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錢鍾書1940年代因戰亂滯留越南，被河內的印度支那大學聘為英文系系主任；假如他為越南本科生開設了一門西方文學入門課程，用英文講授；假如抗戰之后，他備課的英文講稿以“西方文學研究導論”為標題在商務印書館出版；那么，這本并不存在的書，其內容和意義就非常接近德國學者埃里希·奧爾巴赫（Erich Auerbach, 1892-1957）的《羅曼語語文學導論》（Introduction aux études de philologie romane）。喜歡給大學者起綽號的人，常稱錢鍾書為“文化昆侖”。如果錢鍾書是“昆侖”，那么奧爾巴赫就是二十世紀文學批評和比較文學的珠峰。

奧爾巴赫于1936年來到伊斯坦布爾大學，擔任該校西方語言文學系系主任，教授羅曼語文學一系列課程。他在土耳其寄居了十一年，躲過了納粹對歐洲猶太人的殘害，直到1947年他選擇寄居美國。這部為土耳其學生用法文寫成的講義，寫于1943年，先出了土耳其文譯本，而法文版于1949年在德國出版。奧爾巴赫的前言寫于1948年3月，其時，他已在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了。《羅曼語語文學導論》（以下簡稱《導論》）的中譯本標題，加入“伊斯坦布爾講稿”七字，凸顯了這本書的緣起和意義。在這部講稿中，一位德國猶太裔的世界級學者，在伊斯坦布爾用非母語向土耳其本科生簡明扼要地講授自己最擅長的專業。

埃里希·奧爾巴赫

不可虧負寄居的人

奧爾巴赫為何來到土耳其任教？詳情可參考卡德爾·科努克（Kader Konuk）在2010年出版的《東西摹仿論：奧爾巴赫在土耳其》（East West Mimesis: Auerbach in Turkey）一書。這本書挖掘了很多一手材料，甚至包括德國駐伊斯坦布爾領事館的檔案。奧爾巴赫在去國之前，是馬堡大學的羅曼語教授。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被任命為德國總理。后面幾個月，文學藝術界大批左翼人士和猶太知識分子迅速逃離德國，此事在《文學之冬》一書中有詳細記述。奧爾巴赫參加過一戰，是負過傷的退伍軍人，所以認為政府不會無情無義。他雖然是猶太裔，但未被立即解聘，只是逐漸被禁止參與教學活動。但到了1935年10月，馬堡大學校方正式發函告知：根據最新出臺的《紐倫堡法案》，他被認定為“純猶太人”；作為“非雅利安人”，納粹政府有權將其驅逐，并剝奪一切權利。過去兩年中，他一直希望能憑借退伍軍人的身份逃過此劫，但至此已再無回旋余地。

已在伊斯坦布爾大學擔任系主任的列奧·施皮策（Leo Spitzer）一直關心奧爾巴赫的動向，加上他自己要轉到美國任教，所以向校方極力推薦奧爾巴赫接替自己的職位。伊斯坦布爾大學經過與其他求職者的對比和考察，最終決定聘用。奧爾巴赫到1936年8月才接到學校的正式聘書。奧爾巴赫本人出身富庶的猶太中產階級家庭，中學入柏林當地的法語學校。這所學校乃是十七世紀末逃離天主教迫害的法國胡格諾派移民創辦，所以奧爾巴赫的法語是有童子功的。再加上他后來選擇羅曼語文學作為專業，法國文學當然是重點學習對象。有一個細節很值得玩味，在接到聘書之后，奧爾巴赫特意去了日內瓦，為的是打磨法語，尤其是口語。

奧爾巴赫抵達土耳其之時，恰逢土耳其現代化、世俗化運動興起。凱末爾大力推動土耳其版的西化運動，在高等教育領域，將當時國內的頂尖學府改為伊斯坦布爾大學，解聘三分之二的本國教師，大力延聘歐洲學者，以促進本國文化的歐洲化和現代化。1933年之后，很多被驅逐的德國學者都在土耳其找到避難所，也是因為土耳其的教育改革急需歐洲學者的加盟。但土耳其方面也擔心外國學者借機為本國作政治宣傳，而德國猶太學者既代表了歐洲學術的頂尖水平，又因為被納粹迫害，絕不會宣揚當時德國的主流價值觀。所以這批流亡學者被迫害的身份，反而能解除土耳其政府對政治宣傳的擔憂。

