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隱身于一朵小花，

萬物傳播祂的名。

但被祂驅逐的人心，

并不知道祂近在身畔。

——埃迪特·索德格朗，《哦，天堂般的澄澈》

多年前，讀到芬蘭詩人埃迪特·索德格朗（Edith So?dergran，1892-1923）的一首短詩《群星》（Stj?rnorna），我立刻被吸引了：

當夜幕降臨

我立在樓梯上細聽，

群星在花園里蜂擁，

而我立在黑暗中。

聽，一顆星叮當一聲隕落!

請不要光腳走入外面的草叢：

我的花園里落滿了星星的碎片。（本文所引詩句均為作者自譯）

所以，在構想我的“詩人與花”寫作計劃時很自然就想到了她，寫出“我們應該像珍惜沙漠開花的瞬息那樣/去愛被病魔糾纏的漫長歲月/和閃爍希望的短暫時光”的詩人，怎會不寫花？至少她有一本名為“玫瑰祭壇”的詩集。果然，我很快找到她寫的一首詩《風信子》。和D說起這事時，他正沉浸于探索各種神秘主義，聽到風信子，怔了一下，隨口說：“據我所知，艾略特也寫過風信子。”于是，T. S. 艾略特的繆斯“風信子女孩”艾米莉·黑爾（Emily Hale）便從幕后現身，一個空靈、矜持、沉默的女性。從1930年至1956年，艾略特給她寫了一千一百三十一封信，他在自己的詩歌和戲劇中，為她塑造了哭泣的女孩、風信子女孩、記憶中的玫瑰、沉默的女士、殉道者和舞臺明星等角色。當然，另一個艾米莉不可或缺：艾米莉·狄金森，她的花園美不勝收，還有專門的“風信子時節”。艾米莉在答謝友人阿德萊德·希爾斯夫人贈送球莖的信中寫道，“雪會指引風信子到它們的伙伴沉睡之地，在薇妮圣潔的花園里”，并隨信抄寫了圣保羅的一句話：“我們不是都要睡覺，乃是都要改變。”（《哥林多前書》15:51）實際上，變化時刻都在發生。春天勃發的生命力，如迪倫·托馬斯的詩句中“穿過綠色莖管催動花朵的力”是一種自然力，也是智慧的能量，在它的光照下萬物都在發生著變化。在狄金森的詩《我為你照料我的花》中，這種力化成“明亮的缺席者”：

我為你照料我的花—

明亮的缺席者！

我的吊鐘花綻開淺橘色的

縫隙—此時播種者—在幻想—

天竺葵—在著色—點綴斑點—

低矮的雛菊—遍地—

我的仙人掌分開胡須

露出她的喉嚨—

康乃馨—傾吐芳馨—

蜜蜂—采擷—

我藏起的—一株風信子

露出褶皺的頭—

傾倒芳香

從它的小瓶罐—那么小—

你驚嘆于它們如何蘊藏—

這球狀的玫瑰—撐開了絲綢的薄瓣—

狄金森在給一位友人的信里這樣說：“我期待能給你看看風信子，它們的美令人自慚形穢，雖然在一株花前畏縮也許不明智，但美常是羞怯的，也許更多的是痛苦。”美與痛苦似乎總是相伴相化，想想梵高的畫作，還有誰比他更能將兩者完美融合？盡管在1930年11月3日寫給黑爾的一封信中，艾略特說，“我對你的愛已越來越細膩。我主要是為你而寫，永遠”（見Lyndall Gordon, The Hyacinth Girl: T. S. Eliot’s Hidden Muse, 2022），但兩人的情感幾乎不為人知。黑爾的信件直到2020年1月才從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特藏室的密封箱中被公開，而她寫給艾略特的信早已被燒毀，得知相愛三十多年的艾略特再婚他人后她曾經歷了精神崩潰。薩福有一首詩《一個女孩》，如同一曲哀歌：“就像山上的野風信子，/總是被牧羊人走過的腳步撕扯傷害/直到紫色的花朵被踩踏在地。”

