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有云：“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意思是，無須擔心沒有職位，就怕沒有當得起那個職位的能力。不怕沒人知道自己，就怕沒有足資成名的才華。這是一種君子之憂，總害怕德不配其位，名不副其實。所以位在君子眼中并不是最重要的，能力才是。名不是最心系的，才華才是。現在有些人唯憂爭不到位，哪管自己有沒有那個德行和能力，生怕自己成不了名，才不管才華和學問是不是出眾。特別是新媒體時代，一些人只想成為網紅明星，恨不得一夜暴得大名，卻又絕不“求為可知也”。

于是有了各種別出心裁，各種“興妖作祟”，乃至丑不驚人死不休，一心要吸人眼球、博取流量，因為一朝成名，利則隨至。對他們來說，實實在在地享有金錢物質，那是真切可感且最為實惠的。至于道德學問，多了他們也不覺得是種榮光，少了他們也不以為恥。《論語》所言，只是被這些人當作圣人的經典語錄，雖然承認其精妙，卻并不依言而行。取位求名，是一些人的終極目標，至于通過漫長的學習沉淀，提高道德學問水準，他們是決計不會吃那個苦頭的。在講究速度和效率的今天，提升要快，成名要早，已然成為他們心中的追求。我有時也很疑惑，圣人之言，到底是最高標準，還是基本準則，古之士子果真能身體力行之？

后來讀到宋朝程門四大弟子之一謝顯道的一段相關論述，讓我很是吃驚，他說：“此論猶有求位求可知之道，在至論則不然，難用而莫我知，斯我貴矣，夫復何求？”他認為，即使“患所以立”“求為可知”，終究還是落入了求名取位的世俗窠臼。一個人若在品德與才能上都達到足夠的境界，就無需刻意去追求外在的名與位。因為當內在的價值已經足夠支撐人生，則外在的認可就不會那么掛懷。這真是到了范仲淹所追求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之境界，道之所存，學之所養，即便窮居野處，籍籍無名，也絲毫不影響那份高貴之氣。這就是一個真正士子的秉性和精神。

思念及此，我不由得心中大慚，一直以來，雖不至于戚戚于貧賤，但偶爾還是會汲汲于功名。想著圣人之言，遂“患所以立”“求為可知”，奮發向上，孜孜以求，豈知終究還是不能掙脫藩籬。今聞謝顯道之言，始知人的境界真的有天壤之別。

好在《中庸》有言：“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道與道高者之差距，至少有了追趕的目標。反正一生都在修行，無非是時間長點，用力深點，在力行體悟的過程中，也許自有一份從容暗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