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中誕生的《抗敵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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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國主義在盧溝橋挑起事端，隨即發動了蓄謀已久的對華全面戰爭。國難當頭，為了宣傳抗日，揭露日寇的侵略行徑，發動邊區百姓拿起武器抵抗，當時在河北阜平縣擔任晉察冀軍區司令員兼政委的聶榮臻將軍，指示軍區政治部籌辦一份報紙。

辦報需要人手和設備。他們從部隊調來兩名戰士，也得到了阜平縣政府支持的一臺石印機。接著，他們又找到城里一家叫“竹興書局”的店鋪老板，姓賈，吸收了他店里的兩名技術工人，并每月付6塊大洋，租用了書局的一臺石印機。就這樣，4個人、2臺石印機、外加一把裁紙的彎刀，組成了“政治部石印組”。

石印組和政治部一起，擠在條件十分艱苦的阜平縣文嫻街趙家大院僅有的3間北房里。但大家勁頭很足，充滿樂觀精神，不分白天黑夜地試著印報紙。經過一番努力，晉察冀軍區《抗敵報》于1937年12月11日正式創刊。報紙4開2版，字體大小不一。文字是請兩位當地人朱自清和趙昆剛，先用特制的藥墨寫在藥紙上，再翻印到專門的大石板上印刷出來的。印出的字跡清楚，還得到了軍區首長的表揚。除了印《抗敵報》，后來還增加了印一種8開2版的小報，叫《抗敵副刊》。

這份軍區報紙的印發，給邊區軍民的心里添了勁，堅定了大家抗日必勝的信心，為晉察冀邊區抗擊侵略的斗爭做了重要的宣傳鼓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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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38年3月7日，幾千名日本兵包括步兵、騎兵和炮兵，打進了阜平縣，想把剛剛成立的軍區機關消滅掉。當天下午，石印組只好跟著軍區機關撤出縣城，往山西省五臺縣轉移。從阜平到五臺，山高路險，彎彎繞繞。石印組的同志們背著設備，在連綿的山路上艱難行走，翻越了海拔3000米的長城嶺，才進入山西地界。走了四五天，總算到了五臺縣的大甘河村安頓下來。

在大甘河期間，軍區政治部給石印組增加了4個人，又添置了一臺石印機。在這里待了半年，前前后后印出了62期《抗敵報》和60期《抗敵副刊》（中間因為敵人騷擾，有10期臨時改用油印，改名叫《抗敵》），還印了不少課本和文件。

1938年8月16日，《抗敵報》不再使用石印，改為鉛印。這份報紙后來改名為《晉察冀日報》，即現在《人民日報》的前身。石印組則主要繼續印刷《抗敵副刊》和另一份《抗敵三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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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七八月間，日本鬼子又集結兵力“北圍五臺”，開始了更大規模的“掃蕩”。按照軍區的安排，8月中旬，石印組再次跟隨政治部撤離大甘河，向250里外的平山縣李家岸村轉移。那時候正是夏天，雨水不斷，一路大多是山間河谷。印刷隊的戰士們肩扛物資，手牽著馱東西的牲口，冒著雨在濕滑的山路上前行，稍不留神就可能掉下萬丈懸崖。大家互相攙扶，拽著樹枝藤蔓向上攀爬。5天后，終于到達了李家岸村。石印組還是和政治部住在一起。這時，上級又給石印組調來了3個人。

1939年，是日本鬼子最猖狂的一年，也是我軍打游擊戰發展壯大的一年。石印組不停地搬家，幾乎沒有個安穩地方。為了適應這種環境，印刷隊的戰士們練出了很強的應變能力，每到一個地方立刻安裝機器開印，一有風吹草動，馬上拆卸機器轉移。1940年2月，日本鬼子趁著邊區受災之機，經常派部隊出來“掃蕩”。石印組跟著政治部撤進深山，和敵人兜圈子周旋。后來暫時駐扎在唐縣的東山里。這時候，因為石印組的人又多了，政治部同意他們單獨起火做飯，同時名字也改成了“政治部石印所”。到了9月，石印所又奉命搬到了平山縣的支角溝。不久，八路軍在華北發動了著名的“百團大戰”，重創敵人，戰局發生逆轉，鬼子一時不敢輕舉妄動。1941年初，軍區政治部把“石印所”正式命名為“政治部印刷所”，《抗敵三日刊》改名為《子弟兵報》，同時還負責印刷《抗敵前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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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初春，聶榮臻司令員為擴大宣傳，讓政治部主任朱良才負責前期各項工作已經準備就緒的《晉察冀畫報》創刊工作。