索德格朗作為“新女性”出現，她的詩激越地表達了二十世紀初女性意識的蘇醒與對現代女性機遇的信念。在她短暫而激烈的一生中，痛苦對于她來說，不只是肉體上的病痛與欲望、情感的挫折、生活的動蕩以及戰爭的傷害，她還有一顆被“創造者的痛苦纏住的心”（《瀑布》），這顆心雖被現實“濺著火花的錘子”擊打得破碎、疼痛但“狂喜”。在痛苦中狂喜似乎是種荒謬的說法，不過事實是，詩人身體的虛弱與她的欲望的亢奮形成了奇異的對子，創造欲在她病弱的脈管中澎湃，讓她把自己沉重的體驗（身體的病痛，生存的艱難、文化環境的歧視）彈射到樹梢、山峰或星空宇宙中。她臉色蒼白、發著燒、頻繁咳血，把自己比作秋天最后一朵花（“花萼里捧著死亡的種子”），卻在詩中發出強烈的訊號：“雷暴在我胸中，它將像流星一樣墜落。/我是一個暴風雨肆虐的神；/我用貪婪的眼睛將所有人吸入我的靈魂。”

索德格朗的詩里有眾多的角色，譬如亞馬遜人、童話公主、愛神與美的雕像，奧菲斯、狄安娜、阿里阿德涅、哈姆雷特、狄俄尼索斯等，也有大自然，她將大自然視為一切的基礎，她在詩中描述著“被太陽灼金的群峰”、阿爾卑斯峰頂、喜馬拉雅山麓，北歐的森林、湖泊與花園，她“輕緩地和被困的樹木交談”，她的詩篇里聳立著松樹、云杉、白樺、榿木，還有丁香、玫瑰、睡蓮、藏紅花、石竹花，以及風信子。

《風信子》一詩選自她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詩集《未來的陰影》（1920）：

風信子

I

我如此大膽地立著，充滿期待與喜悅。

命運會向我擲雪球嗎？

就讓雪在我褐色的發間飄拂，

讓雪冰冷我受祝福的脖頸吧。

我昂起頭。我有自己的秘密，我會怎樣？

我完好無損，我是不死的風信子。

我是春天的一株花，綻出粉紅色的鈴鐺

升起，帶著大地無憂無慮的歡悅：

我活在卓絕，安然，無可匹敵的世界里。

II

我是一株生長在鐵硬的大地上的風信子。

折下我，生命啊，用你強大而多汁的手。

我親吻你的手，它比我的更多汁。

折下我，作為獻給女王的珠寶。

若是有一位無憂無慮的女王，

就讓她把風信子像權杖一樣握在手中吧，

它是春天纖美易碎的象征，是太陽的親族。

對照索德格朗的生平，這首詩幾乎堪稱是她自身的隱微寫照，我將嘗試對索德格朗的這首詩進行傳記式的解讀。

詩的第一節釋出少年的大膽與幻想，即使預見未來可能遭遇的厄運（命運的雪球、冰雪），敘述者仍挑釁般“昂起頭”。在1914年一戰爆發之前，索德格朗生活在一個相對安全美好的世界：她出生于圣彼得堡，父母都是芬蘭的瑞典裔人，母親家境優渥。她在圣彼得堡一所最好的德語中學接受教育，這所學校以優質且多樣化的教學聞名，索德格朗在那里學習了德、法、英語和俄語，文學課會品讀歌德、席勒、波德萊爾、果戈理和其他經典作家的原文作品，打下了扎實的文學和語言基底。作為一個居住在俄羅斯的芬蘭人，她最早的詩歌語言是德語，仿照海涅和歌德的詩作寫作。她青少年時期寫下的兩百三十八首詩被編入《油布筆記本》，其中兩百十六首詩是用德語寫成，一首俄語詩，五首法語詩，二十六首瑞典語。索德格朗十六歲時被診斷出患有肺結核（她的父親在前一年因此病去世），從此終身被疾病與死亡的陰影籠罩。1912至1914年間，她兩次赴瑞士溫泉度假勝地達沃斯療養（托馬斯·曼的小說《魔山》描述了那個時期聚集在達沃斯的精通政治、哲學、宗教和醫學的人）。達沃斯療養院的圖書館藏有大量西方文學經典，索德格朗接觸到了莎士比亞、惠特曼、阿爾加儂·斯溫伯恩，以及尼采、叔本華和奧地利神學家魯道夫·斯坦納等人的著作，很可能也是在這一時期，她接觸到德國表現主義、法國象征派、俄國未來派和彌賽亞主義的思想。從芬蘭偏僻之地來到一個知識分子云集的地方，得以結識諸多來自整個歐洲的頗具天賦、持有新觀念的人和最新的思潮，令她眼界洞開，促成了她的國際視野的形成與初步的女性意識的覺醒，為她的寫作儲備了內在的能量。這段經歷堪稱“卓絕”“無可匹敵”。所以，這一時期雖有病患隱痛，但總體上是“受祝福”的時光，可以無牽掛地開出“粉紅色”花朵。

