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春成:哪得不游戲
我一向喜歡看六朝的賦。尤其是那些詠物小賦,細密繁復中有一種天真,他們的眼還是孩童的眼,能像從未見過月亮似的揣摩那團清光,從未見過雪似的端詳其飄落。體物既精微,又愛窮形極相地刻畫,像是對外星人耐心地描述:“我們那有一種從天而降的結晶體,其為狀也,散漫交錯,氛氳蕭索;聯翩飛灑,徘徊委積……”又有來自佛經或亂世的無常感,這種詠物有時像臨別的凝視。田曉菲認為南朝人是最先描寫落花的,對此我存有懷疑,但明白她的意思,比起漢魏的渾樸,南朝是感官覺醒的時期,一覺醒便極端細膩。五感均細膩,就是簇擁而來的華美。又發現了四聲與駢偶的秘密,“體制一變,便覺聲色大開。”
江弱水在《古典詩的現代性》開頭便給出概括:“南朝的文學,歷代公認為極衰。李白詩云:‘綺麗不足珍’,杜甫詩云:‘恐與齊梁作后塵’……在正統的文學批評者看來,南朝文學兩大流行的風格和樣式,駢體文和宮體詩,前者是形式主義的,后者是色情主義的。有了這兩個惡謚,試圖為南朝文學的總體價值做出辯護已變得特別困難。”通行的說法是,南朝文學的受貶斥,是后人將政權的失敗歸咎于文學,但這無法解釋南朝美學的余脈與外延仍受貶斥。我在現實中就認識幾個朋友,對南朝文學評價很低,并無政治與文學史的成見,就是口味不合。我倒覺得這里頭有一種男性氣質對華麗的本能抗拒。
似乎有這么一種傾向,文人年輕時若詩風綺靡,壯年后往往要力求擺脫,或被要求擺脫。《河岳英靈集》載崔顥 “少年為詩,屬意浮艷,多陷輕薄。晚節忽變常體,風骨凜然。”就是一例。何其芳晚年有一句舊體詩:“苦求精致近頹廢,綺麗從來不足珍。”我感覺他是真的在反省《預言》、《畫夢錄》時期的頹廢與綺麗(這兩個詞正是南朝文學的關鍵詞),并不全出于政治風向。他如何從“你夜的嘆息似的漸近的足音”、“扇上的煙云”轉變為“我為少男少女們歌唱,我歌唱早晨,我歌唱希望”,過程令我困惑又著迷。黃仲則在《綺懷》末一首說“結束鉛華歸少作,屏除絲竹入中年”,似是對早期華美風格的告別,又說“自嫌詩少幽燕氣,故作冰天躍馬行”,他明明是一個“多愁多病身”,卻愛說“男兒作健向沙場”。我曾有小文論及:“在黃仲則的意識中,曾發生過一場美學的交戰,在他身上,北國再次攻陷了南朝。”“作健”二字,正是在陽剛氣質與南朝美學之間的掙扎。這種美學沖突可以推及對鄧麗君“靡靡之音”的抵觸,對唐國強“奶油小生”的嘲諷,再推遠一點,迪卡普里奧曾演過蘭波那樣的病態美少年,我覺得他是最逼肖的蘭波,蘭波、魏爾倫和南朝文學簡直聲氣相通,可他非要把自己弄得粗礪滄桑,走入現實的荒野才能拿獎。金庸寫林平之自宮后,衣飾變得艷麗,似乎是順理成章的,既然沒了雄性激素,對華美的渴望就掩襲上來。
另一方面,我又見識過一些父輩,他們以一種矯健而僵硬的姿態生活,連神經纖維都是筋肉虬結,他們警惕一切華而不實、頹靡的事物,報以鄙夷的態度,正因覺察出其中有搖蕩人心的誘惑。南朝的終結者和南朝文風的反對者隋文帝,看到長子楊勇對一副鎧甲加以紋飾,大為憤怒,正是出于這種心態。江弱水說:“在后世看來,南朝文人的錯誤就在于對文字危險的沉溺,并且引起人們對他們的文字的危險的沉溺。”
于是想看和黃仲則、何其芳反過來的變化,剛健和理性的崩解,一種沉溺或超脫。這兩年里,這幕場景總不時浮現:一名幽燕老將從漢魏的風沙莽莽中馳出,雄赳赳邁進南朝煙雨,下一幕他已變成一個裹著錦袍的病態貴公子,銀屏生寒,他在羅帕中咳血。這是故事之外彌散的故事。
五六月間,沉浸在這篇小說中,同時密集地看南朝的辭賦、宮體詩,流連于李賀、李商隱熱衷描寫的昏君的飲宴,也看一點波德萊爾,這個春夏之交過得很綺靡,充滿雨的瀟瀟、香霧的郁勃、蓮池動蕩的光與色。
過去常聽人說,寫小說到一個程度,人物會自行活動并發展出情節,我是不太信的。寫完這篇,有一點將信將疑。到后半截,確實有幾處讓我感到了他“勢必如此”,就聽其所為。石濤有一句題畫詩叫“哪得不游戲”,我很喜歡,里頭有一種“脫略誰能馴”的狂歡精神,有時想起,可以糾正一下我的拘謹。寫作應當是好玩的,要虔誠也要放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