奧爾巴赫申請伊斯坦布爾大學的教職時，還有其他競爭者，他之所以能夠最后勝出，一方面是因為施皮策的全力推薦，一方面也是因為其猶太身份自動使他與德國產生疏離。科努克找到了當時聘任委員會的報告，上面寫道：“奧爾巴赫先生特別致力于研究法國和意大利文學史，他將文學史與更大的文明潮流（古典、基督教，現代世俗化）聯系起來，能夠從外部、以批評方式查看西方文明。”（《東西摹仿論》38-39頁引）這里強調的是他對古今文學史的通貫把握，但“外部”一詞甚堪玩味。一位德國學者，如何能從“外部”查看西方文明？科努克在書中還引用土耳其駐德國大使的意見：聘請與德國切斷聯系的教授，對土耳其更加有利，因為他決不會自動成為納粹德國的宣傳工具。

這樣看來，奧爾巴赫寄居在伊斯坦布爾，獲得人身安全和安靜的教學寫作環境，才得以寫出《摹仿論》這樣的傳世之作。而土耳其也急需并歡迎既博學，又不見容于納粹德國的頂尖學者。聘用流放的學者，可以保證土耳其在西化過程中不必在政治上依附西方，有利于保持文化自主。因此，奧爾巴赫與伊斯坦布爾大學的關系，乃是雙向奔赴，而不是單向收容。

什么是羅曼語語文學？

羅曼語（Romance languages）既不是“羅曼司”，也不總是“羅曼蒂克”，而是與羅馬相關。它指脫胎于通俗拉丁語（Vulgar Latin）、有親密血緣聯系的幾種歐洲語言，包括法語、意大利語、西班牙語、葡萄牙語和羅馬尼亞語等。奧爾巴赫在《導論》中告訴學生，通俗拉丁語就是古代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所說的拉丁語口語，與作為書面語存在的古典拉丁文相比，高度簡化，也高度實用。我們可在古代作家的喜劇或者書信中瞥見這種語言的痕跡。在羅馬帝國統治的歐洲各地，此種通用、低俗的拉丁語形式疊加在羅馬征服之前的方言土語之上，所以各地的羅曼語原型就具有地域差異。公元五世紀，羅馬帝國崩解，各地之間的交流中斷，造成各地語言在孤立狀態下獨立發展，于是羅曼語各支就越來越偏離通俗拉丁語的原型，而呈現出獨特的樣貌?？梢赃@樣理解，假如有神奇的技術手段，能從法、意、西、葡等語言中分離和剔除前羅馬時代土語的因素，就能大體復原出羅馬帝國消亡之前的通俗拉丁語模型。

所謂羅曼語語文學就是對使用羅曼語創作的各國文學的整體研究。奧爾巴赫將語文學定義為以古代文本為對象的研究，所以在這部講稿中，他一出手便從版本、校勘這些最繁瑣也是最基礎的問題講起。隨后他討論語言學的最新發展，指出現代語言學取代了傳統的語法學，重要的標志便是注重口頭語言和民眾語言，反對古代語言學中蘊含的貴族傾向。第二部分具體講解羅曼語的誕生，涉及羅馬的殖民、通俗拉丁語的特征、基督教興起帶來的文化轉向以及日耳曼人入侵等歷史問題。之后是詳細討論羅曼語發展的整體趨勢，覆蓋了從語音、句法到詞匯幾乎所有方面。一切收拾停當，奧爾巴赫方進入中世紀、文藝復興、近現代（十七至十九世紀）各國文學的概述。這就是奧爾巴赫所理解的羅曼語語文學研究的基本架構：版本?？?、語言學、歷史、文學史。在這樣的語文學框架中，版本?？辈⒉滑嵥闊o用，語言學也不枯燥，歷史沒有萎縮成“時代背景”，文學史更是沒有退化成“流派列表”。