“我有自己的秘密”，這一句如果對照《愛神的秘密》這首詩讀，就可以看出她的秘密并非只是女孩的心思情愫，而有更為深遠內涵，她的“愛神”召喚有創造力的超越了性別的新人類，和他一起創造一個新世界：

我的生命是紅色的。我活在我的血液中。

我沒有拒絕愛神。

我的紅唇在你冰冷的祭壇上燃燒，

我了解你，愛神——你不是男人也非女人，

你是蹲坐在神殿里的大能，

你崛起，比怒吼更狂野，

比投擲的石頭更兇猛，

你從全能者的圣殿之門

向世界擲出恰切的宣告之言。

索德格朗詩作是對界限和自我意識的逾越，她的詩觸及宇宙、太陽、星星和太空，是對被選中和無所不能的幻想的狂喜，盡管這也意味著痛苦和犧牲，她選擇同時承載這些：“我將拯救世界……/當我疲倦地躺在床上/我知道，在這雙疲倦的手上，是世界的命運”（《直覺》），一個秘密的使命。

索德格朗所處的1910年代是一個劇烈動蕩的歷史時期，第一次世界大戰、俄國革命、芬蘭獨立和內戰相繼爆發，這段時期也是現代主義興起，各種思潮云涌的時代。其中第一波女性主義浪潮從十八世紀的啟蒙時代起源，推動著女性自主意識到超越性別認同政治的觀念的塑成。索德格朗身處其中，她以詩發問：“我高昂起頭的女性自由在哪里？”她宣稱“我是我自己的法則”，她修改以花之榮枯隱喻女性的傳統作法，將自己作為一顆果實呈現在情人面前（這是一顆“對于樹枝來說太過沉重的果實”），與《創世紀》中伊甸園里的禁果遙相呼應，喻示著反叛與重塑。1918年12月，這位二十六歲的女詩人給赫爾辛基一家報紙《今日新聞》（Dagens Press）寫了一封公開信，標題為“個性化之藝術”，除了向讀者介紹自己的第二部詩集《九月的詩琴》，她還寫道：“這本書并不是面向普通讀者，甚至也并非為精英知識界而作，而只是為那些最接近未來邊界的少數人所寫。”她在信中以響亮且熱切的語氣提出挑戰，要求那些“少數人”進行個性化的創作。這紙宣言讓名不見經傳的索德格朗立到斯堪的納維亞先鋒藝術歷史的前沿，預示著北歐詩人對其抒情傳統的歷史性突破和新的現代詩歌的誕生，同時響應了這一時期在歐洲文化中心的其他現代主義前衛藝術運動的宣言。索德格朗在公開信中還宣稱，她自己和被選中創造新藝術的少數人具有特殊地位，“我”，當居于創造性個體的中心。她寫道：“為了崇高的目標，我不惜犧牲自己的每一份力量，我過著圣人的生活，我沉浸于人類精神的最高境界，我避開一切低等的影響。”但是，這一宣言對索德格朗來說是災難性的，它引起了當時文化記者與文學評論家的嘲諷，瑞典首屈一指的報紙《首都日報》（Hufvudstadsbladet）的一位知名專欄作家坦承自己“厭惡尼采式癲狂的女人”，但仍會用“最強倍數的精神望遠鏡”來裝備自己，以便能看到“這位女詩人的一點光彩”。幾十年后，她的摯友、芬蘭評論家哈伽·奧爾松（Hagar Olsson）談到當時公眾對她的公開信宣言的反應：“這樣的聲音前所未聞。這是現代人的意識，它突然出現在我們守舊的文化環境中，盡管經歷了世界大戰和內戰，（芬蘭）仍然完全沉浸于過去，并相信自己處于未經改變的狀態。”所以，詩中的這一秘密，實際上已是一種公開的挑釁式宣告，以神諭的形式發出超乎時代的宣言。

