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在《龍鳳歌》這部沉潛、醞釀十年之久的長篇小說力作中，胡學文以其厚重深情、靈動質樸的筆觸回望了鄉間的舊夢。一匹飛馳奔騰的棗紅馬，串聯起講故事與聽故事的人、父輩與子輩、師徒之間百轉千回的情感羈絆。作者在描摹生命個體的情感認同過程中，融匯了“南方”與“北方”的“在地性”特質，整合了從“地方”到“地方感”再到“無地方”的文化體認過程，于張力之中注入想象的力量。胡學文在小說中深描了朱家四代人的微觀生活史，折射出歷史與現實之變和倫理之思，也將生命體驗中的“愛”和“怕”呈現得舒朗而深邃。同時，胡學文并未停留在對歲月流轉中的民間技藝進行“百科全書式”的呈現，而是在世間萬象的觀照之中，專注地思索道德品格的分量，讓“技”成為“道”的具象化表達。

關鍵詞

《龍鳳歌》；地方書寫；民間文學；情感認同

一

從一定意義上講，長篇小說《龍鳳歌》之于胡學文個人寫作生涯而言，至關重要。應該說，這是一部“北方懷胎，南方分娩”的特殊文本?？梢韵嘈牛鷮W文是懷揣著寫作《龍鳳歌》的念頭來到南京的。從2011年到2021年這十年間，《龍鳳歌》這部作品讓胡學文始終縈繞于懷，即便在寫作《有生》時，他對這部長篇小說也一定心心念念。我們從這部長篇的寫作發生學層面來考察，更篤信了這部作品在胡學文內心的分量?！靶≌f仍以北方大地為背景，但我嘗試融入一些南方元素。寫作求新，一點點變化也是好的。至少，我去做了。這也是生活的饋贈?！惫P者堅信，胡學文是一位謹嚴的、有敘事耐力的作家。他在寫作中不斷回望，在回望中又不斷拓展人性、精神、靈魂視域，整飭著個人記憶與時代之間的隱秘關系?！拔业墓枢l在河北省最北部，與內蒙古接壤。沽源與康保、張北、尚義四縣合稱壩上地區。壩上是高原的邊緣，海拔一千五六百米，比張家口其他地區海拔高一倍多，因而張家口分壩上壩下兩部分。壩上氣候寒冷，因處在高原邊緣，反比靠北的內蒙古要冷，數九天低溫常在零下三十至四十度。風也大，不刮風的日子少而又少，而且沒有規律，常搞突然襲擊。”來到南京后的胡學文，愈發深入地感受到這座城市的包容和濃郁的文化氣息，因而，他并“沒有那種漂的感覺”，而是順利地完成了從“此地他鄉”到“私密愛人”的過程。從一定意義上講，寫作發生的“出發地”和“回返地”，在胡學文新的文本敘事空間里，開始呈現新的風貌，或更多的可能性。

