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G網絡與邊緣計算技術，使文藝生產—接受進入“零時差”狀態。文藝作品的創作、發布、傳播與接受過程實現了即時化、同步化，消除了傳統媒介的時空延遲。新媒介，尤其是短視頻平臺、人工智能等的出現，造成了文藝接受方式的極大改變，過去是用眼睛劃過文字而產生無限的遐思，現在是借助AI閱讀文字在耳際的短暫停留；過去是書讀百遍其義自見，現在是三五分鐘的音/視頻解讀。紙媒時代“從前慢”所造成的接受滯后性為數媒時代的即時性所替代，海德格爾所言“此在的時間性”被壓縮為即時反饋的電子脈沖。“新時代環境下，需要打開思路、拓寬眼界，以觀察更廣大文藝群體的創作行為，思考如何認識與評價新形態下的文藝現狀，如何引導大眾文藝向健康的方向發展。”（1）

2025年4月19日，“新媒介時代與文藝大眾化”學術研討會在河南新鄉舉行，來自全國各地的專家學者、青年批評家、媒體記者等60余人參會，圍繞新媒介時代與文藝大眾化的總議題，以及新媒介語境下的文藝大眾化理論、文藝接受范式、文藝大眾主體，新媒介形態與大眾文藝的形式和內容，數字大眾文藝的實踐探索等分議題展開討論，從媒介之變、觀念之變、主體之變、文體之變四方面，以及文學本質不變的恒常性中，思考新媒介時代文學的言說方式。

一

媒介之變：物物而不物于物

《莊子·外篇·山木第二十》中有言：“物物而不物于物，則胡可得而累邪！”闡述了一種用物而不為物所累的哲學觀念，器物的發明和技術的革新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也不斷更新著人類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物我關系成為需要深思的問題，“善假于物”固然是理想的物我關系，可技術的革新有時也會脫離某種既定的軌道，沖向不可預測的未來。以數字化、網絡化和智能化為核心技術的第四次工業革命，為新媒介的產生提供了技術支持。麥克盧漢在《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一書中所言的“媒介即訊息”在當今更加具體，媒介完成了從口語媒介到文字媒介再到電子媒介的更新，來到了具有高度數字化，超強交互性、即時性與全球性，AI深度介入等特征的數字化媒介時代。新媒介的出現打破了傳統媒介的諸多限制，為當代文學提供了多種言說的可能性。

面對當下媒介之變，如何平衡物我之間的關系，如何更好地運用技術來促進當下文藝繁榮興盛，與會者闡發了各自的思考。河南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陳云昊指出，面對新媒介時代，學界存在“積極、消極、中立、轉化”四種態度。

持積極和轉化態度的學者認為，新媒介蘊含著無窮的潛力，能夠為當下文藝創作提供技術層面的助力。福建師范大學文藝批評中心教授南帆從新媒體與大眾文藝理論的思考談起，提出“在以互聯網為中心的大眾傳媒時代，以文字、影像等匯聚的虛擬空間催生了富有活力的文藝形式，這是技術革命帶來的文化的革命”。《新華文摘》編審、文藝評論版主編陳漢萍從切身經驗談起，提出依托于網絡平臺的文學視頻使傳統的文學批評有了“出圈”的可能。她從文學視頻的概念、特征、意義及存在的問題等方面展開討論，認為盡管文學視頻存在“簡單化解讀”“誤讀”“批評的異化”等問題，但瑕不掩瑜，文學視頻的崛起深刻影響了文學批評生態，文學視頻與其他新媒體批評一道，推動了批評的大眾化運動。中國作家網主編王楊從數字媒介賦能大眾文藝談起，指出媒介的重要性，她認為新媒介的發展使文藝接受者能夠積極參與文藝創作，自由地表達自我。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講師劉欣玥則認為B站（Bilibili視頻網站）評論對文學獎的銳評，實際上積極參與了當今技術時代文化權力的再分配，這種解構和重構文化機制的行為是新媒介技術時代所特有的。

