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廣場KTV》這篇冷靜克制的現實主義小說中，70歲的父親張仲德如同投入平靜湖面的石子，驟然消失于買菜途中，激起的漣漪卻層層剝開了一個家庭深埋的隱痛。小說明線是常規的尋父故事，內核卻是一場對婚姻本質、贍養責任與個體自由之間永恒撕扯的深刻反思。作者薛舒以女兒張笑倩的視角切入，在父親失蹤的26小時里，撬動起一段橫跨數十年的家庭戰爭史。

在女兒眼中，父親張仲德與母親蔣來娣的婚姻，是實用主義與詩意生活的殘酷戰場。張仲德是困在工人軀殼里的“老文青”，一生執著于《詩經》起名、家庭西餐烹飪和《可可托海的牧羊人》的純愛追尋，這些“無用”的符號成為他抵抗庸常人生的武器。而蔣來娣則是土地里長出的現實哲學化身，她將每一分錢換算成紅燒肉，視女兒學習電子琴為“鈔票扔水里”，她堅持的是“勤儉持家”和“樸素生活”的“真理”，以沉默的堅韌維持著家庭齒輪的運轉。他們的沖突是兩種生命價值體系的根本性對立：一個渴望在生活之上縱情飛翔，一個只求在生活之中冷靜站穩。張仲德反復的“離家出走”，是一時興起的激烈反抗，卻也成了他蒼白而無奈的精神吶喊——用肉身短暫的逃離，宣告靈魂對窒息的反叛。

疾病如一面殘酷的鏡子，照見了親密關系的脆弱真相。蔣來娣的中風癱瘓，將家庭權力結構徹底顛覆。張仲德從被經濟鉗制，到意外獲得退休金與股票賬戶的掌控權，這微小的經濟自主權，成為他70歲“再出走”的潛在資本。而女兒張笑倩被迫卷入照護前線，她面對母親排泄物時的生理性抗拒，與對自己收養的流浪貓阿橘所表現出的無限耐心形成刺眼對照。原來血緣賦予的責任，未必能自然轉化為愛的能力。蔣來娣以絕食逼迫女兒尋夫，更揭示了病人隱秘的權力手段：當語言失效，身體成為她最后的談判籌碼。

小說最精妙的筆觸，在于將“出走”升華為一種集體無意識。張仲德去廣場唱歌、莊勇夢想的自駕房車之旅、阿橘的半路逃走，甚至張笑倩在地鐵里戴上墨鏡后的無聲哭泣，都是不同形態的“出走”宣言。“我愿意陪你翻過雪山穿越戈壁，可你不辭而別還斷絕了所有的消息”，《可可托海的牧羊人》的歌詞似乎成為張仲德們共同的生命宣言。他們要的不是憐憫，而是被承認為有欲望、有夢想、有自由精神需求的鮮活個體。盡管張仲德最終帶著西瓜平靜歸來，如同年輕時帶著絲綢歸來，無解釋亦無懺悔。但是這個開放式的結尾恰構成對讀者的靈魂拷問：我們是否也如張笑倩一般，用“孝道”與“責任”的錦緞，包裹著對老年精神世界的漠視？那些在廣場上笨拙起舞的身影，那些在移動KTV中放聲嘶吼的喉嚨，他們真正渴望的，或許只是被允許擁有“離家”的權利——哪怕只是靈魂的短暫放飛。

衰老不是生命的潰敗，而是存在困境的投射；婚姻未必是愛的港灣，卻可能是最深的樊籠；而廣場上喧鬧的歌舞，實則是無數銀發靈魂在捆綁中掙扎飛翔的姿態。《廣場KTV》不提供廉價的救贖，作者以手術刀般的精準，揭開了中國式家庭的某種現實：個體對自由的渴望，永遠在責任“樊籠”中撞得頭破血流。

（薛舒中篇小說《廣場KTV》，刊于《芙蓉》202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