在《風信子》一詩的第二節，“鐵硬的大地”出現，對于一株花來說，這不是什么好兆頭，對于索德格朗，它喻示著現實境況的嚴酷與生活艱難。她的第一本詩集《詩》（Dikter）出版于1916年，兩年后，第二本詩集《九月的詩琴》（Septemberlyran, 1918）即將出版時，世界已在戰爭、革命和叛亂的“血泊中沐浴”。十月革命使得她和母親投資烏克蘭的債券化為烏有，赤貧的母女倆住在芬蘭偏僻的卡累利阿地峽外祖父留下的破舊老屋里，常與饑餓為伴。很快，那里也成了戰爭地帶，有時她甚至能從廚房窗口聽到槍聲，因為附近發生了激烈的戰斗，或是勝利的白衛軍正在處決紅軍戰俘。索德格朗的詩在這之后大都寫于饑餓、肺結核、被迫流亡或被戰亂吞噬的威脅之下，所以“鐵硬的大地”非常凝練形象地概括了這些磨難。接下來“折下我”這兩個祈使句，似乎是向更高的生命體發出請求，帶有一種自我獻祭的意味。這并非急難中的求救，反而是渴望著獻身，將自己匯入（更多汁）生命的洪流中。這里的女王并非某個具體人物，而是美的化身。在《美的雕像》一詩中，她寫道：“我看到了美……每天我捧著玫瑰走向我的女王，/跪在她腳下哭泣。”權杖是權力與意志的象征，讓風信子變成“美”的權杖，即是將其作為一種世界精神的工具，一個新時代到來的象征。

索德格朗相信詩能改變人的精神的荒涼狀態，能從頹廢中提振人性，因為藝術能使生命變得神圣，藝術家擁有引導他人的內在力量。索德格朗用寫作塑造了一個現代的新的自我，這個“我”超越了性別定義，可以同時重疊孩童、青年、男人和女人；這個“我”可以化身大自然，成為水、火、風，可以赤足穿越太陽系、創造或毀滅，它展現出一種非人格的自我，透過它，抒情精神的目光穿透了萬物的基底。很明顯，索德格朗從尼采那里汲取了許多靈感，這為她塑造了一種歷史和哲學視野，也難怪她把自己稱為尼采的“長女”。她稍早的詩《在尼采的墓前》，發出“長女”取代“長子”的篡奪式的宣告：女性當承擔起繼承這位“偉大獵手”的精神的責任，邁著“眾神般的步伐穿越大地”。這位穿裙子的查拉圖斯特拉就像尼采的“超人”，這是她作為藝術創作者為自己選定的角色，也是她的詩學隱喻的焦點，組織的核心。

《風信子》詩的最后一句“是太陽的親族”，指出言說者“風信子”與超越者“太陽”的關系，引出自身超拔的靈性來源，為脫離僵死黑暗之地帶來某種希望。這句也可視作借助于生命對自由的渴望，詩人表達出對創作自由的向往，如《現代女性》一詩中的“我是邁向自由和自我的一躍”。風信子與太陽的關系還可以追溯到古希臘神話（傳說風信子是從為了太陽神阿波羅而死的雅辛托斯的血泊中長出的花），一個為愛獻祭的故事。太陽這個意象在索德格朗的詩中比比皆是，譬如：“我在太陽上行走，我站在太陽上，/除了太陽，我一無所知”，“我是猩紅太陽的笑紋”，“我和太陽一起歡笑”，“我在太陽下得到激情”，太陽是她“頭頂的王冠”等等。在這首詩中的末尾出現的太陽，更像是一個“明亮的缺席者”，它代表了意志、生命力和超越精神。整首詩在此結束，但索德格朗還有很多話要說，在她心中，“孩提時聽過的童話在哭泣”，她流著“無人看到的悲傷而偉大的苦澀淚水”，帶來觸動、激勵、安慰。如果你曾被生活殘酷地啃噬，曾身處陰冷死寂的境地，你會聽到她的安慰之音：“冷靜，我的孩子，沒什么大不了的。/一切如你所見，森林，煙霧，與逃離的鐵軌/在遙遠的地方，/有一片更藍的天空和一墻的玫瑰，/或是一棵棕櫚樹，一陣更輕的風/——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