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以帶血的手和你們一一擁抱，因為一個民族已經起來。”這句來自穆旦名作《贊美》中的詩句，被2025年高考作文（全國一卷）用作寫作材料，使得詩人穆旦再次引發關注，而且，這次影響的范圍更為廣泛，受眾群體已不僅僅限于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研究者和穆旦詩歌的熱愛者。梳理近三十年來的穆旦接受史，自上世紀90年代中期出版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大師文庫·詩歌卷》中將穆旦置于全卷之首，穆旦其人、其詩開始漸漸廣為人知。這之后，隨著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生態的變遷，穆旦的經典化程度也得以大大提升。

穆旦1949年3月在泰國曼谷

中南大學中文系教授易彬關于穆旦的研究，與這一進程緊密相關。自本科時期讀到《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大師文庫·詩歌卷》，他開始接觸穆旦詩歌，到碩士和博士論文都以穆旦為選題?？v觀易彬二十多年來的學術研究歷程，穆旦是他最主要的研究對象，相關研究的文字已成系列：《穆旦年譜》處理的是編年問題,《穆旦與中國新詩的歷史建構》是史論的路數,《穆旦詩編年匯校》著眼于版本,《一個中國新詩人——穆旦論集》是專題論文集,《穆旦研究資料》（上下冊，與李怡合編）是研究文獻的匯編。

而在今年上半年出版的《幻想底盡頭：穆旦傳》，由《穆旦評傳》經過較大幅度的修訂而來，則屬于綜合性的寫法?！芭c同時代的重要作家相比，穆旦的自我闡釋類文字明顯較少。”某種意義上來說，這或可理解為穆旦無意于對自身形象的建構，但在客觀上，盡管有少量殘存的日記、書信等史料，穆旦人生中的某些重要節點，對后世而言，仍存在諸多晦暗不明之處。為解決傳記寫作所面臨的難題，易彬自認是以窮盡的方式去搜集穆旦的各類相關文獻。此書被稱作是“一部以文獻丈量生命的傳記”，易彬希望能盡可能通過第一手或直接相關的背景文獻，貼著穆旦來寫，去查實每一個歷史節點的內涵；同時，也致力于“提供一種廣闊的傳記知識背景”，在他看來，20世紀的文化語境盤根錯節，復雜難辨，傳記（也包括年譜）類著作很有必要突破傳（譜）主的單一性文獻的局限。突破的力度越大，越能呈現出廣闊的傳記知識背景，也就越能呈現出復雜的時代面影。希望讀者在進入穆旦并不順暢的人生故事的同時，也能讀出歷史本身的復雜含義。

易彬

《幻想底盡頭：穆旦傳》，易彬著，上海文藝出版社2025年2月版

一個風格獨特的“中國新詩人”

中華讀書報：作為一位長期研究穆旦的學者，您認為為穆旦作傳最大的必要性和獨特性是什么？與其他詩人傳記（如郭沫若、徐志摩）相比，穆旦的生命史對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而言，提供了怎樣一種獨特的樣本？

易彬：1994年出版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大師文學·詩歌卷》，將尚不廣為人知的穆旦推為新詩第一人，引發學界的熱烈關注。二三十年來，穆旦的文學史地位已然確立，而他那更為豐富的生命形態與歷史內涵也已呈現。實際上，隨著近年來新文獻的批量出現，我也深感2010年版《穆旦年譜》、2012年版《穆旦評傳》等著作已有修訂和擴充的必要。關于《幻想底盡頭——穆旦傳》的獨特性，我覺得出版推薦語：“一部以文獻丈量生命的傳記”是很好的概括。在我看來，文獻的準確與翔實是傳記寫作的第一要義，傳記作者應該有窮盡相關文獻的意識（雖然事實上不可能將其全部運用到寫作之中），知曉文獻的邊界和那些實有的、可能的生命形態。因為文獻不實（或沒有仔細查閱，或簡單襲用各類二手文獻乃至道聽途說）而產生的認知偏差不在少數。在不同的場合，我都談到過希望通過盡可能翔實的文獻，展現一個更豐富、更立體、也更貼合歷史的傳記形象。也談到書名“幻想底盡頭”，是想強化對于穆旦生命形象的展現。其中有兩層含義，首先是“幻想”，然后才是“盡頭”。在人生不同的階段，穆旦都有過熱烈的、美好的“幻想”，卻往往遭到挫敗。放眼20世紀中國，類似的遭遇很多知識分子都曾經歷過，穆旦的獨特之處在于他那不斷燃燒的生命熱情（投身于戰爭、辦報等大事件）、對于祖國的摯愛（1953年排除重重阻力從美國回來）、對于文化所寄予的希望（希望翻譯帶來“中國詩的文藝復興”），以及對于詩歌藝術性與個人性的守護、對于知識分子崗位意識的著意尋求（秉持“良心”辦報、在困厄的年代里持續翻譯等），這使得他雖遭受不斷的失敗、挫折和磨難，而依然堅持自己的工作（翻譯）；終至走到“幻想底盡頭”，也依然保持著自己的聲音。