毋庸置疑，小說家對地域的感知和情感認同，無疑會深刻影響作品中所營造出的氛圍或感覺結構。他們通過對富有地方特色元素以及文化意蘊的發掘和生動描繪，將自己的“地方感”融入文本。冷冽的北方冰雪，綺麗的江南煙雨，干燥的中原黃土，諸多小說常在閱讀之初便會讓讀者生成對地方的清晰把握。然而，隨著作家自身的地域變動，其筆下的地域特色又往往會被重新激活或是變得曖昧模糊。文本中的這種地域元素的“帶入”，便會生成一種“猜謎”式的審美風格，并制造出較大的審美張力。在這種雜糅交匯的地域風貌中，文本往往會敞開更大的敘述空間，但是，同時也為寫作者的創作帶來更多的挑戰。我們常常見到南方作家筆下的南方往往地道傳神，而當他們離開故土，遷徙他鄉，其語言意識和方言特色反而愈顯鮮明。這也使得他們筆下的南方更顯水韻靈動，生動鮮活。這一現象，我們完全可以以余華和格非為“實證案例”，在這里，我們暫時恕不贅述。然而，我們卻鮮見中原地區的作家在移居江南后，能將他們在江南獲得的“歸屬感”以及對南方經驗的想象和重構，包括通過“他者”視角了解、感知到的習俗，巧妙地“嫁接”、鑲嵌到自己曾有的故鄉背景及其經驗之中?，F在，我們看到，在胡學文的《龍鳳歌》當中，卻不斷呈現出這樣的表現。小說里的麻婆子第一個吸引馬秋月的故事，便發生于南京。一對情侶明明彼此深情相愛，卻因為家族的肆意阻撓而不得不分開。相約殉情的兩個人即將赴死，女孩江心蓮跳崖后竟被滔滔江水所阻擋，而終未了結。第二次自殺依然被救下，最后，她索性嫁給江邊救下她的漁民。這一嫁，實則重新打開了忠義的內涵——并非惟有“殉情”可解，而是敘事從“地方”到“無地方”，即作家對生命的坦誠觀照。在這里，倘若這個故事并不是發生在南京，而是發生在沒有水域的地帶，就很難想象，作家對這樣的故事、情境的處理，會選擇怎樣的策略？而他們的愛情和命運又將會出現怎樣的扭轉？在此，我們也不免思考，如此“明顯”甚至有些突兀的“南方故事”，為什么會出現在胡學文的文本當中？在這里，我們不妨梳理胡學文這部長篇小說的寫作發生。也就是說，我們或許可以從這部《龍鳳歌》看出，胡學文在“換了水土”之后的寫作樣態和變化。

地域的變動使胡學文擁有了更為豐富的地方經驗，可以說，其在《龍鳳歌》當中所穿插的關于金陵燕子磯的愛情傳說，正是其糅合移居地和原居地素材的結果，形成異樣的俗世風物志。小說中，有關“他鄉”的描述，陌生而新奇，構成作家自覺融合多地域文化的文本呈現。當然，在這方面做出嘗試的作家不僅有“來到南方”的胡學文、孫頻、葛亮，也有“去往北方”的格非、徐則臣等。這些“突然到訪”的作家對移居地的認識與再次歸屬，似乎讓我們看到了他們自身及其地方書寫中更為長遠的可能性。小說的后半部分，胡學文又重提了梁尚谷和江心蓮的愛情傳說。彼時，朱紅女兒考上了南京大學，她們執意要帶朱光明和馬秋月去南京看看。他們共同游覽了夫子廟、玄武湖、大報恩寺、明孝陵，也來到了心心念念的南京長江大橋。就在這時，馬秋月想起了當年從麻婆子口中聽說的第一個故事。和馬秋月相似，朱紅對南京也有熟悉的感覺，她對于南京的了解，均是從丈夫劉長腿的講述中得來的。從這段情節中，我們似乎能夠感到，原來生活在中原地帶的鄉村農民，耳中也會不時傳來關于江南的傳說軼事。那種陌生化的感知和體悟，如果不曾真正踏到那片土地上，便永遠是神秘的傳說。在地域變動與文化融合的過程當中，神秘和陌生逐漸被祛魅和消解，貯存在記憶中那種玄奧的感覺，卻始終流動在故事的情節中，人們穿梭于時間與記憶里，既百感交集又流連忘返。顯然，在這里，作家絕非將兩塊土地、兩個情景的元素肆意嫁接、拼湊，而是實現著對于地域的超越。