書中講羅曼語演變的一節，涉及大量有趣的語言學知識，需要耐下心來，才能領會。例如“二合元音化”（diphtongaison），是指單元音變為雙元音的現象。比如拉丁文的petra（石頭），第一個音節中的開元音e，在后來的羅曼語中往往被拉長，變成雙元音，所以才會出現意大利語的pietra、法語的pierre和西班牙語的piedra，而只有葡萄牙語的pedra抵御住了變為雙元音的潮流。但奧爾巴赫的過人之處，在于即使處理細小的語言學現象，也能看出其中蘊含的歷史內涵。比如，他討論了屈折系統的崩壞一事。拉丁語乃是屈折語（inflected language），主要通過詞尾的變化來顯示名詞的性、數、格以及動詞的人稱和時態等等。以“人”（homo）這個詞為例，單數形式有五種變格，hominis就是屬格，多表示從屬關系（屬于這個人的），而homini則為與格，可表示“給某人”。但通俗拉丁語往往舍棄這些嚴格而繁瑣的規則，多用介詞外加指示代詞，以更直觀的方式完成表意功能。所以，我們會看到de illo homine表示從屬關系（如同英文的of that man），而ad illum hominem表示給予（如同to that man）。這種屈折體系的崩壞，造成后來表示格的詞尾逐漸脫落，開啟了羅曼語更為直接的表達方式。奧爾巴赫指出，使用指示代詞（表示這個或那個），相當于用手指指向具體某人，這個語言學的細微變化顯示口語表達中趨向具象化，甚至戲劇化的趨勢。古典拉丁語是文化精英、政務管理者和組織者所使用的語言，更加注重紛亂的事物在一個龐大系統中的安排和分類，但民眾的語言卻注重呈現具體的物象，追求能直接看見并生動地感知事物。（《導論》103-104頁）按照奧爾巴赫的分析，古典拉丁語單憑詞尾的細微變化來規范和標志名詞的格，而通俗拉丁語以及后來的羅曼語頻繁使用指示代詞以明確指點出具體的人或物，這背后蘊含兩種感知世界的方式，甚至是兩種對立的價值觀。這就是《導論》中哪怕是技術流的討論也會揭示思想觀念的一例。

《導論》是超一流的德國學者用第一外語向土耳其本科生講授如何研究法語、意大利語和西班牙語文學。因為講授者和聽眾都使用外語，所以語言表達自然會簡明易懂。因為是給本科生講課，傳授基本知識，所以不求學術上的突破和創新，而注重系統、明晰的講授。這部講稿正因為內容基礎、語言平實，反而具有不同尋常的價值。知識雖然基礎，但是由一位學術巨擘來講授，就如同武林宗師傳授入門功夫，一舉手一投足都蘊含對本派武功的深刻理解。有心者如果反復觀摩，可以獲得意想不到的收獲。我甚至覺得，因為內容必須基礎，語言必須簡明，這樣的限制反而讓奧爾巴赫更加松弛，反而可以逼出更直入人心的話來。

《摹仿論》的輔助閱讀

談奧爾巴赫，就必須談《摹仿論》（Mimesis），因為這是一本再也不會有人能寫出的書?！赌》抡摗返挛陌?946年首次出版時，奧爾巴赫在版權頁頂端寫下“作于1942年5月到1945年4月”，明確了撰寫這部書的特殊歷史年代。英文版又在“作于”后面加上“伊斯坦布爾”，突出了成書的特殊地點。而《導論》的前言寫明這是1943年為上課準備的講義，可見兩書作于同時。如果奧爾巴赫是勻速創作的話，那么他開始講授《導論》時，《摹仿論》大約寫到三分之一處。因此，兩書的內容多有重合之處，最適合對讀。《導論》的文學史部分，從中世紀一直寫到十九世紀上半葉。而《摹仿論》全書二十章，分析了從荷馬史詩、《圣經》、阿佩利烏斯、塔西陀一直到蒙田、塞萬提斯、左拉、普魯斯特和弗吉尼亞·伍爾夫。除去講古典文學的前三章，以及講德國和英國作家的第十三、十七和二十章，其余十四章都與《導論》所覆蓋的中世紀拉丁語、法語、意大利語、西班牙語文學相關。也就是說，《摹仿論》所分析的文本和作家，有三分之二都是《導論》以極簡方式討論過的。因此，《導論》可視為《摹仿論》的入門書。《導論》需要照顧學生的知識水平和語言能力，所以對相關話題的處理更加簡明而通貫，而在《摹仿論》中，奧爾巴赫則是心無旁騖、恣意揮灑自己的學問和智慧。下面舉兩例，以見兩書的關聯。

《導論》中有兩頁介紹了中世紀的“神秘劇”（159-160頁），指出中世紀戲劇并不把崇高和悲劇與日常現實相分割。在表現圣經場景時，俗世生活會很自然地進入戲劇中，比如女性門徒為保存基督遺體而去買油膏，會和小商販討價還價。我們再去讀《摹仿論》第七章對十二世紀古法語寫成的神秘劇《亞當秘義》（Mystère d’Adam）的分析，就會發現奧爾巴赫更詳盡地闡發了中世紀戲劇中崇高與凡俗相混溶的主題，而且《導論》中提到的圣經中描寫日常生活的例子，也都出現在《摹仿論》中。先讀《導論》這兩頁，可以為讀懂《摹仿論》第七章做好鋪墊。