中華讀書報：詩歌評論家謝冕將穆旦比喻為“一顆始終被烏云遮蔽的星辰”，非常形象恰切，也非常打動人心。您如何評價新詩史上的穆旦？換言之，您心目中的穆旦是怎樣的一種形象？

易彬：在謝冕老師的評價發出的時刻，穆旦確實還是一顆“被烏云遮蔽的星辰”。放眼新詩史，穆旦是在20世紀40年代嶄露頭角，50年代隱失，80年代被重新發現，90年代之后，逐步獲得廣泛的詩名和文學史高位。1996年列入“二十世紀桂冠詩叢”、將謝冕老師的《一顆星亮在天邊》作為序言之一的《穆旦詩全集》，也是具有標志性意義的事件。因為今日所獲具的文學史地位，很多人會想當然地認為穆旦當年是很有影響力和非常受歡迎的詩人，實則穆旦生前不過是一位聲名比較微薄的寫作者，是一位小人物（主要身份是小職員），他在時代的激蕩下成長，在語言和人生的雙重涵義上探索、磨礪自己的詩歌風格。他原本也有機會獲得更高的詩歌聲望，但被劇變的時代強行扭斷。在留學歸來直至去世這二十多年里，穆旦在很多時候保持著沉默，而無論是被時代風氣所鼓動所寫下的、還是歷經磨難而殘存的詩篇，都保持著自己的聲線。而那些為數巨重的翻譯行為，也有著詩歌使命和詩人形象的內涵。這就是這部傳記努力去勾描的詩人穆旦形象。

中華讀書報：在中國新詩史上，穆旦因其詩歌風格的異質性，可以說是一個獨特的存在。其實，同時期的詩人受到的影響大同小異（比如西方現代主義的影響，戰亂歲月等時代因素等等）。在您看來，穆旦身上哪些特質使得他成為如此獨特的個體？

易彬：首先還是要考慮時代的因素。傳記的第二章植入語文教育的視角，是想強調在新的教育背景和成長環境之下，穆旦相比于此前的詩人，所呈現出來的新的代際特征。穆旦在中學階段進入著力培養“具有‘現代能力’之青年，使負建設新中國之責任”的南開學校，又逢教育部頒布新的、明確強調現代語言能力的中小學課程《暫行標準》，這種“現代”教育環境形成了穆旦成長的總體背景。而穆旦中學階段的寫作即已表現出一種持重的品質，和對于語言、對于寫作題材的敏感。隨后他進入清華大學外文系，系統地接受了西方文學的熏染，則是進一步加固了中學階段所接受的知識與教育。英國詩人、理論家燕卜蓀的教導被認為是關鍵性的，讓“沉浸于浪漫主義詩歌中的年輕人”“慢慢學會了如何去體會當代敏感”，穆旦也通過寫作實踐和詩文翻譯進行更深層次的理論體悟與技巧研習。

文學教育之外，現實的磨礪也非常重要，也可能更為重要?？箲鸨l之后的大遷徙、特別是從長沙步行至昆明的三千里路途，1942年參加中國遠征軍、在戰場上的生死經歷，直接改變了穆旦的人生方向，而穆旦也將這些個人經歷內化為切實的詩歌經驗。

穆旦在語言和人生的雙重涵義上成長：不斷去探索現代漢語的潛能，賦予其詩以獨特的語言向度與藝術魅力；而又充分熔鑄個體經驗，其詩歌有著可以觸摸的現實底色與生命質感。個人性、時代性與藝術性的這種平衡，使得穆旦最終成為一個風格獨特的“中國新詩人”。

