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讀蔡元培傳記的讀者可能都了解，蔡元培曾在1920年，給當時華盛頓大學出版的《馬克思生平與著作選》的中文版，寫了一篇《馬克思傳序》。到了1938年，蔡元培又受許廣平邀請，為即將出版的《魯迅全集》也作了序。

除此之外，蔡元培還給清代官員壽鵬飛所著的《紅樓夢本事辯證》作過序。當時，他在序中這樣寫道：“雖與余所見不盡相同，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 從這句話不難看出，蔡元培在給他人作序時是個“直性子”：認為對的，他就說出來；認為不合適的，他也不會一味吹捧。

主持北大后，蔡元培平常日理萬機，留給自己的寫作時間都少之又少，更別提有空給他人著作寫序了。不過，碰上自己喜歡的著作，他還會欣然提筆，發表自己的高見。

1903年，蔡元培給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世界名人傳記叢書”之一的《拿破侖傳》也作過序。該書“凡222頁，全書十三章，首章述拿破侖（1769-1821）幼年時代故事，然后依次敘述他求學、從軍、遠征埃及、成為法蘭西第一共和國執政官、滑鐵盧慘敗、流放大西洋孤島等縱橫捭闔的一生，直到去世”。

給此書寫序時，蔡元培36歲，一年前剛與蔣智由（曾參加《新民叢報》的編輯工作，任《新民叢報》主編）等人在上海創辦中國教育會并任會長。不過，由于愛國學社的活動引起清政府的警覺，有關方面便下令偵訊。蔡元培無奈輾轉于青島、日本、紹興、上海等地，一方面學習德語，準備赴德留學以躲避風頭，一方面仍從事教育和革命活動。

在時局動蕩的情況下，蔡元培一定是受商務印書館之托為此書作序。當時，他署名“山陰蔡民友”，在序言中如此寫道：“拿破侖之名，稍涉西史者無不震之，然徒震其名而不究其何以致勝、何以取敗，與夫智力之何以養成、權謀之何以張布，則如腐儒之痛罵秦皇，鄉愚之艷稱諸葛，徒資談柄，何足控博？”蔡元培認為，此書有一個極重要的價值，即提示英雄人物與時代潮流的關系。

拿破侖是一位頗具爭議的歷史人物，他有過人的才智和魄力，又有著一些明顯的缺點。他通過征服活動，將法國大革命的理念傳播到歐洲各地。對此，蔡元培予以高度肯定。他寫道：“立憲政治、民族主義，則雖繼以正統主義之障害，而終不為之摧阻，此誠不能不歸功于拿破侖之動力……”

值得一提的是，1903年，中國大地革命風潮迭起，思想界風雷激蕩，中國要不要革命，能不能革命，成為無數熱血青年高度關注的問題。而此書出版時，“蘇報案”（辛亥革命前著名的反清政治案件，是清政府為鎮壓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潮而羅織的文字獄）已經爆發，章太炎與鄒容也已被抓，但還沒有審判。想必，蔡元培撰此序言的主要目的，也間接表明了他堅定地反對清朝統治的民主革命態度。

不過，蔡元培絕不是不講原則的“濫好人”，哪怕是好友所托。1913年，國民黨元老吳稚暉曾專門拜托蔡元培為某友作序。吳稚暉是蔡元培相交四十余年的老朋友，考慮到吳稚暉的情面，蔡元培先答應了。不過，蔡元培看完書后，發現作者“書中議論，尊英抑法，有太武斷處”，便婉言謝絕。

晚年居港時，蔡元培通過劉海粟結識了港穗名畫家鮑少游。對方先是送他一幅畫，然后掏出一本書希望蔡元培作序。結果蔡元培隨意翻了翻，便發現書中有硬傷，最后毫不客氣地直接拒絕。這也顯示出蔡元培性情直率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