但根據地沒有像大張銅版紙、克絡甸這樣的貴重材料，得到敵占區去買。籌備組副主任羅光達接受了任務，他前往冀中，通過敵占區的地下黨組織，在北平、天津一帶買到了一批急需的銅版紙，還有一些藥品和油墨。

到了4月，印刷所遷至平山縣碾盤溝。5月1日那天，軍區的攝影科和印刷所合在一起，在碾盤溝正式成立了晉察冀畫報社。沙飛任主任，羅光達任副主任，趙烈任技師。這時畫報社已經有了120多人，機器也添了不少：有１臺鉛印機、１臺圓盤機、１臺手搖鑄字機、６臺石印機，還有１臺輕便印刷機，工作漸漸走上正軌。從這時起，《子弟兵報》也由石印改成了鉛印。

畫報社成立后，沙飛主任提出要在“七七”抗戰5周年之際，把創刊號印出來。這第一期畫報印了1000份，里面的圖片印得很清楚，封面也做得挺好看。《晉察冀畫報》印好后，不僅在邊區發行，而且想法突破敵人的封鎖線，傳到國統區，甚至遠至新加坡等海外地區。

敵人那邊，華北的日寇頭子看到這么精美的畫報，非常吃驚，根本不相信邊區能印出這樣的東西。他們派人把保定的印刷廠搜了個遍，結果什么也沒找到。于是，他們就把《晉察冀畫報》當成了重點搜捕的目標。

1943年春，侵華日軍加緊進攻解放區。4月20日天還沒亮，幾百個鬼子偷襲軍區機關。當時，畫報社的印刷軍人正在平山縣曹家莊，點著汽燈趕印第三期畫報。沙飛、羅光達和趙烈立刻決定，讓大家停下工作，趕緊往村外轉移。敵軍早已在村口高處架起機槍，對著村口就是一陣掃射。鄉親們在慌亂中奔走于崇山峻嶺之間。敵人胡亂地打了一陣槍，順著村子的邊緣向南去了。他們竟然沒發現，這里就是他們找了很久的畫報社駐地。畫報人在敵軍下午撤離后，陸續返回曹家莊。這次襲擊沒有嚇倒大家，他們把傷員安頓好，顧不得疲勞，從藏機器的地方把設備挖出來，繼續工作。至5月1日，該畫報第三期準時刊出。這是印刷戰士們用自己的鮮血和生命，獻給畫報社成立一周年的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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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943年6月，敵軍在曹家莊附近開始蠶食村寨。畫報社受到威脅，再次轉移到阜平縣上莊。不久，畫報社接到政治部的緊急通知，說敵人要來“掃蕩”，命令他們立刻停止印刷，迅速轉移。沙飛和趙烈仔細安排，連夜把機器、藥品、紙張這些物資分散藏好，然后帶著全體人員撤到阜平和靈壽交界的花塔山打游擊。

那時已是深秋，山風很冷。沙飛和趙烈帶著大部分同志，在花塔山上和敵人周旋。12月8日夜里，隊伍住進了柏崖村。走了兩天山路，大家都非常疲憊。吃完飯已經很晚了，大家就地休息，很快睡著了。沒想到，敵人悄悄跟了上來，9號天還沒亮，就把村子包圍了，封鎖了周圍的山頭。換崗的同志發現了敵情，立刻開槍報警，但已經來不及了。一片混亂中，警衛連的戰士和敵人打了起來，其他人則掩護著老鄉往外突圍。

