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蟲志》的表層結構是一個仕途失意的故事，但是作者又為“失意者”配置了一個顯赫的名字——魏征，以及與這個顯赫的名字相適配的出眾才華。絢爛才華與仕途失意碰撞出的遺憾與悲情，歷來是故事的看點，難的是如何在流口常談中寫出鐵樹開花。在仕途的起點，魏征比他的千古名臣前輩要幸運，初入仕途直接任職市委政研室，盡職盡責，能力才情在領導和同事中都得到認可，但在幾件大事上總是磕磕絆絆，有不可預測的意外使然，也有個人性格因素的必然。在栲栳街改造項目中，他提出的三條改造理由邏輯嚴密，卻因未能預見改造后的商業生態崩潰而成為眾矢之的；在黑島申遺工作中，他基于專業判斷提出異議，卻因此得罪領導，徹底失去了晉升機會；為大領導起草講話稿，他出現筆誤，釀成事故，三十年勤勤懇懇的工作成果也隨之付諸東流。這些挫敗構成了一部職場“不得志百科全書”，每一個場景都能讓體制內讀者找到共鳴，結果就是當初最有才華、最被看好的魏征快到退休還原地踏步，同期入職的其他同事早已在更高的職位、更顯赫的人生戰場上策馬揚鞭。故事并不復雜，一目了然，當代魏征與長安小吏李善德四目相望，華發早生，給足同道中人“于我心有戚戚焉”的唏噓不已。

但《昆蟲志》并不是典型的現實主義寫作，小說在人物關系和結構枝蔓上的諸多考量都表明，通過對社會問題的鏡像呈現提供情緒價值并不是小說的深層意指。小說中的主要人物，除了魏征，就是“我”——魏征的多年同事、好友?！拔摇笔巧鐣ㄐ姓J知標準中的成功者，雖然才華不如魏征，但在仕途上游刃有余、順風順水。小說敘事主要是在“我”與魏征的對話中展開的，輔之以必要的客觀描述，補齊完整的故事鏈條。小說中同時出現成功者和失意者兩個主要人物，在人物關系和敘事意圖上通常會出現兩種模式，一種是人性視角，通過深度開掘對立的兩類人物的精神世界、行為方式，探究人性本能與外部環境糾纏下形塑的復雜人性；一種是社會視角，在兩個階層、身份、命運對立的人物之間的強烈矛盾沖突中，鋪展波瀾起伏的社會圖景，并導向對社會現實的批判。《昆蟲志》不屬于這兩者中的任何一種。小說中，無論是成功者“我”，還是失意者魏征，都是內核穩定、邏輯自洽、絕不擰巴的人設，成功者一方與失意者一方維系著微妙的平衡，保持對話的平等?！拔摇苯o魏征的那些職場建議，都被魏征以昆蟲的名義搪塞過去了。成功沒能改造失意，失意也沒拒斥成功。井水河水各流各的，陽關道獨木橋各走各的。

“我”和魏征都不是“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從始至終，“我”和魏征的人設都沒有變化，而這種平面的、自洽的人設姿態恰是當下生存狀態和人生信條的表征——當規則不可撼動，與其四處出擊，不如在舒適圈里建構自己的規則；而成功與失意的平行并置更是對現實分野、階層區隔的直接鏡像——既是對現實的被動接受，也是對規則的消極抵抗。小說借助“我”和魏征具有強烈社會隱喻性的人設與互動關系，間接回應當下社會中某些具有代表性的社會情緒與話題，如網絡媒介上經常出現的“普通人如何過好一生”“為什么拼盡全力依然過不好這一生”“躺平還是卷起來”“是精神的勝利，還是精神勝利法的勝利”“職場牛馬生存法則”，等等。小說中，“我”與魏征的每次交流，都是順應規則一方與抵抗規則一方的對話場域，是雙方充分表達各自邏輯與選擇的自述。這也是小說敘事的深層結構試圖討論的核心問題，即：到底何謂成功？成功與失敗的界限是什么？

昆蟲是《昆蟲志》乃至老藤小說中醒目而特殊的標志性存在。近年來，老藤借鑒古典文學技法，以生物譬喻人物，在其創作中搭建了一個生機盎然的生態園，其中有歡騰的動物：鷹、蛇、驢、狍子、狗魚……有葳蕤的植物：鋼筆水花、拉拉秧、牽牛花、白樺、狗尿苔……如今又增添了斑斕的昆蟲：螢火蟲、藍蜻蜓、蘭花螳螂、蟋蟀……草木藏風骨，蟲豸顯人心。這些律動的生靈構成了老藤小說完整的比興體系，也書寫著一種態度：在自然與詩中棲息。魏征與昆蟲的關系構成了《昆蟲志》中另一組具有象征意味的關系。如果說“我”與魏征的關系是現實世界秩序的象征，那么魏征與昆蟲的關系則是精神世界寄托的象征。一只只昆蟲意象共同編織了一張意義之網，當同僚們執著于職務晉升的零和博弈時，他卻在小蟲子的世界中發現了無限寬廣的精神棲息地。通過這種雙重敘事，小說解構了社會同行認知中成王敗寇的單一價值判斷，構建起一個失意者的“平行宇宙”，魏征的“失意”在“平行宇宙”中獲得了詩意的救贖。

魏征與昆蟲的關系，呈現出由觀察到認同，再到自我投射的深化過程。最初他只是客觀觀察螢火蟲的發光特性，到后來將藍蜻蜓的多維視角內化為自己的工作方法，再到退休前以黑蝴蝶自喻，完成精神蛻變。這種遞進關系揭示了一個存在主義命題：當外部世界拒絕給予認同時，只有通過建構自己的意義系統獲得存在尊嚴。《昆蟲志》的敘事暗合了“無用之用”的傳統智慧。在講究實用主義的職場中，魏征對昆蟲的癡迷被視為不務正業，但這種看似無用的愛好恰恰成為他抵御世俗執念的解藥。

小說結尾處，魏征選擇提前退休創辦昆蟲標本館，這個情節具有深刻的象征意義。黑蝴蝶的意象暗示著靈魂的涅槃重生，從體制內的邊緣人轉變為昆蟲文化的傳播者，魏征完成了從“被定義”到“自我定義”的主體性覺醒。這個開放式的結局超越了傳統官場小說的窠臼，不再糾結個人在體制內的沉浮得失，而是指向了更為本質的問題：當社會評價體系與個體價值追求發生沖突時，人是否有勇氣遵循內心的召喚。之于三十年勤勤懇懇的工作，魏征并不是一個成功者，但在成功者的輝煌塵埃落定的時候，魏征則闊步走向人生下半場的精彩舞臺。

《昆蟲志》將昆蟲學知識、官場生態觀察和存在主義思考熔于一爐，用八種昆蟲搭建起連接世俗世界與精神超越的隱喻橋梁，創造了一種官場書寫的全新范式。在這種書寫中，失意不再是需要掩飾的恥辱，而可能成為通向精神自由的契機；快意也不必然依賴外在成就，而可以源自內心世界的豐盈自足。這種對“成功”與“失敗”的重新定義，使得小說在職場敘事泛濫的當下，展現出獨特的思想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