《導論》中講到法國十七世紀文學時，奧爾巴赫特別提到當時上流社會的風雅人士，他們的理想人格是儒雅、博通、有品味和分寸感的“君子”（honnêtes gens）。在社交場合，大家均以隱匿、忘卻自己的職業專長為榮：“在社交圈中，一個人若是做不到忘記自己是法官、醫生甚至是詩人，他可能就會變得可笑。”（277頁）我覺得這是極有趣的心態，即認為自己的俗世工作和職業，乃是“風雅自我”或“理想自我”的尷尬和羈絆，是阻止自己成為文明人的障礙。放到現今，如果金融人士在飯局中大談對沖基金，如果科學家在酒桌上討論基因編輯，都將是致命的社交災難，必定會被風雅社會冷酷地放逐。

這時，我們再讀《摹仿論》第十二章和第十五章，就會發現同樣的思想被豐富和擴展。在談論蒙田的第十二章，奧爾巴赫談到人文主義者的理念：要全面參與文化生活，就必須放棄對狹窄的專門領域的過度掌握。因此，良好的教養、優雅的舉止、從容的意態、廣博的古典知識乃是成為文人雅士的必要條件。而蒙田恰恰就是為這樣的一批讀者寫作，因為他的專長不是任何一種特殊的領域或行業，而是那種閑適、絮叨、不可歸類的自我探索。蒙田的專業只是他的自我。在分析莫里哀的部分（第十五章），奧爾巴赫幾乎說了相同的話：“任何人若想在社交方面無可指摘，都不允許將自己生活的經濟基礎或者他的職業的專長太過顯眼地暴露。否則，他會被看作迂腐、不合時宜、可笑。”《導論》中有關忘卻自己專長的描述，正可以闡發法國十七世紀那種推崇優雅的愛好、鄙視狹隘的專精的文化風尚。

這樣的例子還可以舉出更多。我們越熟悉《摹仿論》，就越能在《導論》中找到同樣的思想，甚至類似的語句?！秾д摗分谐錆M《摹仿論》的極簡表述，可以當作理解《摹仿論》的補充和輔翼。

奧爾巴赫式的專注

我讀《摹仿論》，最服膺奧爾巴赫的文本解讀。全書幾乎每一章都以一長段引文開始，然后奧爾巴赫針對這個文學切片的文體特征，展開窮盡的分析，然后從文體分析緩緩上升到思想史和歷史哲學。開篇時所關注問題之細小微末，與最后所得出結論之宏遠深邃，其間反差越大，就越讓人感到驚異和不可思議。而最神奇的是，他從文本分析的基石躍升到高聳入云的思想，整個過程不僅絲滑、平穩、令人信服，而且不易覺察，絲毫不給讀者被脅迫、被威逼的感覺。對語言細節的窮盡分析，思想拔高之巧妙和平緩，用“鬼斧神工”來形容，毫不為過。奧爾巴赫在《摹仿論》最后幾頁雖解釋了自己選取材料的秘密，但并未談及自己的文本解讀絕技。但我認為《導論》中有一個時刻，奧爾巴赫好像無意中泄露了一點天機。

講解語文學部分的最后一節討論了“文本解讀”（l'explication des textes）。這本是法國教學中提倡的文本細讀方法，奧爾巴赫認為是培養學生解讀能力的最有效手段。先選擇長度有限的文本作微觀分析，主要分析文本的語言和藝術形式以及內容上的主題。此時，我們應當使用所有語義學、句法學和心理學方法，“必須要撇開我們先前擁有或者自以為擁有的一切有關該文本和作者的知識”（38頁）。這樣的解讀不僅僅盯著文本自身，更要“帶著強烈而持久的專注（avec une attention intense, soutenue）來觀察文本”。為了強調這一點，奧爾巴赫又對此種專注做了鋪陳：“文本解釋的全部價值即在于此：要帶著新鮮、自發且持久的注意力（avec une attention fra?che, spontanée et soutenue）去閱讀，并小心地避免過早歸類?！保?8頁）

奧爾巴赫形容專注的四個形容詞，值得再引申一下。“強烈”，就是猛烈、強力地逼視文本，傾巢而出，全力以赴。“持久”，就是長久的閱讀和重讀，就是優游涵泳，不間斷地嘗試破解。“新鮮”，就是以新奇、刁鉆的角度去思考，不因循舊說。而“自發”，就是在學術規矩之外，允許有靈感的參與。綜合起來，這四個詞強調的是閱讀的烈度、耐力、創造力和適度的靈性。