沙飛同志背著一包珍貴的底片，爬上一座山梁。突然，幾個鬼子從后面追了上來，眼看就要被抓住了。危急時刻，工兵班長王友和、戰士韓栓倉沖上去和敵人拼起了刺刀，掩護沙飛脫險。王友和連刺三敵，自己也被刺中頸部倒在血泊中；韓栓倉同志，在戰斗中壯烈犧牲。混戰中，沙飛抱著底片滾下山梁，光著腳在雪地里跑了十幾里路，顧不上雙腳被山石扎破、凍傷的疼痛。另一邊，趙烈同志帶著一部分人已經沖出了包圍圈，但他發現還有一部分被困在村里，又折返回去，掩護何重生、楊瑞生、高華亭等同志向外突圍。在胭脂河邊孤軍奮戰，終因寡不敵眾，壯烈犧牲。何重生、張夢華兩位同志也中彈犧牲。畫報社的楊瑞生同志被敵人團團圍住，他握著手榴彈與敵人搏斗，漸漸體力不支，正欲拉響手榴彈與敵人同歸于盡時，被敵人擊中頭部，血流滿面，昏死過去。隨后，敵軍奪其衣衫，揚長而去。

等敵人撤走后，畫報社的李志書同志看到鋤奸部部長余光文的愛人張立同志慘遭敵人毒手，倒在大樹下。李志書悲痛萬分。進村后，他到一戶老鄉家想找口水喝，一掀開鍋蓋，看到里面有兩個煮死的孩子。李志書看得清楚，其中一個正是余光文的孩子。那樣的慘狀，真是世所罕見。

下午，劫后余生的畫報社同志在山腳下找到了傷勢很重的沙飛。戰友重逢，眾人不禁潸然淚下。經清點，僅畫報社在這次突圍行動中，就有9名同志犧牲。在中國照片檔案館和解放軍畫報社里，至今還珍藏著沙飛、趙銀德等同志用生命保護的珍貴照片底片。

1943年12月9日，這是中國印刷界無法忘記的一天。

平北抗日根據地的《挺進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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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抗戰正處于最艱苦的相持階段。這一年，原本在平西抗日根據地出版的《挺進報》，決定向更遠的敵后——平北抗日根據地派出一支隊伍，以平北地委機關報的身份，創辦新的《挺進報》。

2月和5月，報社的人分成兩批出發了。社長、編輯、采購、發行，總共二十多人，帶著他們全部的家當：一部收報機、一架油印機、兩塊鋼板，還有各人簡單的行李，從平西淶水縣的福山口出發。

現在看，從北京西邊轉到北邊，似乎不算遠。但當時的道路異常艱險。從偽華北政府轄區進入偽蒙疆自治政府地盤，一直深入到靠近偽滿邊境的大山深處，他們要穿越敵人一道又一道的封鎖線。那一帶是日偽軍嚴密控制的戰略要地。

第一批十幾位同志在2月出發，由軍分區政委段蘇權帶領。出發當天到了昌宛縣的一個村子。第二天下午再走，天快黑時到了懷來縣的南山邊。暮色中，隊伍開始急行軍。前面的人走得快，后面的人就得跑起來。在渡桑干河之前，因為要找向導，隊伍停了下來。大家一聽到休息的命令，很多人都累得直接躺倒在冰冷的沙灘上，不想動彈。段政委提醒大家：“同志們，周圍都是敵人的據點，不能久停，還是起來吧，我們得繼續走。”那時春節剛過，河里的冰開始融化，過河時，冰冷的河水沒過了小腿肚。過了河，又到了平綏鐵路邊。鐵路沿線據點里敵偽軍的叫喊聲聽得清清楚楚，好在他們夜里不敢輕易出來。隊伍在沙城（現在的懷來縣城）附近跨過了鐵路。一過鐵路，緊繃的心情稍微放松了些，腳步也慢了下來，困意襲來，有人邊走邊打瞌睡，甚至做起夢來。一個晚上，連續行軍140多里，剛到一個村子躺下，就被敵人的機槍聲驚醒。原來是敵人發現他們過路，天亮后追來了。警衛部隊立刻還擊，拖住敵人。他們迅速集合，撤進北山，向平北領導機關所在地——赤城縣南部大海陀山腳下的西坡村前進。

三個月后，第二批十來位同志也在五月中旬到達了平北。

平北地委機關1942年駐扎在西坡村，后來在1943年到1944年，又先后轉移到南碾溝和大朱家溝。這些地方，雖然算是平北抗日根據地的中心區，但離敵人設在鵬鶚、后城、小蘆莊等地的據點，也就二三十里路。挺進報社也跟隨轉移，在西坡村旁的老虎溝、南碾溝附近的石片溝、大朱家溝里的小朱家溝等地，報社都先后住過。