持審慎態度的學者認為，盡管技術的發展為人類提供了諸多便利，為文藝生產、傳播、接受，乃至大眾化提供了媒介載體和技術支持，但是它背后不可避免地存在資本的操控和技術對人的異化。蘇州大學文學院資深教授王堯以中國文學為例，探討了新媒介與人文學科的未來走向。他認為新技術和新媒體的興起，尤其是與新大眾文藝相關的批評，正在推動人文學科發生歷史性變革，影響其研究方向和議題。文化現實的均衡性結構被新媒體等因素打破，導致文明和知識生產的機制發生深刻變化。人工智能的更新迭代使人文學科受到極大的沖擊，關于“人”的話題討論越來越少，關于技術的話題增多，對人文學科造成極大的困擾。“在面對新媒介造成的變化的時候，不要一味地趨新，而是保持一定的警醒。”無獨有偶，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張清華認為，文藝大眾化或者新大眾文藝的出現實際上表現的是一種倫理的變化，從普遍的文學倫理—啟蒙倫理—政治/革命倫理的轉變，新媒介尤其是AI技術的出現對于人類主體性和尊嚴構成了挑戰，從而對文學倫理造成一定的挑戰。杭州師范大學人文學院教授洪治綱指出，新媒介以其多模態、交互和超鏈接的特性重構了人類獲取、加工、儲存和傳遞信息的路徑，深刻地影響了人類的認知模式，使得大眾能夠更自由地參與信息發布與傳播。然而，盡管新媒介提供了全新的發表平臺并降低了創作的門檻，但也帶來了知識外腦、信息繭房和認知固化等挑戰。

二

觀念之變：文律運周，日新其業

“文律運周，日新其業。變則其久，通則不乏。”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強調：“互聯網技術和新媒體改變了文藝形態，催生了一大批新的文藝類型，也帶來文藝觀念和文藝實踐的深刻變化。”（2）當今互聯網技術高速發展的時代，大數據、區塊鏈、萬物互聯、虛擬空間、人工智能等技術的革新進一步促進了文藝觀念的諸多變化。貫穿百年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文藝大眾化思潮、大眾的概念、大眾與文藝之關系等問題，在新媒介語境中生發出新的內涵。相比于傳統媒介，尤其是紙媒在創作、傳播、接受周期上的繁復和精英化趨向，新媒介前所未有地降低了文藝創作的門檻，形成了即成—即傳—即評的大眾化趨向。面對諸多文學觀念、概念及邊界界定的模糊問題，與會者將文藝大眾化現象放置在百年中國新文學發展的歷史譜系中，探究其源流，并對大眾、大眾文藝、新大眾文藝等概念進行厘定。

“文藝大眾化是近百年來中國文藝發展的主潮。”（3）實際上，無論是五四時期先覺者們為改造國民性而提出的具有啟蒙意味的“國民文學”，還是1920年代后期創造社有感于國家危亡而提出的“大眾文藝”，以及1930年代初左聯提出的“文藝大眾化”的口號，都具有自上而下的屬性，且國民、民眾、大眾等邊界并不清晰，加之大眾的文化水平有限，1930年代以前的文藝大眾化運動仍由精英階層主導，以“普及”為主。然而，自1942年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具有前瞻性地提出“站在無產階級的和人民大眾的立場”（4），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等內容，加之開展掃盲運動、提高群眾的文化水平等一系列教育活動，文藝大眾化實現了由“普及”到“普及與提高并行”的轉變。張清華認為，不同于“文學的普遍倫理或永恒倫理、啟蒙倫理以及政治化的革命倫理主導下的文藝大眾化。隨著技術變革，即新媒介時代的發展，文藝大眾化面臨著新的挑戰和機遇”。面對文藝大眾化在當前所面臨的挑戰與機遇，洪治綱指出“新媒介統攝下的文藝大眾化，其實主要是創作主體的大眾化問題”，強調了新媒介時代創作主體大眾化的重要性。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王彬彬則通過梳理文藝與大眾之關系的歷史演變，認為存在政治主導的文藝大眾化和媒介主導的文藝大眾化兩種文藝大眾化。王彬彬強調媒介技術的進步，如印刷術的發明和字體的變化，對文藝傳播和通俗化的影響，并重新思考“普及與提高”的關系問題，提出在文藝大眾化的同時，應堅持高雅藝術的高峰，不斷提升通俗藝術的品質，以保持當代文藝的多樣性和高質量。中央民族大學文學院講師李強從分眾化角度指出，1990年代以來當代文學的大眾化實質為分眾化，“市場化與意識形態控制并存，構成了討論新大眾文藝的重要前置條件”。他提出“走向真正的人民大眾，共同體格局作為打破以純文學為中心差序格局的設想”，“在構建共同體時應尊重分眾化的現實，而非強行統一宏大敘事”。

