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族危難之際，抗戰詩歌運動非常活躍。烽火與硝煙中的詩歌刊物是凝聚全國詩歌作者的紐帶，它們以晶瑩的光與熱照亮歷史的時空，為繁榮抗戰詩歌作出積極貢獻。創辦于四川成都的一本刊物《詩星》，就在兩年多的時間里，以詩為戰斗的武器，為民族的獨立與解放而歌，為血與火的時代呼喊。

為抗戰大時代呼喊

《詩星》的主編牧丁是一位執著于詩歌創作的青年詩人，原名顧祝漪，江蘇省漣水縣人，1935年開始發表詩作。1939年1月，在陜南安康中學就讀的牧丁，聽說詩人李廣田在國立六中任教，赴四川梓橦轉入該校師范部。在校期間，他與賀敬之等同學辦詩壁報，練習寫作。他們將詩作投寄成都的《華西日報》《飛報》和全國文協成都分會辦的《筆陣》等刊物發表。他的詩作受到作家蕭軍的贊許和鼓勵，蕭軍還告訴他，書并不一定要在學校讀，社會中到處都可以學習，他由此產生了為抗戰大時代呼喊的想法，想到成都開創一個自己的陣地。在賀敬之等同學的促動下，得到蕭軍來信同意后，牧丁赴成都借蕭軍主編的《新民報·新民座談》副刊版面，創辦了《海星詩頁》周刊。1940年2月2日，《海星詩頁》刊出第1期，至4月第9期時，因成都發生“搶米案”，《新民報》被迫停刊，《海星詩頁》也到此終刊。

1940年4月下旬，牧丁與幾個詩友湊錢，于7月20日出版了一個32開僅8頁的小型詩刊《詩星》。創刊后得到嬰子、張天授、考蒂克、李岳南等人的聲援，還得到了郭沫若的鼓勵，不僅寄來詩稿，還為刊頭和詩刊的出版方“海星詩社”題字。《詩星》到1941年8月終刊，共出版25期，詩稿來自江蘇、陜西、山西、重慶、成都等全國各地，作者團隊有80余人，可見其影響廣泛。《詩星》由海星詩社全體社員負責，但在成都的僅有主編者牧丁。詩刊起初由生活、讀書、新知三家書店經銷，外埠由社友代售，每期售完再出下期。后與成都的莽原出版社簽訂合同，由他們出資，第二集四、五期合刊，篇幅已到60頁。海星詩社還出了兩套叢書，分別是《海星詩叢》和《詩長征叢書》，前者包括魏荒弩譯的長詩《愛底高歌》、雷石榆《在戰斗中歌唱》、蒂克《小蘭花》、李岳南《哀河北》、彭桂萼《邊塞的軍笳》、覃子豪《自由的旗》、嬰子《季候風》等；后者包括影痕《殺人交響曲》《五月的農村》《水車》《街頭》，列入籌印中的還有張天授《北平和北平的人們》、艾漠《我們的行列》、夏天《馬與槍》、王亞平《紅薔薇》等7本。海星詩社為保存抗戰時期的詩歌文本、促進詩歌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1941年下半年，在牧丁支持下，由學生周鼎文集資創辦莽原出版社，牧丁任顧問，接洽發行成都文協會刊《筆陣》和《詩星》。后成立《文藝縱隊》編輯部，由碧野主編《莽原》。由牧丁和張天授具體負責編輯“莽原文叢”，包括《文藝新論》（郭沫若等著）、《大路之歌》（美國惠特曼著，高寒譯）、《耕耘集》（王亞平著）、《母地》（李葳譯）、《老處女》（豐村著）、《黑貨》（徐盈著）等作品。同時，還編選郭沫若、茅盾等人在抗戰時期的文章，印行《莽原活葉文選》，供給各中學教學用。海星詩社還積極參與成都文化界的各種社會活動，通過葉菲洛與“文協”成都分會保持著較為密切的聯系，對促進四川抗戰新詩的發展作出了不可忽視的貢獻。