豐富，和豐富的痛苦

中華讀書報：穆旦的人生經歷中，早年的“破落戶子弟”出身和長其近40歲的魯迅很相似。您指出，魯迅作為“家道中落”的“孩子”最終成長為“毀壞”“鐵屋子”的啟蒙者，同樣“沒落”的查良錚卻沒有以類似的方式“長大成人”。這一對比視角很有意思，也很具啟發性。請您就此簡要談談。

易彬：不知讀者有沒有注意到，這本書封面“幻想底盡頭”五個字用的是魯迅體。責編在封面設計時跟我交流，說這本書一開始就展開了與魯迅的比較，中間也有線索，到最后魯迅還是穆旦的精神支柱，用魯迅體也正相宜。實際上，關于穆旦與魯迅，我之前寫過一篇《雜文精神、黑暗鬼影與死火世界——穆旦與魯迅的精神遇合》，其中只有少許事實的勾描，如穆旦不同時期的詩歌、書信所涉及的魯迅，更多地是藉助文本的內在線索展開。穆旦與魯迅在寫作行為與精神氣質上有相似之處，如對于時代語境的敏銳感知，對于個體心靈的擔當，但在現實人生、時代語境及相關文學命題方面，彼此所采取的擔當路徑還是多有分途。因為少有實證層面的線索，可見以魯迅文學遺產為核心的新文學傳統已經內化為寫作者的精神資源。不過，限于寫作體例，傳記沒法多展開這方面的話題。

中華讀書報：“豐富的痛苦”是穆旦詩歌的內核和精神底色。您認為這種痛苦的核心來源是什么？是來自現代主義詩歌技藝與時代要求之間的張力，是知識分子“改造自我”的內心掙扎，還是其個人性格與命運使然？

易彬：“豐富和豐富的痛苦”，出自1942年2月寫下的《出發》，曾被用作穆旦逝世二十周年紀念文集的書名，編者應該是想藉此來展現這位詩人的精神特質。穆旦總是能敏銳地察知到個體與周遭世界的緊張關系，這源于他的敏感心性，中學階段的詩文作品即有流露；也跟他所接受的文學教育有莫大的關系，穆旦筆下“那些表現自我的殘缺、分裂、被動以及描繪‘我’與世界的敵對和隔絕的詩作”，不僅僅來自現代主義詩學資源，還可以往上追溯至柏拉圖哲學理念和基督教精神（李章斌觀點）。個人遭遇以及戰爭環境之下的動亂時局，也加劇了穆旦詩歌的精神向度。穆旦1940年代期的一些詩篇，比如，有著強烈的現實諷喻與憤慨的《饑餓的中國》，也內蘊著對于個人境遇的省思，“我們只希望有一個希望當做報復”，傳達了一個渺小的個體在充斥著“苦難”與“死亡”的現實世界里所領受到的“虛空”與“恥辱”情緒，對于黑暗、對于行將被毀滅的自我的敏銳感知，以及對于幸福的遙遙企盼。這大致可視作穆旦早期詩歌形象的一種歸結。

中華讀書報：在您看來，穆旦最大的精神遺產是什么？對于當今面對另一種時代復雜性的青年知識群體和寫作者，穆旦能提供怎樣的啟示？

易彬：穆旦所經歷的戰爭的殘酷、所遭受的磨難，或非今日讀者所能想象。他所遭遇的語言環境，比今日更為博雜、更多傳統的陰影和政治負壓。而他對于祖國的情懷、對于文化的熱忱以及對于（翻譯）工作的韌性，也有非常豐富的內涵。對于今日的青年知識群體和寫作者而言，面對時代的復雜性，如何找到自己的“崗位”、保持自己的聲音，又如何在個人性、時代性與藝術性之間尋求寫作平衡，穆旦的寫作與人生是能提供啟示意義的。