除了對新媒介語境下文藝大眾化概念、特征、歷史源流等內容的討論，與會學者還從各自角度對新大眾文藝進行了詳細辨析。王堯首先指出大眾文藝概念的由來，并剖析了新大眾文藝在不同的歷史時期與階級、資本、技術的關系。他認為，盡管新大眾文藝目前還是個現象，也有可能成為思潮，也有可能產生新的作品，但它已經開始重構文化現實，也重構了研究文學史的邏輯和文學批評的知識體系。沈陽師范大學特聘教授孟繁華則從大眾文藝觀念入手，梳理了百年來大眾文藝觀念的變革及其表征，指出“新大眾文藝從創作實踐到現象的提出，首先是一種文藝觀念的變革，它是對普通人參與文藝創作的一種積極回應、肯定和支持，它意味著文化權力的重新配置”，“新大眾文藝觀念的確立，重新確立了普通人在社會結構中的地位，特別是在文藝創作主體上的地位”。沈陽師范大學特聘教授賀紹俊區分了大眾文藝和新大眾文藝的概念，認為二者是一脈相承的，體現出黨堅持文藝人民性的思想，它們都是一種文藝的類型，是一種客觀的存在。但是當大眾文藝或者新大眾文藝作為一種思想主張提出來的時候，就賦予了這種客觀類型以自主性，也就意味著要將大眾文藝納入主流文藝的領域之中，并賦予大眾文藝更明確的社會功能和文化內涵。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郜元寶從文學動力學的角度出發，談到隨著時代的變遷，文學研究的視野和方法、大眾與小眾之關系都在發生深刻的變化，大眾與小眾在文學中互為主客、交叉跑動的關系，突出了共生關系的重要性。

不同于上述學者在回望歷史中對新大眾文藝的探討，中國作家協會創研部副研究員李壯、暨南大學文學院副教授唐詩人等青年學者則立足現實，探討新媒介與新大眾文藝現象之間的關系問題。李壯指出“新大眾文藝的邊界很廣，某種意義上是不確定的”，意識形態色彩、市場和產業、新質生產力和文明轉型彰顯出新大眾文藝提出的背景邏輯。唐詩人則圍繞技術創新、媒介融合及共同進化這三個核心概念，分析了新大眾文藝在當前媒介技術迅速發展的背景下，所面臨的問題和機遇。他指出面對技術進步，新大眾文藝需探索新的藝術語言和敘事美學，以適應年輕一代的感知方式和理解現實的新思維方式。

三

主體之變：人稟七情，應物斯感

艾布拉姆斯在《鏡與燈：浪漫主義文論及批評傳統》一書中提出文學批評的四大要素：作品、世界、作家、讀者。作家和讀者分別為創作主體和接受主體。在新媒介興起之前，創作主體和接受主體之間通常有嚴格界線，盡管創作主體在創作時會預設隱含的讀者，接受主體也會有自己的期待視野，但二者并不會在作品完成之前有太多交集，而自媒體平臺的興盛和人工智能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文學主體的流動。學者們大都敏銳地察覺到了這一變化，圍繞創作主體的大眾化傾向、人機協同主體性之辨、接受主體參與式傾向、文藝批評方式新變等話題展開討論。

