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曉可，山西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在《小說評論》《文藝爭鳴》《當代作家評論》等刊物發表評論作品60余萬字，出版評論集《蓋茨比的鞋子》、學術專著《80年代文學的話語重建與轉型研究》，榮獲“趙樹理文學獎”等獎項。

擺在作家畢海林面前的，是一種有難度的書寫。這種難度來自兩個方面：一是戰爭題材的框定性限制與影響的焦慮。無疑，在此之前，已經有了兩個脈向的作品：“十七年”以來的紅色革命歷史書寫和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開啟的新歷史主義小說，這兩個脈向都留下了大量優秀作品。二是短篇小說的限制性問題。這種被譽為刀尖上的舞蹈的文體，以萬字左右的篇幅，在立意、結構、語言、人物諸方面都需要較好的呈現。所幸的是，《村莊大霧彌漫》（以下簡稱《大霧》）沒有讓人失望。它猶如一只麻雀，個頭雖小但五臟俱全，且一定程度上實現了靈動的飛翔。

《大霧》給人帶來的一個直觀感受，便是對于戰爭迷霧下畸零人的塑造。我們的文學作品中，有諸多作為社會畸零人的存在，這些大多與現代性的因子相關。以多麗絲·萊辛的小說《浮世畸零人》為例，其中塑造了一個被社會遺棄的畸形兒。他因外貌怪異被家人驅趕，在漂泊中屢遭欺騙與利用，最終以超現實的方式消逝于山谷。而事實上，對于戰爭，在宏大的主流敘事之外，對于殘酷戰爭陰霾下弱小生命個體的摧殘，以及由此造成的畸零人群的觀照，也同樣甚至更為需要，因為其往往面臨著更為嚴重的心靈主體性的破碎。在此，《大霧》做出了可貴的探索。在小說中，覃川與覃老漢雖無生理畸形，卻在戰爭這臺殘酷機器下淪為更深重的“畸零人”。覃川十歲時經歷父母橫死森林，他被村民驅逐出村，在饑寒交迫中跋涉于濃霧籠罩的荒野。他的世界因至親離世與故土放逐而崩塌，成為被命運拋擲的孤魂。覃老漢則背負著嚴酷的戰爭創傷——1937 年忻口戰役中，他左腿中彈，親眼目睹戰友小西瓜飲彈身亡。此后數幾十年如孤影般蟄居東湖村，那桿小西瓜用過的殺過八個敵人的槍既是榮譽勛章，更是鎖住記憶的枷鎖。他們的人生畸零并非個體的生理缺陷，而是戰爭撕裂時代留下的精神殘響，如同管涔山的晨霧，將個體困在歷史的褶皺里，既無法融入當下，也難以返回過去。

《大霧》的可貴之處還在于，它沒有止步于展現畸零人的悲慘，而是細膩地書寫了破碎主體性的傷痕彌合過程。老者與小孩的角色選取別具匠心，構成了一組互文依托的生命鏡像。覃川的兒童視角如同一面澄澈卻脆弱的鏡子，照見戰爭的殘酷性與成人世界的復雜。當他看到覃老漢豁著兩個黑洞的嘴巴時，非但沒有恐懼，反而認定“這就是我的爺爺”。這種孩童式的直覺，恰是對戰爭造成的親情斷裂的本能修復。而覃老漢的堅韌則如同一棵老樹根，在歲月的沖刷中依然深扎大地。他為覃川遞水時枯瘦手指的輕拍，生火做飯時沉默的忙碌，以及用綠軍裝為孩子擋雨的舉動，都在無聲地編織一張愛的網，將兩個孤獨的靈魂打撈上岸。孤獨的少年與堅韌的老人，在東湖村的石碾旁、炊煙下完成了一場跨越代際的救贖，就像濃霧中逐漸顯形的村莊。他們的生命在彼此的映照下，慢慢浮現出清晰的輪廓。

