬會戰第二天，上海戲劇界救亡協會在共產黨領導下組成13支救亡演劇隊，左翼音樂界、戲劇界大多數人士以及文學界、美術界部分人士參與其中，分赴各地進行抗戰宣傳動員。

其中，左明領導的上海救亡演劇五隊以及張庚、姚時曉領導的上海蟻社救亡流動宣傳隊，還有上海文藝青年參加的北平學生流動宣傳隊等先后奔赴延安，成為延安早期文藝活動的骨干。

誕生在抗日救亡運動中的“中國新音樂”，主張積極向上的價值傾向、健康進步的情感態度，以《義勇軍進行曲》《大路歌》《畢業歌》《救國軍歌》為典范，號召進步音樂家“走進工農群眾的生活中去”，創作出“民族形式、救亡內容”的新歌曲，使之“成為大眾解放自己的武器”。

這種風格硬朗剛健的新音樂，在“十里洋場”的靡靡之音中是一股強勁的清流。但與左翼戲劇、美術、文學一樣，它也因國民黨禁止抗日政策、國民政府“治安緊急治罪法”遭到查封迫害。

1937年10月，“中國新音樂”的主要倡導者呂驥應邀到延安參與籌建魯藝，并擔任音樂系主任。1938年10月，冼星海到延安，接任音樂系主任。在他們的推動下，延安成為一座“歌詠之城”：從《延安頌》到《東方紅》，從《生產大合唱》到《黃河大合唱》，到處飄揚著抗戰的歌聲。“人們在歌聲中學習，也在歌聲中勞動；在歌聲中會見戰友，也在歌聲中奔赴敵后。人們以歌聲來迎接朝霞，也以歌聲來歡慶勝利。”延安歌聲唱出了一個時代的高音、強音。

“生活在青春之邦，工作如歌曲般嘹亮；我們的心兒跳蕩，為什么不歌唱？”這一時期，魯藝音樂系初步構建了一套獨到而富有成效的音樂教學體系、課程體系等教育體系。學生在校作業或畢業作品，如莫耶、鄭律成的《延安頌》，美術系學生古元的木刻作品《羊群》《牛群》，都成為藝術精品。

曾經參加上海救亡演劇隊到訪山西抗日前線的賀綠汀，1943年從新四軍所在地輾轉到延安，進一步堅信文學藝術上“學習外國的東西是為了研究和發展中國的東西”。新中國成立后，他長期主持上海音樂學院工作，弘揚傳承延安魯藝的音樂教育精神，堅持外來形式民族化、民族音樂現代化。

沿著延安文藝的正確方向不斷創造新成就——

1942年5月，延安文藝座談會開創了用文化方式妥善解決文藝問題的范例。圍繞文藝“為什么人服務”和“如何去服務”等問題，與會代表廣泛討論、求同存異，普遍接受了“文藝服從于政治”“為千千萬萬勞動人民服務”的基本原則。在此基礎上，催生形成了新中國“文藝為政治服務、為工農兵服務”以及新時期“文藝為社會主義服務、為人民服務”的“二為”方針。

延安時期最大的政治是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把一切侵略者趕出中國，中國近現代社會最大的政治是救亡圖存、民族復興。這是有出息的中華兒女的歷史使命，也是中國現代文藝的最大主題。沿著延安文藝的正確方向，上海文藝不斷創造新成就。

1952年夏，抗戰后奔赴延安的周而復在上海統戰部門工作，業余創作長篇小說《上海的早晨》，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手法描寫上海的社會主義工商業改造歷史畫卷。

瞿維、寄明是一對模范音樂伉儷，都有過在上海求學的經歷，抗戰時期輾轉至延安，是為數不多的參加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夫妻代表。新中國成立后，瞿維留學蘇聯歸來，擔任上海交響樂團專業作曲。他于1959年創作的音樂交響詩《人民英雄紀念碑》，至今仍是樂團的保留節目。寄明擔任上海電影制片廠作曲，1959年在廈門前線慰問時被少先隊員的英雄事跡所感動，創作歌曲《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歷久彌新，世代傳唱。

曾經是延安魯藝年齡最小的學員黃準，新中國成立后擔任上海電影制片廠作曲。1960年，她隨電影攝制組數次深入海南島熱帶林區尋訪娘子軍的故事，完成電影《紅色娘子軍》譜曲任務。其中，《紅色娘子軍連歌》昂揚向上的優美曲調，經過電影、芭蕾舞等不同藝術形式傳播，成為家喻戶曉的紅色經典旋律。

（作者為復旦大學望道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上海市延安精神研究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