1942年是平北地區對敵斗爭最艱苦的一年。從5月到12月，日偽軍反復“掃蕩”中心區，時間長達近8個月。報社有5位同志在這一年的戰斗中犧牲了。這8個月里，他們很少能在一個地方連續住上三天。敵人對平北中心區實行“三光政策”（殺光、燒光、搶光），制造“無人區”，想徹底孤立并消滅共產黨、八路軍這支抗日力量。根據地縮小了，困難更加嚴重，但平北軍民還是堅持斗爭，守住了基本陣地。《挺進報》也抓住一切戰斗的間隙，堅持著不規律的編輯出版。每到一處，他們總是先架設好電臺，擺好油印機、文稿袋，一有敵情，幾分鐘內就能收拾妥當，投入到戰斗中去。

1943年4月3日上午，幾位同志正在南碾溝的山坡上露天印報，對面山上敵人的機槍突然響了。幸好山溝很深，敵人一時過不來。他們緊急集合，轉移到水泉的修械所。天剛黑就下起雨，前半夜隊伍冒雨上山。走著走著，雨就變成了雪，而且越下越大。等爬到雀嶺梁山頂時，大雪已經把小路兩旁的坑洼都填平了。大家只能一步一步試探著往前走。有的同志沒打綁腿，棉褲腿被沒膝深的雪浸濕凍硬，走路時發出“咔嚓咔嚓”的響聲。帶隊的同志讓身體強的幫體弱的，兩個男同志幫一位女同志。快到山口時，大風夾著雪片迎面撲來，吹得人喘不過氣，好幾次被風頂回去。身體好的同志手腳并用，幫著體弱的和女同志，一個一個艱難地翻過山口，下到朱家溝路邊的一塊小地里。十來里路，走了大半夜，天色漸明。編輯沈育平時不太講究，當晚沒有戴帽子，那天夜里沒戴帽子，冰天雪地凍得頭發都豎起來了，耳朵邊、眉毛和鼻子上都結了冰。在朦朧的晨光里，他那樣子讓大伙兒看了直樂，一邊跺著腳取暖，一邊看著他笑。當時在場的地委副書記武光對大家說：“看起來，平北的日子是真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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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的端午節，報社的同志們跟著分區機關，為了躲避敵人的“掃蕩”，轉移到了延慶南山，落腳在十三陵北邊的果莊。上午天氣挺好，大家正想著好好過個節，村后大山梁上敵人的重機槍突然就響起來了。來的是一伙住在懷柔大水峪的偽軍，一個營的人馬，從百多里外奔襲而來。指揮員趕緊下令，讓一個排沖上河溝對面那個小山頭，頂著敵人的火力打掩護，同時命令機關人員緊急集合。大家一個接一個，伏低身子爬過河灘。敵機槍子彈擊中河灘石塊，直冒火星。文書章敬剛過去，部隊電臺的一位同志就中彈犧牲了。

1942年和1943年那會兒，報社的同志居住和辦公的地方，都是被敵人燒過好幾遍的破房子。敵人每“掃蕩”完一次，同志們都要在剩下的斷壁殘垣上，重新砍荊條，刨土和泥，再把房子支起來。冬天，冷到零下二三十度，要用大鍋燒熱水和泥。可剛把泥團糊到荊條上，轉眼就又凍硬了。所以屋頂常常是露著天的，晚上躺在炕上，抬頭就能看見星星。有一年，房子被敵人燒了整整5回。有時候報社的同志還沒回來蓋好，日偽軍就又來“掃蕩”了。敵人燒房子也燒出“經驗”了。開始，敵人點著火就走。后來看到報社的同志燒一次蓋一次，敵人燒完房頂，就把砌墻的石頭也拆了，扔進河溝里。我們的報人也在總結經驗，敵人再來“掃蕩”前，我們的新聞戰士就在門窗上掛好地雷、手榴彈，真炸死炸傷過幾個來放火的敵人。到了1944年下半年，敵人再來騷擾時，就不太敢輕易碰這些土窩棚了。