對祖國熾熱的愛化作滾燙的詩句

牧丁稱《詩星》是“只有菜籽粒大的小小刊物”，但它的作品不是象牙塔里的個人哀愁，而是直面現實，為抗戰而歌，贊美勞動與創造，抨擊戰爭與丑惡。《詩星》創刊號第一期刊登了牧丁的《詩人》：“詩人，騎匹苦難的/馬，握一把睿慧衛正義的/劍，鋒利得無情/可以削斷了風，跑在所有的/前面，但自己是帶了一身的傷……”這當是牧丁的詩宣言，也是辦刊的詩學理論。詩人當是時代披荊斬棘的先鋒，勇于擔當起時代的重任。

《詩星》刊載的作品多為抗戰題材，如艾漠《工作還沒有完》、影痕《無名英雄的墓碑》、姚散生《燈》等。姚散生的《燈》寫得明快、簡潔，如一幅生動的素描：“從菜油里迸射著光芒/于是，陰暗的角落有了明亮/不要說太渺小了/渺小中也有充實的生命——/當人間夜幕尚未卷起/請珍惜這爝火似的微明/黑夜的僻巷/窗戶上透出淡黃的燈光/幾雙纖纖女手/替戰士趕制御寒的衣裳。”詩后注明作者寫于大轟炸后，表達作者對抗戰必勝的堅定信念。

牧丁向往中共領導下的抗日根據地，懷念奔赴敵后與敵人戰斗的詩友，他從現實生活中擷取詩情和靈感，把對祖國熾熱的愛化作滾燙的詩句。1940年9月15日，成都召開大會悼念為國殉職的張自忠將軍，他一揮而就長詩《你沒有死，活在千百萬英雄的心里——悼張自忠將軍》，贊美張自忠將軍是“從天外飛來的一頭猛鷹”，是“哀兵的首領”，是“敲著鐵板，高歌東去的大漢”。詩作感情真摯，沉郁頓挫，壯懷激烈。他懷著對祖國強烈的愛，抨擊現實的腐敗和黑暗，《太陽出來了》一詩寫出了他當時的心境和意象，彌漫著憂郁和感傷，反映了作者困守大后方的苦悶、孤寂。詩作以多雨陰濕的天氣象征大后方的政治生態，通過太陽寄寓自己對光明的向往，寫出了詩人在流浪中感受著人類的苦難，同時也寫出了詩人“以苦澀的腳跟著遠行的草徑”尋找溫暖、尋找光明的倔強。在《我走在南方陰雨的路上》《小雨》等詩篇中，詩人對人類苦難的體認更明確、更深刻。他試圖把孤寂的個人世界和人類之苦，與抗戰大時代孕育出來的“大我”聯系起來進行思考，在人類命運的大背景中書寫個人感情，體現了宏大的詩學視野和富于時代色彩的藝術抱負。牧丁深受艾青、田間的影響，也贊同胡風的詩學理論，把詩的時代性、民族性和詩人的個性緊密地聯系起來。牧丁與七月詩派的作者交往密切，遵循與“七月詩派”相似的詩歌美學辦刊，撰稿者賀敬之、牛漢后被列入“七月詩叢”作者群。《詩星》與“七月詩派”的關系也成為研究抗戰詩歌的重要課題。

“融入更闊大、更豐富的存在中去”

牧丁說：“我們不認哪個有名哪個無名，只要是寫詩的。”“我們都是一樣的。有時我們還崇拜無名，這個時代里，往往偉大的屬于無名的。”與《詩星》結緣，從《詩星》起步，經過抗戰烽火的洗禮，許多無名詩人成為著名詩人和文化領域的中堅人物，活躍在當時中國的文壇上。《詩星》起到了孵化詩歌人才、壯大詩歌隊伍的重要作用。