“我從來沒有把作家分為南方作家與北方作家，文學沒有國籍，通向的是人類的精神家園。若說差異性，更多是體現在內容方面，比如小橋流水、梅雨季的描寫，南方作家肯定比北方作家有感覺。寫作《有生》時，我既注重整體的架構，也在意細部的描寫，比如主人公之一羅包在冬日某個清早的感覺，寫了近千字。”地域的風土對作家的影響，并非簡單地體現在實物的復刻上，而且更為深層地觸動著生命個體的思維限度。胡學文對“南方”的展示豐富了故事的容量，也延展了審美的詩性之維。無論是《有生》還是《龍鳳歌》，胡學文的文本中有諸多豐富細致的風景描寫。山川河流、飛禽走獸、物品陳列，他將鄉村日常生活和故事發生地的環境、場域滲透呈現，從而生成自身細膩且厚重的寫作特質。

實際上，在胡學文眼中，寫作不分南北。南北方作家固然存在若干差異，然而通往故鄉物理之路似乎已被切斷，故鄉仍存在于精神記憶，已然成為更持久且散發著馨香的精神力量。“此地他鄉的命題，在中國文化的語境中有特定的蘊含。吟詠故鄉情結在古今詩文中是一個強大的傳統，即以當下文壇而言，莫言、張煒、賈平凹、劉震云等都以愛恨交加的鄉土文學書寫見長?；磉_的蘇東坡則以‘此心安處是吾鄉’的詩句開拓出新的境界。有人從現代性的角度闡釋孫甘露此地他鄉的論斷，現代城市斬斷了人們與鄉土的血脈聯系，人人在城市中都是匆匆的過客。”如果說孫甘露的寫作軌跡歷經了從先鋒寫作到上海敘事，并完成了將上海作為本己文化的輸出過程，生成了《千里江山圖》的內在演進邏輯。那么，在胡學文身上，也同樣體現著文化融合的演進過程?！洱堷P歌》中，胡學文對故鄉的深厚情感及對移居地的情感認知，構成了全新的人地互動方式和書寫躍遷。

也就是說，在胡學文的創作中，有關故鄉的夢和生命記憶仍然清晰、完整，那些存在于鄉村倫理基底的精神結構和基本底色也從未發生改變，《龍鳳歌》所揭示的正是這樣的一種精神內涵和敘事原委?！巴瑯訉戉l村，初始的寫作我是站在鄉村打量世界，后來是站在外在的角度觀察鄉村，現在我喜歡站在兩個點上互相打量?！弊骷伊⒆阌诓煌膶懽骰c，以其創作重構、還原，生成一幅生動的精神地圖。其生命坐標下容納著千百年來的文明傳統與民族精神氣韻。作家對于地方資源和經驗的使用與傳遞，最終生成其從地方抵達世界的思考路徑。在體悟中國故事的行旅中，歷史與時代都沉淀于人的品格和品質，也蘊蓄于作家的修辭風格中。

如此說來，一位作家寫作真正的“出發地”和“回返地”都在哪里，即文學的敘述究竟“鄉關何處”這樣的問題，不僅關涉作家對既有經驗的處理、講述方式，也是作家對南北地域文化的空間意識的重新確認，更體現出胡學文在自我空間變化、騰挪之后，對于當代文化、人文語境及其人性、生命個體差異性的獨立反省或再體認?？梢姡鷮W文這樣一位以現實主義寫法為主要敘事策略的作家，如何呈現生活、存在世界，并在新的藝術范式中超越自我和種種限制，建構起深廣有力的獨特文學結構。特別是，我們能夠感覺到，他是如何在敘事中苦心孤詣、頑強地探索敘事新路徑的勇氣和實踐，最終成為能夠具備文化兼容性的作家。

二

面對不斷更迭變遷的時代，人們往往選擇“不回頭”、朝前看，似乎唯有面向未來，才能擁有希望。然而，如果忽略過往，忘記過去，那么，也就無從真正擁有未來。這就構成作家不斷將回望故鄉、重新發現鄉村的寫作內驅力。胡學文在其描述故鄉的文字中，往往以想象搭建起文學與故鄉、地方與記憶之間的橋梁。在他的文本中，很少正面描述大時代的變化，但卻通過對人、事、物以及生命形態、命運、情感的細致描述，引發我們對生命個體思想嬗變和精神習性的深入思考。通過穿梭于各個時空的不同人生事件，讀者在閱讀故事的同時也洞悉了人性。進一步講，在長篇小說《龍鳳歌》中，胡學文通過具體而生動的家庭，為我們呈現了中國良善之家的生存倫理和存在形態。