報人們住在“無人區”，冬天全靠自己打柴燒炕取暖。大家都沒有被子，幾年里都是穿著衣服睡覺。天熱了，又得對付蚊子、跳蚤。至于虱子，那更是一年到頭跟著他們。不過，因為工作和打仗實在太累，大家躺下還是睡得很沉。一年中，一半以上的日子里，他們在堅持辦報的同時，還要打游擊。編輯背著文具、稿紙、地圖和一點參考資料，報務員背著收報機、大塊干電池和電碼本，文書背著鋼版、油印機（后來換成一套石印工具）。隊伍只要一停下，大家立刻就地開始干活。沒有桌子，老鄉家的炕沿、鍋臺，或者露天地里的大石頭就是辦公桌，不少稿子都是趴在膝蓋上寫出來的。像喬述東這些同志，下雨時就撐開一塊油布罩在收報機上，堅持抄收延安新華社的新聞電報。一發現敵人或者聽到槍響，立刻收起天線，背起機器就走。要是遇上敵人包圍或者追趕，還得和其他部隊一起，跟敵人拼殺。有時情況太緊急，沒空做飯，或者怕點火冒煙暴露目標，就只能餓著。實在餓得不行了，山上的棒子（玉米）、野杏、歐粒（一種像櫻桃的野果子）都是填肚子的好東西。餓極了的時候，嚼生玉米粒、生小米也覺得挺香。有一次被敵人包圍，兩天沒吃上熟飯，就是靠嚼生米撐過來的。

那時候，報社里大多是20來歲的年輕人。有的來自北平、天津那些被敵人占著的地方，有的來自平西、平北、冀東、冀中這些抗日根據地，還有的來自東北，甚至南方。大家為了同一個目標——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吃苦奮斗，趕走日本侵略者，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聚到了一起。就因為有這個共同的念想，日子過得再苦，同志們也總是有說有笑，干活有勁，彼此之間像親人一樣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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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斗爭的日子極其殘酷，報社里的每個人都經受著考驗，在戰斗中成長。戰斗總是伴隨著犧牲。為了在敵人的心臟地帶堅持抗日，報人們付出了血的代價。一些好同志永遠留在了戰場上。他們的模樣，他們的精神，至今仍深深印在我們這一代人心里。

安適同志是安徽人，共產黨員。他曾在延安新華書店做校對工作。1941年，他以新華社記者的身份，一路艱難跋涉，穿過敵人一道道封鎖線，來到平西抗日根據地，和《挺進報》的同志一起戰斗。第二年春天，他又去了平北，兼任平北《挺進報》的記者。就在那年夏天，他在龍（關）崇（禮）赤（城）一帶采訪時，不幸被叛徒設計殺害了。他犧牲的消息是在當年12月的《晉察冀日報》上刊登的。

任顯志是河北淶水縣北邊雀村人，雇農的兒子。1939年冬天，他翻山越嶺，一路追隨部隊，在平西參加了革命，很快入了黨。他先在報社做勤務員、通訊員，1942年春天，當上了龍（關）赤（城）聯合縣交通站的站長（那時交通站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武裝護送《挺進報》）。同年夏天反“掃蕩”時，他堅守崗位，和侯莊子村的民兵游擊隊一起抗擊敵人，受了重傷，光榮犧牲，那年他才21歲。

索廣才是北京門頭溝沿河城人，原來是平西《挺進報》的印刷工人。1942年春，調任平北龍(關)延(慶)懷(來)聯合縣交通站站長。就在那年夏天，他在懷來縣北山邊東門營村執行任務時，被敵人包圍。他堅持戰斗，直到流盡最后一滴血。

田旭明是河北深縣人，原先在冀中十分區戰報社工作，1941年轉到平西《挺進報》印刷廠。1942年春，他成為平北挺進報社的采購員。他帶著一支槍，在延慶川幾個據點之間穿梭，一邊完成任務，一邊配合龍延懷縣一區的游擊隊打擊漢奸、特務，帶領群眾斗爭敵人。那年6月中旬，他和另外兩位同志在小蘆莊村遭遇了敵人。他們先開了火，打死打傷3個敵人。田旭明同志身負重傷。他投出最后兩顆手榴彈，轟然倒下。