首先，創作主體由專業化趨向大眾化，新媒介運用的簡單化特征導致文學創作門檻的降低，“創作不再是專屬于‘專業作家’的事。普通人如果有表達的欲望，有書寫的基本素養，只要手持移動終端，注冊新媒介賬號，就可以進行文學創作。”（5）針對這一變化，孟繁華談到新大眾文藝的提出重新確立了普通人在社會結構中的地位，特別是在文藝創作主體上的地位。新大眾文藝以普通大眾為創作主體，他們是各行各業的勞動者，而非專業文藝創作者，憑借個人對文藝的熱愛和興趣，利用現代技術和媒介平臺參與文藝創作。廈門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劉月悅指出，對于新媒介時代的文本生產而言，敘事策略中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就是對情緒的捕捉和回應。在新媒介時代，情緒動力學已經成為出圈的文學作品共通的一種敘事策略。廣東省作家協會主席、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謝有順從日常經驗出發，提出新的寫作群體的出現，如外賣員、清潔女工、賣菜工等平凡的勞動者，正在用一種全新的、一手的、可貴的經驗書寫新媒介時代的文學。

無論創作主體是精英還是大眾，都是鮮活的擁有肉身經驗的“人”，然而人工智能的更新迭代，使人的主體性受到挑戰。張清華談到人工智能時代IP化傾向，分析了新媒介和人工智能對大眾文藝和創作者主體性的影響，指出“當AI能夠模仿和超越人類創作者的風格和創造性時，其對個人創作主體性構成挑戰”。山東大學文學院教授尹林提出不同的觀點，他認為：新媒介、新技術出現并不一定代表著“新”的產生，“不管產業革命進行到哪一步，人類的主體精神才是真正的發展動力。只有我們的文明更加先進，AI才能給我們提供更加精準而有效的服務”。

其次，接受主體由被動接受到主動參與。《文藝報》記者、青年評論家羅建森，從大眾文藝的互動式生產角度分析了新媒介的出現對文學創作的影響，指出短視頻平臺，如抖音、快手的出現進一步打破了創作者和用戶之間的界限，促進了大眾創作的興起，使內容生產與傳播機制的互動性增強。這種全民創作和互動式生產催生了“網紅”和“網絡梗”的形成，改變了大眾文化的傳播方式。然而，也需要警惕創作者與接受者的互動導致的文本可修改次數增多、試錯成本降低和創造者態度不端正等后果。同樣對參與式創作持保留態度的還有河南大學在站博士后鄭慧文，她以小紅書、B站、抖音等媒體平臺上文學的“二次創作”現象為例，從“自我表達的圈層性”“等級制度的解構與重構”等方面，思考人的主體性問題，反思“大眾時代的‘我’是否真正具有自我性”。除此之外，王楊談到新媒介和新技術的結合，改變了過去以大眾閱讀或者欣賞為主的單向接受模式，促進了越來越多的人去參與創造內容。文藝主體，尤其是接受主體的變化，直接導致了文學接受，尤其是文學批評方式的變化。

面對接受主體變化導致的文學批評方式的變化，李壯進一步談到文學接受中的碎片化問題，他認為“評論行為和評論形態碎片化形態，其實恰恰是互文的閱讀行為，以及閱讀習慣和審美預期的碎片化形態，在根本上又同現實生活經驗的碎片化形態同構”，并指出新大眾文藝評論形式的碎片化、互動性、專業與非專業性并存、真實性等特征，與傳統的評點式批注有著相似性。劉欣玥從讀者接受角度，討論數字時代的嚴肅文學讀法的變化，指出閱讀社交化在互聯網時代成為年輕人社交行為的一部分，嚴肅文學閱讀習慣正受到實時互動、沖動消費等新閱讀行為的沖擊。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講師韓欣桐也表達了相似的觀點，提出針對新媒介時代，表達平權所造成的傳統學院派文學批評生存空間被擠壓的挑戰，可以通過對短視頻平臺文學評論類賬號的觀察，總結出有效的批評方式和策略，如及時滿足性、功能性、對話感、當下感等，以應對新媒介時代文藝批評面臨的挑戰。