“或許，我們以往都是望文生義地理解‘地方文學’或文學的地域性特征，過于簡單地將文學命名泛地方化、地域化，過度強調‘地方性’因素的同時，可能忽略了作家主體寫作的個性和自主性?！北仨氈厣?，作家的個性和主體性，不僅體現在對文本內涵和形式上的個性化呈現，其主體精神與審美范式在一定程度上也會反過來拓展地方書寫的疆域與內涵。值得注意的是，不知從何時起，地方書寫愈來愈多地重視對材料的發掘。這固然是展開想象與找尋依據的重要手段之一，亦為敞開分析與闡釋作家的寫作發生提供了可能。然而，我們在審視這些“起源性材料”時，最無法忽視的，還是作家對這些材料的“情感還原”。

我們不妨這樣看，當代小說中已出現過諸多關于地方志書寫的描述，不可否認的是，這些文本承擔著為自身的地方性想象“背書”，或是作為一種互文性修辭方式的功能而存在。但我們是否應當考慮，前者在鉤沉起文化自覺這一命題的同時，是否也存在著某種“內在沖突”？作品絕不僅僅是“事實文本”的“再闡釋”或“二次發生”，其間，實則存在著巨大的文本間性與闡釋空間。在這里，《龍鳳歌》為這一理性命意提供了很好例證。小說中多次出現一本名為《五臺雜記》的關于五臺鎮掌故、風物、人物的綜合志書。胡學文通過交錯縱橫的人物關系和命運，詮釋了史志材料和小說創作之間的聯結與張力。在朱燈看來，《五臺雜記》應當將麻婆子與馬秋月都收錄進去。不經意間，他也與胡學文一道成為了這兩位鄉間“講故事的人”與“民俗學家”的見證者，他們的“內視角”遠比外部研究者要更為生動，因為那是一代人的生命、情感印記。當然，馬秋月并非一個愚昧的母親，她有著超常的想象力和手工能力，通過麻婆子的口述故事，輔之以自己的情感和想象，在剪紙技藝中留下了鄉村的生活側寫與倫理之思。

最初，小說《龍鳳歌》曾以《龍鳳圖》為名。推敲其意蘊，從“圖”到“歌”的蛻變，仿佛暗示著小說中的人物群像掙脫了靜態的圖譜。他們漸次舒展身影，在歷史長河之中靈動、翻涌，穿越蕪雜的塵埃，裹挾著時間的瘢痕，栩栩復現在我們眼前。那攪動起幾代人的成長與喜悲的理路，都如扎染般深入小說人物性格的肌理。可以說，在這里，鄉村女性的堅韌，被胡學文呈現得飽滿而細致。透過女性群像和日常生活的細部，胡學文將鄉間有關“男性主體”、重男輕女等命題作以細密而深刻的探討和質詢。在鄉村，夫妻和睦、感情融洽、相濡以沫，往往是被羞于展示的，然而，馬秋月和朱光明卻是鄉村存在的“異數”。馬秋月無數次從家中走出，朱光明又一次次將她尋回，也從未懷疑過馬秋月生下的孩子不是自己的骨肉。而當馬秋月對孩子憂心忡忡時，朱光明總是給她以寬慰。雖然，馬秋月在愛與被愛當中度過了“平順”的一生，但從另一個角度看，這一切愛意均來自被動接受。終其一生，她的命運都掌握在父親、丈夫、子女的手中。從最早的一臺縫紉機到后來的打月餅，馬秋月的愿望不斷因“道理”而破滅。即便這些焦慮最終都被親人化解，然而，這些牽絆又何嘗不是一種以愛的名義鍛造的“甜蜜的枷鎖”呢？在探討人與人之間關系以及人性、情感的同時，胡學文從未曾忽略過良善之心在測試人性時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身為母親的馬秋月，她的偏愛和“冷漠”中，也雜糅著諸多必然和偶然——必然的是匱乏的物質條件下的焦慮與“溫情的冷漠”中的失落瞬間。但也正因為這些“必然的愛”而有了新的情感溫度。朱紅延續了母親馬秋月身上與生俱來的堅韌與柔軟，與馬秋月的被動相比，朱紅的人生選擇更具自主性，無論是婚姻還是事業，她都遵循自己內心的想法，竭力地主宰自己的命運。經歷婚變之后，朱紅憑借自身的堅強與果斷，開裁縫鋪供孩子讀書，最終將孩子培養成才。在她的身上，依然有著為家人犧牲一切的付出精神。而到了羅畢干這一輩女性，身上已經完全褪去被動，從生存和生活的束縛中走出，實現了真正的自主選擇和精神自由?；赝袊F代文學長河，沈從文通過發掘村人的良善，彌合了封建專制、包辦婚姻和童養媳制度等對人們的戕害，讓鄉土守望的微光，為注定傾覆的命運渡來一方安寧。同樣，《龍鳳歌》的底色，無疑也流淌著這脈溫熱的良善基因，喚起我們對人性和愛的深切期待。胡學文正是如此，以綿密而厚重的生活細部，向我們呈示出最基本的鄉村倫理和人們之間的情感羈絆。