賀慶芝是北京門頭溝妙峰山人，在平西參加革命，很快入了黨。他先后在平西、平北的挺進報社做勤務員、交通員。他樂觀、單純，不怕困難。1942年秋反“掃蕩”時，他在延慶北山帶病單槍匹馬遭遇敵軍，奮勇拼殺，壯烈犧牲，時年不滿20歲。

這些烈士們崇高的氣節，不是一天養成的。從平西《挺進報》創刊起，報社內部就一直強調民族氣節和艱苦奮斗，提倡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這樣的事跡很多。特別要說一說吳錚同志，一位女同志。她原是北平燕京大學的學生。1941年春天，她離家出走，到平西抗日根據地參加革命，被分配到挺進報社做編輯。她身體瘦弱，但意志堅強。那年秋天反“掃蕩”，因為隨隊行動太困難，她和少數同志在淶水縣西北部深山區村干部幫助下，藏在一個山洞里。不幸的是，搜山的敵人發現了他們，抓走了吳錚。敵人威逼利誘，她堅決不從，不肯跟敵人走，當場就被殺害了。吳錚的犧牲，深深地震撼了同志們，讓大家更加痛恨敵人，更堅定了抗戰到底的決心。

４

《挺進報》在平西時是用石印的。搬到平北后，環境太殘酷，有段時間只能改成油印，但基本上還是堅持三天出一期。報紙的發行范圍很廣，除了分區、縣、區的黨政機關、群眾團體和部隊，還送到了北平郊區、張家口、承德附近許多縣的廣大農村，像昌平、順義、懷柔、密云這些地方。那時候條件有限，印的數量不多，但每一份報紙都被人們傳閱很久，保存很長時間。很多部隊和地方的干部，常常隨身帶著幾份報紙，像保護重要文件一樣珍藏著，走到哪里，就拿出來給群眾讀，讓大家傳看。

抗戰形勢在1944年春天有所好轉，根據地也變得穩固起來。《挺進報》認真準備后，改成了４開４版的石印報，還是三天一期，能印大約1500份。當時建個石印廠可不容易。石印機和用的石板，是通過北平城里的地下關系買到的。東西裝在一列從北平開往張家口的火車頭里，當火車停在南口北邊一個小站時，悄悄卸下來。然后用幾頭毛驢馱著，白天躲藏，夜晚趕路，經過延慶等地，費盡周折才運到延慶的七山。因為石印機拆裝運輸不方便，游擊環境里難辦，需要個相對安穩的地方。報人們就請擁軍模范趙順同志幫忙，在侯莊子亮棚溝附近半山腰，找了個很隱蔽的山洞，把機器安在里面。這就是《挺進報》的石印廠了。

以魏秉鈞同志為首的石印廠工人，就在這山洞里堅持工作。他們用的紙張、油墨，還有吃的糧食、油鹽，都由秘密交通員和村干部送進山洞。為了減少人員往來，保守秘密，一般情況下，印刷廠的同志們不下山，也很少出去。報社的編輯和文書們把編排、書寫、校對好的石印藥紙，裝在一個馬口鐵筒里，每三天一次，派人送到山洞里的印刷廠。負責送這鐵筒的，是個只有十幾歲的小通訊員，大家都叫他“小老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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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中終日不見陽光，又陰又潮。喝水都要遠遠地背回來，再加上吃食跟不上，活兒又重，印廠的幾個同志，大都臉色蒼白，身體也好不到哪里去。但他們干起活來，把自己都拋到了腦后。

石印的報紙比油印的清楚多了，印的數量也多。印刷之前，必須用毛筆蘸上特制的藥墨，在一種藥紙上寫上字。然后有人搖動機器的輪子，靠著沉重的壓力，把藥紙上的字跡壓到石板上。接著再搖輪子，一張一張地印出來。等一期報紙印完，得把那石板磨平磨光，才能再寫再印。文書們寫的字工整又好看，不論是仿宋體、黑體、楷體還是美術字，還有他們畫的花邊、插圖，若不仔細瞧，真和鉛印報紙差不了多少。人們看了，沒有不佩服的。