打開新的問題空間

中華讀書報：通過這次深入的傳記寫作，您對穆旦的詩歌是否有了一些全新的、不同于純文本批評的理解？能否舉例談談？

易彬：在穆旦這里，知人論世的批評還是更具效力。新發掘的文獻、各種時代因素的深入勘察以及對穆旦寫作行為的細致爬梳，都可能會帶來對于穆旦詩歌的新認識，打開新的問題空間。一個非常恰切的例子是新發現的穆旦關于從軍的文字，特別是語調悲愴的《苦難的旅程——遙寄生者和紀念死者》，為解讀穆旦的那些跟戰爭有關的詩篇，特別是《隱現》《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提供了更恰切的視角和事實的支撐，能讓讀者更真切地感知從戰場歸來的詩人何以全無“英雄主義的壞趣味”或勝利者的喜悅，而是以莊嚴的詩劇體式來反思現代文明，書寫死亡和“遺忘”的主題。另一個顯在的例子是藉由對穆旦寫作行為的考察而獲得的認知。穆旦是非常勤于修改的詩人，不同于別的傳記的是，這本書中貫穿著穆旦詩歌版本與編年的線索。希望讀者不要把它看作簡單的考據或學究式的操作，我把它看作一種寫作的需要，若沒有這條線索，穆旦寫作的某些秘密，特別是生命末期的境遇將很難得到清晰的呈現。

中華讀書報：您從1994年大學時期開始注意到穆旦，碩博論文也是以穆旦為題，在其后的20多年里，編著有《穆旦年譜》《穆旦與中國新詩的歷史建構》《一個中國新詩人——穆旦論集》《穆旦研究資料》等一系列作品。請您談談自己的心路歷程。20多年的投入，穆旦其人、其詩、其研究之于您個人，有著怎樣的意義和影響？

易彬：想想也是很奇妙的事情，一顆偶然間埋下的種子，日后長成了大樹。最開始是直覺，也有重要事情的觸動，如2002年采訪楊苡、杜運燮等四位穆旦友人，后來慢慢地成為一種學術自覺，會有意識地搜集穆旦的各類文獻，也會去延展各類相關線索，比如關于民國時期的中學、大學教育的文獻，關于抗戰特別是中國遠征軍的文獻，關于新中國前后留學歸國的文獻等；也會去做一些田野調查，在天津、北京、長沙、南岳衡山、昆明、蒙自等地。在這些過程中，經常會有一些意料之外的發現和一些有趣的人生交往故事（后記寫到了一個故事）。二十多年已不是人生的短距離，一個人由青蔥歲月到知天命的年紀，這個系列研究實證了我作為一位研究者的成長與存在意義。個中甘苦已無需多言，有一個樸素的感受愿與大家分享，那就是研究是一種堅持和耐性，它會讓你穿過時間的長河，深入時代的內部，發現事物的秘密，從而展現研究的深度和廣度；同時，也會讓你找到應對世界的方式，往大處說，就是找到安身立命之所在吧。還有一點也很重要，務必保持開放的學術視野。所以在穆旦研究的同時，我也做了為數可能并不算少的其他研究工作，也會從中去尋求視野的對照和工作邊界的拓展。

中華讀書報：與此相關，也請您談談這20多年來穆旦研究的發展歷程，以及其中所折射出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生態變化。

易彬：穆旦屬于被埋沒而又被重新發現的詩人，穆旦生前身后的起伏遭遇，在不少寫作者那里也同樣存在，只是深淺程度不同而已。這類現象可謂文化語境不斷蛻變以及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轉型和縱深發展的重要表征。在1990年代中期，穆旦被推為新詩第一人，看似突兀，從1980年代中后期開始的以現代性為主導的現代文學研究語境來看，實際也可說是一個合乎情理的發展結果，是現代性思維的一次夸張的展現。在引發熱烈的討論乃至爭議之后，相關研究工作朝著更為學理化方向持續推進，隨著對于現代性的反思、對于古典的再發現、對于文學場域各類因素的重勘、對于各類寫作和文本的辨析，現當代文學研究視域更為開闊，文學經典化的格局漸趨穩定，穆旦已被公認為現當代文學史上最具代表性的詩人之一。有必要提及的是，隨著近年來數據庫建設日益勃興，現當代文學研究的“文獻學轉向”得到了熱烈的討論，對于文獻的重視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穆旦相關的文獻工作也是卓有成效的一項。這個風格卓著的“中國新詩人”的生命形態與豐富的歷史內涵，已經能夠得到更翔實的文獻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