毫無疑問，以鄉村作為表征的地方性，在不斷地接續起被作家們逐漸淡忘的情感記憶與精神認知。“我們由此可以在當代文學的歷史邏輯之中或之外，找到一個關鍵和重大的癥結，‘地方性的覺醒對于主流的遲滯和拓寬’。地方性既是遲滯的因素，又是豐饒的根基與緣由。因為‘尋根’所導致的‘文化割據’，才使得當代文學積壓已久的能量，得以被鋪展和釋放出來；正是‘地方性的非正統性’的泛濫，才導致了中國文學中自由與民間精神的復活與高揚?！辈环琳f，正是宏大的文學故鄉與文學地方性細節相結合，才為我們展現出地方書寫更為廣闊的視野和可能性。一樁樁日常生活瑣事，向我們呈現了家庭作為最為基本的小小單元，也讓我們看到了萬家燈火、俗世人生中的此間溫暖。這些人性的肌理與褶皺，不僅是我們從大時代、大歷史中無從感知的，也是我們從諸多的史志、文獻材料中無從觸摸的。從一定意義上來說，也唯有將情感真實與精神價值注入文字，才能夠使其構筑起歷史與時代、個體與整體、自然與城鄉的堅實骨骼。

三

無論是神秘的民間傳說，還是長久不見的民間技藝，我們從長篇小說《龍鳳歌》中所感受到的，并非胡學文對地方知識和民俗的獵奇性表達，也不是知識考古式的簡單回溯、描摹，而是對經久不散的鄉村情感記憶的重新發現。在城鄉變遷的宏闊背景之下，如何書寫不同代際人們的情感、命運和精神嬗變、如何在他們的生活細部和紋理之中，呈現出大時代和人性的多重變化，始終是“胡學文們”這一代作家試圖傾心探索的。他們要重構新的民間生態，并藉此尋找、勘察鄉土世界的民間元素，以及由此生發出來的人的生命形態、命運走向。在《龍鳳歌》中，胡學文延續了此前《有生》的神秘敘事調性。這并非技巧的矯飾，而是一種虔敬的意向，其間橫亙著鄉土歷史無盡的榮光，頗具史詩的意味和氣息，無疑為小說情節的鋪排增添了虛幻、神秘的氛圍。從《有生》中的祖奶到《龍鳳歌》里的馬秋月，從鬼魂視角到夢境深處，對場域的營構生成了無所不能的感覺觸角。這種經由日常生活的實體所傳遞出的、葆有鄉村情感表達與民間生活書寫，在包括胡學文在內越來越多的小說家的文本中呈現，獲得了更為開闊的敘述維度。