《晉察冀日報》1944年4月1日刊載消息：“1939年9月1日創刊的《挺進報》，在平北改版了，內容和樣子都有進步。”這個消息讓大伙兒的心一下子熱了起來。

報紙上登的，除了新華社的消息，主要就是本地的新鮮事和評論文章。這些內容，都與當時的斗爭緊密聯系在一起：反“蠶食”，瓦解敵人，減租減息，合理負擔，如何在村里建立政權……有幾個記者，常年就在分區下邊的縣里跑，有時跟著隊伍打仗、采訪。每個記者都配了一支“獨角牛”（一種土造單發手槍）和兩顆手榴彈。記者還有個任務，就是在地方干部、小學老師和部隊里組織寫稿子的人。有了這些熱心腸的通訊員，地方上的新聞稿子就源源不斷送到報社。有些工農通訊員識字不多，寫的稿子表達有時不太清楚，文書們常常得重新寫過。可他們熱情很高，反映的事也頂重要。有些農民和村干部自己實在寫不了，就把看到的事講給小學老師聽，請老師代筆寫好，寄給報社。《挺進報》發回了刊登他們稿件的報紙，通訊員如獲至寶。想想一個大老粗也能在報上登文章，他們學認字的勁頭就更足了。當年給報社寫稿子的，也經常是分區、地委和各縣的領導同志。區政委、地委書記段蘇權，副書記武光、陸平等同志都對報社的工作親自過問，對《挺進報》報道了哪些內容，還親自動筆撰文。

雖說報紙主要是給部隊和地方干部看的，可它的影響遠遠不止這些人。當日本鬼子“掃蕩”我黨中心區時，報社轉移到外線，配合部隊和地方干部向敵人喊話、宣傳的時候，更是報社散發報紙、講形勢、講政策的好機會。散出去的《挺進報》，常常傳到敵占區，有時甚至能進到北平城里。北平城里有一位醫生，從昌平縣的一位農民手中看到《挺進報》后，心里樂開了花。他偷偷寫了封信，想辦法交給灤昌懷聯合縣的干部，轉到了報社，還附了一篇揭露敵人罪行的稿子。他在信里說：“我太高興了，我看見祖國的報紙了！”像這樣的事不少，可見這份報紙當時影響有多大。

各級黨委為瓦解敵人，成立敵工部。縣里的敵工部下面設幾個敵工站，《挺進報》就成了向敵占區散發的重要宣傳品。敵工部的同志們拿這報紙當材料，給偽軍、偽政府的人講形勢。后來隨著抗日戰爭和整個反法西斯戰爭形勢越來越好，1944 年中央決定各級黨委成立城市工作部，把淪陷區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看得和根據地建設同等重要。這時候，更多的《挺進報》傳進了敵占區，成了團結教育群眾、打擊敵人、爭取勝利的重要武器。

那時候，報紙和老百姓的心貼得特別近。在那么殘酷的斗爭里，報社全靠老百姓大力支持和保護。敵人知道北平附近的八路軍有張《挺進報》，也知道山里有個印刷廠，可他們搜來搜去，硬是找不到印刷廠在哪兒，這多虧了鄉親們的掩護和幫助。報社沒地方住，擁軍模范趙順就帶著民兵幫著蓋房子，還幫報社運辦報用的東西，送糧食、送菜，一有敵情就趕緊給報社報信。因為《挺進報》在老百姓心里分量重，對敵人威脅太大，所以鬼子“掃蕩”時，總把它當成搜剿的目標。最可氣的是盤踞在懷來的敵人，他們照著《挺進報》的樣子，也弄了張假《挺進報》，想騙老百姓。可那假報紙一到群眾手里，立馬就露餡了。大伙兒都說：“這《挺進報》是假的！八路軍的報，不說這些鬼話。”

報社有時還將《挺進報》通過軍郵送到中共中央宣傳部、解放日報社、延安解放出版社等單位。他們從那么遠的地方，給《挺進報》寄來了《解放日報》的合訂本和解放出版社出的好多書。這不僅給報社送去了寶貴的精神食糧，也讓大伙兒的心里格外暖和，更加充滿了干勁。

《挺進報》隨著抗戰勝利的腳步日益臨近，也在按部就班地成長、壯大。日本于1945年8月投降，歷史從此掀開新的一頁。到1946年，形勢所需，上級決定將平北的《挺進報》與平西的《群眾報》合并出版《察哈爾日報》。就這樣，平北的《挺進報》，光榮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