奧爾巴赫認為，只有當文本在所有細節以及整體可以被完全重構之后，才能開始進行歷史、傳記和其他更宏觀的研究。所謂重構，我認為就是通過復述和總結將文本切片徹底吃透、徹底掌握，要能準確辨認、細致描述文本在語義、句法、修辭方面所有的特異之處，并作初步的提煉和概括。這樣的工作正是《摹仿論》幾乎每一章最前面幾頁所做的工作。以《導論》透露的解讀秘訣為放大鏡，我們可以更好理解《摹仿論》各章的結構和奧爾巴赫的分析方法。

還是以《摹仿論》第七章為例，其核心文本是十二世紀的神秘劇《亞當秘義》。奧爾巴赫論證，劇中亞當和夏娃的對話，其語言如同十二世紀法國農民或市民與妻子的家常話，風格簡單、平易，但是這部宗教劇涉及的卻是基督教有關引誘、墮落、原罪這些重大話題。這部中世紀神秘劇將簡單低俗的言辭與崇高莊嚴的主題混合在一處，這也是全書反復討論的“文體混合”現象（stilmischung）。以《摹仿論》英譯本的頁碼計算，這一章的結構安排如下：開篇引用該劇將近四十行的對話，之后是詳盡的文本解讀（五頁），然后是對“文體混合”的理論概括（五頁），再以此理論為基礎重返文本，進行第二輪解讀（三頁）。之后，奧爾巴赫跳脫到半空，討論了中世紀文學的日常經驗與寫實（三頁），最后又引入圣方濟各的事跡和相關記述，再次討論凡俗與神圣相混合的現象（九頁），最終以一首十三世紀的受難詩作結（兩頁）。所有這些復雜的討論，基礎就是那最初五頁、暫不涉及歷史和觀念、集中于語言層面的分析（英譯本147-151頁）?；A奠定之后，奧爾巴赫或者拓展分析范圍，或者提升理論高度，或者引入同時代圣徒作為佐證。但所有這些拉伸和拔高，都牢牢根植于最基礎、也是最見功力的l'explication des textes之上。

奧爾巴赫所說的“強烈和持久的關注”，究竟可以有多么強烈？《摹仿論》第八章是一個極有代表性的例子。這一章開篇即摘錄《神曲·地獄篇》第十章共計五十七行詩，整章的結構和篇幅如下：對文本進行詳盡的解讀（七頁半）；根據但丁的理論論述，討論“文體混合”現象（四頁）；對《神曲》全詩進行主題和文體方面的概括（兩頁）；重返《地獄篇》第十章的核心文本，提出矛盾之處（四頁）；根據上面的分析，全面論述“預像寫實主義”（figural realism，五頁）；最后一次返回開篇引用的但丁核心文本（兩頁）。在第八章將近三十頁的篇幅里，奧爾巴赫不斷調整視角和機位，從不同高度和角度不斷返回章首引用的文本。而他第一輪的“文本解讀”，其細致程度令人咋舌。他分析但丁原文第二十二至二十四行，自己用了二十七行文字。解釋原文第二十八至二十九行，他自己寫了十九行。為了分析表示轉折的allor一個詞，奧爾巴赫竟然奢侈地用了四十四行（英譯本180-181頁）。分析原文第六十一行，自己用了二十四行（182頁）。僅僅從奧爾巴赫分析原文一行或一字所花費的精力和使用的篇幅，我們可以大致體會他所說“強烈關注”的強度和烈度。奧爾巴赫在《導論》中向土耳其學生提示的分析方法，正是他自己在《摹仿論》大部分章節反復使用、屢試不爽、屢建奇功的“文本解讀”。我們只能說1943年的土耳其學生有福了，但當時會有多少人能領會這位德國老師的意圖，就不得而知了。

在我有限的閱讀中，研究奧爾巴赫的學者并不經常引用《導論》一書。我認為《導論》雖然是針對外國本科生的入門課本，但對于研究奧爾巴赫的思想和學術依然有極高的價值。這部書當然首先是一部講義，不是《摹仿論》的摘要，但兩書的寫作年代重合，涵蓋的主題重疊，所以作于1943年伊斯坦布爾的《導論》，差不多就是奧爾巴赫以學科手冊的形式、針對零基礎的外國學生、以更低的姿態和淺近的外語陳述了《摹仿論》的部分主題。我們不能說五百多頁的《摹仿論》被壓縮進《導論》中，但我們可以確定地說，《導論》中遍布《摹仿論》的主題、線索和回聲。只要我們去尋找，就可以尋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