在這里，我們要特別提及同樣生活在南京的作家蘇童。在他的新長篇《好天氣》中，當鄉村挽歌奏響時，字里行間也氤氳著“鬼氣”。然而，無論是《好天氣》還是《龍鳳歌》，我們卻從不曾感受到恐怖陰森之氣，反而是透過這些神秘的跡象和感覺，深切感知到鄉村古老倫理和鄉間文明傳統的傳承?！逗锰鞖狻分械睦先?，為了百年之后的土葬能夠有一口優質棺材而奔波，然而，當她即將實現這個計劃時，卻遭逢喪葬制度改革，土葬改為火葬，這意外的變化，使得她晚年所有的努力都付諸東流。作家描繪她帶著怨念離開人間之后，心中的不甘如何化作鬼魂附著在人間。當她的棺材板被改成學校的板凳之后，那些小小的板凳蹦蹦跳跳、帶著責罵聲從教室中蹦出，去往河流邊上。我們很難想象，這是一幅怎樣的靈異場景？在《好天氣》和《龍鳳歌》中，兩位作家都在借由古老而神秘的情調探尋倫理的真諦，以新的認知角度和敘事倫理來考察世界的變異。

而在蘇童的《祭奠紅馬》中也出現了和《龍鳳歌》相同的意象紅馬。蘇童筆下，那匹象征故土與守望的紅馬終歸消逝，伴隨著怒山人的離散，一匹流落的馬成為楓楊樹最后的血色烙印。而在胡學文的《龍鳳歌》中，那匹牽引姻緣的棗紅駿馬，仿佛與蘇童的“祭奠”之馬隔空呼應，產生了某種精神和情感上的重疊與交織。胡學文善于采用回環式的敘事結構，所以，小說中所留下的懸念并不影響故事的整體走向，而是有意讓讀者帶著未知和想象去關注當下。“過往”在此刻失去意義，卻又在下一個情節中，重新被置放在關鍵之處。這種回環的敘述方式，在小說的下篇涉及朱燈返鄉時，得到了完整呈現?；蛟S是自幼見慣了母親走神、發呆，朱燈也曾在母親夢游時將她尋回，所以，在朱燈的內心深處，本就存在“訪問夢境”的因子。在記憶與現實空間的往復之中，那匹從馬秋月的眼中奔向心中的紅馬，行至朱燈的夢境里，便幻化成一只雪白的兔子，與母親圣潔的形象交匯在一處，形成玄妙的隱喻。與母親有所不同的是，馬秋月似乎在更多的時候，尤其在惦記家人時才會出現夢游。而朱燈的夢游，往往是沉浸到自我意識的復蘇中，任由夢境所帶來的思緒肆意馳騁。喜歡發呆和寫作的朱燈，長大后依然對寫作保持著巨大的熱情。大學畢業后分配做教師的他，因為“筆桿子硬”，被副鄉長羅響看好，調至鄉里做文書工作。當他終于可以自由徜徉于寫作的時候，卻苦于沒有故事而被反復拒稿。這時候，寫故事的朱燈想起了講故事的麻婆子，他終于意識到鄉里的舞臺比學校大得多，有米才能下鍋，這也啟發著朱燈重新審視自己想象性素材的來源。