此外，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助理教授劉東及蘇州大學文學院講師牛煜，分別從新媒介視域下區域文學的重構和晚近文學創作與批評中的地方性話語的角度，談到了新媒介對區域/地方文學創作及批評的深刻影響。劉東通過“二人臺”藝人的演藝經歷，分析了新媒體如何改變傳統藝術形式的傳播和接受方式，以及這種變化對區域感性和文化體制的影響。牛煜則從新媒介、文藝大眾化、新東北、新南方、現實主義、現代主義等概念談起，分析傳統命名方式和分類方式在新的時代語境中的不可靠性，以及如何在當下破除命名的焦慮、批評慣性等問題。

四

文體之變：文變染乎世情

文體即文章體例，“包括形下的體制形態、語言特征、表現方式，形上的風格面貌、精神內涵等方面”（6）。中國文學經歷了詩詞曲賦的文體之變，并形成了較為穩固的文體形態，先秦神話、漢賦、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等不同時代文體之不同，反映出文體與社會風氣的密切關系。近代以來，現代機械印刷媒介的興盛，直接推動了白話文學的發展。此后，伴隨歷次工業革命的開展，媒介對文學文體之變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在新媒介語境下，“文學與新媒介的嫁接還產生了‘博客文學’‘微博文學’‘公眾號文學’‘彈幕文學’‘短視頻文學’等新媒介文體”。“電子媒介融合了圖文聲像的優勢，衍生出一系列混合式的新文體。”（7）面對新媒介語境下文學文體之變，與會者分別從不同的角度展開討論。

河南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王杰從跨媒介傳播與文藝大眾化的文體探索談起，提出跨媒介改編在推進文藝大眾化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她指出，在文藝大眾化過程中，不同文藝形式如何處理文字、圖像、聲音層面的關系，以及如何以審美方式回應社會問題和反映社會歷史變革等，是當下文藝的關鍵議題。山東大學文學院副教授邵部通過對比印刷術與輸入法兩種不同形態的媒介，提出當代文學是表音還是表意的問題。中國作家協會創研部副研究員劉詩宇從《黑神話：悟空》這一游戲文本的接受過程談起，提出當下文學作品接受存在困難，可能并不是人心浮躁的問題，而在于創作與讀者需求的錯位。《黑神話：悟空》因其強烈的文學性內核，不僅吸引了玩家和消費市場，也得到了官方的認可，體現了其在文學性和敘事藝術上的成功，為嚴肅文學創作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

廈門大學中文系講師胡行舟談到科幻文學同時具備的大眾與小眾特征，指出元宇宙作為一種終極媒介對于人類生存和科幻文學創作的影響，并通過對郝景芳的《宇宙劇場》、王威廉的《荒島朋克》和李宏偉的《國王與抒情詩》等文本的分析，指出青年科幻作家對元宇宙這一終極媒介現象的及時關注，以及從多維度對元宇宙所帶來的新的智能模態、元宇宙與文學的關系進行思考。同濟大學人文學院助理教授丁茜菡對微信公眾號、素人寫作等新的文體形式持辯證態度，她提出微信公眾號上的非虛構寫作內容如何影響社會景觀化的問題，指出微信公眾號的非虛構寫作存在二重療愈的作用：第一重是打破個體面對的社會景觀圍困；第二重是人類具體情境的廣泛恢復。但她也提出要警惕微信公眾號非虛構文學內容窄化、真相共識缺失等問題。

吉林大學文學院講師周鵬從新媒介時代的新鄉土敘事談起，他談到自2012年以來，以鄉村振興為題材的鄉土小說數量增長，質量提升，并隨著短視頻平臺的興起拓寬了鄉土題材的受眾群體。借助于虛擬媒介的載體效應，鄉土題材短視頻相較于傳統的鄉土小說創作來說，基本上實現了泛鄉土文學創作者和受眾的大眾化，帶來了鄉土小說審美風格的突破。