在《大霧》中，隨著故事的展開，更多歷史縱深處人物細節的復雜性與恒定性逐漸被細膩打開。首先，是細微處的真實人性探照。小西瓜母親被遠房表舅脅迫為妻的遭遇，村主任帶人逼迫覃老漢分地的場景，均展現了個體在宗法與戰亂夾縫中的掙扎與人性的善惡是非混雜。這些細節中的人物，打破了戰爭書寫中階級對立、善惡對立的二維敘事，讓歷史有了更立體的肌理。其次，在這背后，也有人物恒定性的一面，即人心美好與堅毅的人性微光：覃川對“爺爺”的天然親近，覃老漢對小西瓜母親的承諾堅守，以及一碗熱湯面、一件軍裝所承載的溫情，如同東湖村石碾子的紋路，在時光流轉中始終清晰，證明即使在歷史的大霧中，人心深處的善良與正義也從未熄滅。

廣闊的大地書寫與細致的物候書寫，是《大霧》的另一個重要特色，正是這些承載了豐厚的歷史記憶與愛的記憶。管涔山的原始森林是覃川童年的底色，那里有父母拾取的木柴、獵取的鳥雀，也有最終吞噬雙親的懸崖；東湖村則如同一處靈魂的渡口，潺潺的青河、錯落的房屋、筆直的大樹構成了一幅寧靜的鄉土圖景，而演武梁的叢林、西邊的土堡則暗藏著戰爭的密碼。這些地理坐標不僅是故事發生的舞臺，更是歷史的見證者。管涔山的風雪記錄了覃川的逃亡，東湖村的炊煙溫暖了他的重生，土堡的荒草則低語著小西瓜的犧牲。于此相契，物候符號的運用同樣精妙：清晨的冷霧既是自然現象，也是歷史迷霧的隱喻，它模糊了過去與現在的邊界，讓覃川得以在恍惚中化身為小西瓜，完成一場跨越時空的精神對話；牛的沉穩與羊的稚嫩，構成了老與少的生命對照；石碾子作為覃川童年的玩伴，在東湖村再次出現，成為連接破碎記憶的紐帶；而那桿掛在土墻上的槍，冰冷的木質槍托既觸碰著戰爭的殘酷，也維系著兩代人的精神聯結。

事實上，在我們人生的歷程中，記憶的傳承很多時候均源于那方情感的故土。這正如今年夏天，火遍網絡的農民工在《我的母親》中的文字：“墳頭上的草青了又黃，黃了又青，就像我的念想一樣，一年年總也斷不了。”《大霧》中的大地與物候，也如這般承載著生生不息的記憶。覃川在東湖村嘗到的第一口面湯，與管涔山溪流的清潤遙相呼應；覃老漢唱的山歌，飄過原野，與小西瓜犧牲前的哼唱重疊；土堡上的月光，既照亮過1937年的戰場，也照亮了覃川沖鋒的身影。這些記憶如同演武梁的草木，在時光中枯榮交替，卻始終有根可循。大地是記憶的容器，它讓那些在戰爭中消逝的生命，通過一碗面、一件軍裝、一個地名得以延續，而愛則是記憶的魂魄，讓覃老漢的堅守、覃川的成長有了精神的支點。

在抗戰勝利80周年之際，《大霧》的書寫更顯其特殊意義。當覃川與覃老漢“以奇怪的姿勢”走進東湖村時，那畫面與上世紀80年代莫言《透明的紅蘿卜》中黑孩鉆進黃麻地的場景形成了跨越時空的對話——兩個孤獨的孩子，都在大地的懷抱中尋找著生命的力量。這樣關聯，并非說《大霧》抵達了《透明的紅蘿卜》的藝術高度，而是意在表明，40年前面對戰爭書寫那份源自大地的溫情與人性，在40年后依然具有鮮活的生命力。那些關于戰爭創傷、記憶傳承、人性救贖的主題，從來不是過時的話題，而是如同管涔山的晨霧，總會在不同的時代以不同的形態出現，等待我們去解讀。

歷史的大霧或許永遠不會完全散去，但人心自有其恒定的軌跡。從覃川喊出“爺爺”的那一刻，到他在土堡上想象自己是小西瓜的瞬間，愛與記憶就在代際之間完成了傳遞。正是這份傳遞，讓我們在歷史的褶皺里，擁有了面向未來的希冀與力量，以及滋養一代又一代的情感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