當然，在這里，我們無意比對同樣畢業于師范學校的胡學文與《龍鳳歌》當中的朱燈，盡管他們的親身經歷有一定相似之處。若將作家本人的過往，對號嵌套于小說的主人公經歷當中，完全將文本作為作家的“自敘傳”，實則是一種相對簡單而平庸的思考、研究范式。然而，我們可以進一步推敲的是，胡學文在這里是否想要向我們訴說，真正富于實踐性的生命體驗，往往比書本之中的故事更加動人。羅響引導著朱燈深入農村的生活、增加歷練，也一步步讓他對世界的感知更加真切。如果說，曾經的朱燈還懸浮在追逐白兔的夢境階段，那么此刻的他已經誠惶誠恐地踏向曾經身在、卻不曾理解的鄉土大地。朱燈因為弟弟的事情返鄉看望父母，或許只是打開他記憶的一個契機。重返故鄉之路，正是朱燈進入現實的端口，以及完成“尋根”和“向下生根”的行旅。

必須提及的是，《龍鳳歌》出版之后，有關朱光明對木匠工藝的執著、馬秋月剪紙藝術消逝的遺憾，評論者已經有許多闡釋。然而，我們在感慨鄉村文明衰落之際，是否反思過，那些凝聚在手藝之中的情感所面臨的失落呢？我們在意識到不應將這些技藝埋沒在時間和歷史的煙塵之中時，是否應重拾過往的情感與厚重的精神傳統？“所謂帶著全部的世俗而向非世俗的境界邁出半步一步，那些掌握著各種匠藝者有可能做到?！蓖醣虮虻恼撌鳇c出了一個深刻的矛盾：世俗生活的沉重與非世俗境界的向往，往往在那些身懷匠藝者身上形成奇妙的交織。朱光明想學木工的初衷，正是被最直接的世俗困境所驅動：為解決四口人和上一輩的溫飽問題，想和霍木匠學木工?；裟窘尘ǜ鞣N細密的木匠手藝，也是個“有脾氣”的師傅，不輕易帶徒弟，外行人也很難從觀察中學會真正精湛技術的奧義。為了能夠“偷藝”成功，通過霍木匠的妻子和母親反復游說，最終使兩方均放棄了固執的搬家和遷墳想法。后來他又不斷說服一心為孩子的馬秋月，將家里好不容易做成的月餅分出來送給霍木匠表達心意。漸漸地，朱光明的人品和聰慧感動了霍木匠，從“門外漢”成為“入室弟子”。這種在世俗中靈活游走的能力，或許正是他得以靠近霍木匠這位“掌握匠藝者” 的前提。那么，“民間技藝，諸如木匠、瓦匠、鐵匠、銅匠、錫匠、鎖匠所秉持之技藝，這類技藝當然首先有著實用的屬性。但任何一門技藝，如果達到藝術的境界，就不僅僅只有實用性，而同時具有了美學意義?！敝旃饷鲗W的是手藝，但在拜師過程中，實則是用自己的品質感動了師父，他與霍木匠的交往和學習呈現了民間文藝所蘊含的真、善、美品質。在朱光明的手藝日漸純熟之際，又發現了原來霍木匠手藝的傳神和靈動也離不開生活的滋養。

因此，我們在關注民間風俗和地方性知識的同時，更應該關注蘊蓄在這些知識之中的有情、有聲的生命體驗。如果沒有人情的溫度和代代相傳的人文氣脈，那么技法也會變成空洞的形式。生活是一首悠揚的歌，記憶、現實、藝術化作音符，它們的背后實則是生命主體積蓄起的情緒、情感、感知與體驗。不言而喻，這部《龍鳳歌》的故事時間跨度長達近八十年，胡學文以細密又如流水般的筆法，呈現了社會轉型之中的人性之光，復活了鄉村家庭代代傳承、共同抵擋苦難的精神力量。他筆下的風景簡潔而生動，卻總是能夠把故鄉最為素樸的景觀呈現出來。風靜天藍，空氣清冽，煙火人間里滾滿了白糖的江米條和黃澄澄的八角。正是這份寫盡冷暖后的歲月靜好，夾雜著深厚的情感聯結，復原了中國文明傳統中的理想之境。

（作者單位：遼寧師范大學文學院、遼寧師范大學人文高等研究院。原載《當代文壇》2025年第5期。注釋從略，詳見紙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