結 語

技術的發展、工具的革新為人類提供了諸多便利，不斷更新著人類的認知模式，從而改變作為人類精神產物的文學的樣態。在文字未產生之前，人類通過口耳相傳表達最原初的生活狀態和感受；隨著文字的發明，人類進入新的文明階段，占卜者的龜甲保留了人類古老的智慧印記；造紙術的發明，使大篇幅的文字有了依附，使華麗鋪陳、汪洋恣肆的文風成為可能；印刷術的發明，在加快文學生產速度的同時，進一步改變了文學的傳播方式；廣播、電視、網絡、移動終端的普及，使依托傳統紙媒的文學向虛擬空間延伸，實現了數字化的“在云端”。河南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楊丹丹談道，中國百年新文學發展史，實際上是文學跟技術的互動史。新媒介技術出現之后，對于文藝的大眾化產生了根本性的影響，其改變了整個大眾文藝的文學生態和文學生產機制。文學寫作的主體、文學的內容、文學的傳播方式、文學的語言形態都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然而，正如尼爾·波斯曼在《技術壟斷》中所言：“每一種技術都既是包袱又是恩賜，不是非此即彼的結果，而是利弊同在的產物。”（8）技術固然帶來文藝的多重新變，卻也造成了文藝的一些困境。1990年代，伴隨市場化浪潮而來的是解構崇高后人文精神的失落，以及“精英邊緣化”和“文學終結論”，這轟動一時的現象即是技術異化的一種表征。21世紀以來，盡管文學并未如悲觀者所言走向終結，但數媒時代的碎片化、同質化、失語化、流量為王等諸多特質，依然不可避免地使當代文學烙上了相似的特質。文學載道、言志、娛神的功用，逐漸向單一的娛樂化方向發展。面對技術帶來的弊端，文學該如何自處，如何于變動中保持恒常不變，從而更好地言說當下與未來，這些問題值得思考。也許只有回到文學的本質中，才能夠尋找到有效的答案。文學性即文學的本質，也就是文學之所以成為文學的所在，是脫離一切有形的或無形的載體之后仍然長存于世的精神，是無論新媒介如何發展，文藝如何大眾化，新大眾文藝如何發展，都不變的最本真的東西。具體來講，無論什么樣的文學，都是人的文學，是人的表現與被表現，即便是人工智能所創造的文學，也是經過人的協同操作和基于人類經驗的產物，某種程度上依然可稱之為人的文學。人的基于眼耳鼻舌身意的幽微的生命體驗和對真善美的追求構成了文學性。“雪中送炭，抱團取暖，歷經劫難仍有夢想，受盡欺辱不泯善良，就是那些人讓我們看到了生命的韌與強，看到了人間的情與義，看到了人心的慈與悲，讓我們在這受苦的人間，感受到了人間值得。”（9）在新媒介語境下，保持對人的書寫與對文學性的堅持，亦構成了當下文學言說的一種方式。

注釋：

（1）李桂玲：《新大眾文藝崛起，如何給這龐然大物畫像？》，《文藝報》2025年2月14日。

（2）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求是》2024年第20期。

（3）王本朝：《百年中國文藝大眾化的內在邏輯及其現實意義》，《中國文學批評》2025年第1期。

（4）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84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楊丹丹：《新媒介利于實現文學大眾化》，《光明日報》2025年5月28日。

（6）王芊：《文體學與文章學》，《光明日報》2025年5月5日。

（7）楊向榮：《媒介文化時代的文體新變及其反思》，《中國文學批評》2019年第4期。

（8）〔美〕尼爾·波斯曼：《技術壟斷：文化向技術投降》，第2頁，何道寬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9）韓春燕：《〈致江東父老〉：讓暗夜有燈火引路，讓窮途花朵盛開》，《文藝報》2020年9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