李瑞玉在《牧丁主編“詩星”的歷程》（《新文學史料》1992年第1期）中介紹了部分作者的情況，其中艾漠（賀敬之）和谷風（牛漢）為當時最年輕的兩個詩友，也是撰稿最多的人。賀敬之于1940年赴延安，因生活流動不定，原稿多寄存牧丁手里。凡《詩星》容納不了的詩稿，則由牧丁分寄各地。“九葉派”詩人之一杜運燮、曾任《詩刊》主編的廠民（嚴辰）等青年詩人的詩作多是寄給《詩星》發表，或由牧丁轉給嬰子主編的《江南文藝》發表。除了青年詩人之外，《詩星》的作者群中也有當時已成名的成熟作家，如“左聯”時期的軍旅詩人雷濺波、著名戲劇家吳祖光等。《詩星》還刊出征求社友的啟事，以征友的方式擴大影響，并把抗戰詩歌活動推向深入：“我們伸出真誠的手，預備和成都或他地詩作者結起熱烈的友誼……接受不識面朋友的暖意。”葉菲洛、孫則劍、張天授等人都是看到啟事后來信加入詩社，還介紹了李岳南、趙慧澄、張秋君等人入社。1940年8月，李岳南從重慶給牧丁來信：“昨天傍晚入城購得《詩星》，從社語中知了你的地址，有說不出的高興，我希望我們經常取得聯系……馮振乾在蘭州，他最近打算在那邊與幾個朋友編一個綜合性的刊物，他負責文藝欄，又在報紙上出一個詩刊，希望寄點文友的稿子去。”經李岳南介紹，牧丁與在西北倡導創作“新邊塞詩”的馮振乾有了聯系，也讓海星社的詩人走進大西北。隨后，馮振乾介紹了當時在天水國立五中讀書的牛漢參加詩社活動，他也逐漸成為詩社的中堅力量。

1941年的西南文壇刊物林立，但堅持下來并不容易。全國文協成都分會的《筆陣》因經費問題一年來只出一期，《揮戈》《祖國文藝》《西部文藝》因各種原因停刊，《散文與詩》只辦了一期，《詩星》是當時西南地區堅持得較久的一本詩刊。雖然條件極其艱辛，但為抗戰奉獻的精神和對詩歌創作的熱愛支撐、鼓勵著刊物的編輯。因經費和人力匱乏、印刷條件極差、紙張質量低劣等原因，詩刊經常脫期，讀者和朋友不斷來函詢問。牧丁為刊物的送審、印刷，常常需要步行30多里路。為能繼續辦刊，他從1941年開始赴遠郊的一個中學教書。1942年8月，他應聘到數百里外的彭山縣省立女師，離開了成都，從此再無法兼顧《詩星》，海星詩社的活動也隨著他的離開而結束。牧丁與刊物《詩星》為大后方的詩歌抗戰做出了積極的探索和努力，他在《我們走了——寄爝火社同仁趙一無》中寫下的詩行，今天讀來仍然滾燙：“我們跟著行進中的隊伍，走了……我們，要用我們的歌喉，向路旁，/懷疑我們的/人民，呼喊，呼喊他們來增厚我們的隊伍。”

這是一個艱苦卓絕的年代，也是一個純真而激情的年代。那么多不曾謀面的年輕人因為詩、因為文學、因為抗戰而結成摯友，《詩星》竭盡綿薄之力聯絡全國各地的詩人作者，為抗戰吶喊，積極推動抗戰詩歌發展。他們“為了祖國的文化，為了祖國的生存”，“用感情的線，聯系著民族斗士底心，傳播著抗戰底聲”。牧丁的詩作《人的兒子——寫此勉植并自勵》是他寫給剛出生的兒子的詩，也可看作他人生的宣言，“站起來”只是生命的第一步，如何擺脫受奴役的傳統命運，成為真正的“人的兒子”，才是問題的關鍵。牧丁在詩中給出了明確的回答：融入更闊大、更豐富的存在中去。融入大時代，在血與火的戰斗中，在爭取民族解放和人類解放的斗爭中獲得新生。

（作者系詩人、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