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口不談《異秉》《受戒》《大淖記事》，就不敢說了解汪曾祺。最近十來年，因為一些熱心人的奔走相告，汪曾祺1983年夏所作短篇《星期天》的知名度不斷飆升。如今不讀《星期天》（汪氏平生回憶上世紀40年代后期上海生活的唯一小說），好像也不配自稱“汪迷”了。

《星期天》開頭介紹原型為致遠中學的“這所學校”地理位置，為眾多“汪迷”們津津樂道：“這是一所私立學校，很小，只有三個初中班。地點很好，在福煦路。往南不遠是霞飛路；往北，穿過兩條橫馬路，便是靜安寺路，南京路。”福煦路始筑于1910年，初名長浜路。1920年改用法國陸軍元帥斐迪南·福煦姓氏為路名（Avenue Foch），中文叫福煦路。1943年改為洛陽路。1945年抗戰(zhàn)勝利后又有了新名中正中路。1950年正式定名為延安中路。

另外三條馬路也都有新舊路名的沿革。霞飛路是法租界西區(qū)繁華主干道，始筑于1900年，初名西江路，后以法租界公董局總董寶昌之名改稱寶昌路。1922年以法國將軍約瑟夫·霞飛（Joseph Jacques Césaire Joffre）之姓改稱霞飛路。1943年一度更名泰山路。1945年以國民黨元老林森之名改為林森中路。1950年定名淮海中路。

靜安寺路即今南京西路在1862年至1945年間的舊稱。

南京路即今南京東路，始筑于清咸豐元年（1851），初名花園弄（諧音譯作派克弄）。咸豐四年擴建后，俗稱大馬路。同治四年（1865）上海公共租界當局為紀念《南京條約》的簽訂，改稱南京路。1945年更名為南京東路，沿用至今。

汪曾祺執(zhí)教致遠期間，上述四條馬路均有新路名（中正中路、林森中路、南京西路、南京東路）。但上海居民叫慣了舊路名，一時很難適應新路名。“滬漂”汪曾祺入鄉(xiāng)隨俗，也跟著身邊的上海人叫這四條馬路的曾用名。1983年夏在北京家中“揮汗”創(chuàng)作《星期天》，仍堅持沿用他當年在上海時對這四條馬路的習慣性稱呼。

所謂“當年”，不僅指1946年8月至1948年3月西南聯(lián)大肄業(yè)生、青年作家、初中國文教員“汪曾祺先生”旅居滬上的一年零七個月，還包括1939年夏來自蘇北高郵的高中生汪曾祺從上海出發(fā)去云南報考西南聯(lián)大時，對這座遠東大都市投去的匆匆一瞥。那時候上海這四條馬路的路名，跟小說《星期天》的叫法完全相同。

寫哪段歷史，就尊重哪段歷史的生活真實，絕不任意馳騁想象。僅此一點，足見汪曾祺創(chuàng)作態(tài)度之謹嚴。

路名如此，另一個細節(jié)也頗能說明問題，那就是關于校長趙宗浚（原型為高宗靖）住家的描寫。小說提到學校的“后樓”，“上面兩層是校長的住家”，校長“一天八小時，守家在地，下了樓，幾步就到他的小王國——校長辦公室，下雨連傘都不用打。”言下之意，這位當時還打著單身的校長只有校內(nèi)這一個“家”。

但小說又提到“他有個弟弟在一家五金行做事”，“他的父親就是一個大胖子（我們見過他的遺像）”。單身的校長并非孤家寡人。小說既提到他已故的父親以及在五金行做事的弟弟，說明他還有別的家人。雖然他們跟小說講述的“這所學校”關系不甚密切，只是一筆帶過，但“趙校長”的家人們既然不住學校，那就必定住在小說未作正面交代的學校之外的某個別處，亦即趙校長真正的“家”。

《萬象》1942年第9期報道高宗靖剛當上致遠中學校長，“夏風（話劇演員高宗靖的藝名）雖在戲劇界中資格很老，而在教育界中卻是得意異常。今年已經(jīng)榮任校長，門墻桃李，他對學校事務似乎重于戲劇工作。因?qū)W期結(jié)束，許多事情都要在這幾天辦理。雖在暑假，他仍是住在校中的。在三樓一間像是大家閨秀的閨房，便是他的臥室。”這篇新聞報道和《星期天》有關細節(jié)完全對得上：校長趙宗浚的原型高宗靖有兩個“家”，一是并未在小說中正面出現(xiàn)的某處（住著他的家人），另一處在校內(nèi)（僅住高宗靖一人）。

現(xiàn)存高宗靖最早一份檔案（1961）顯示，高家住址為愚園路750弄“愚園新邨”某某號。承高宗靖之侄高霖老先生見告，其祖父早亡，生前經(jīng)營藥材生意，育有三男一女，高宗靖為長子。上世紀40年代后期（高霖先生開始記事之時）全家從延安中路393號中德醫(yī)院隔壁某處（毗鄰致遠中學）搬遷至愚園新邨。高宅是上海人所謂新式里弄，但并非townhouse（多棟連排別墅），乃系duplex（兩棟四層樓公寓背靠背建在一起）。兩戶人家分兩個門洞進出，門前各有獨立小院。高家兄妹四人跟當時尚健在的高母一直住在這棟公寓，八九十年代才逐漸散居各處。

汪曾祺執(zhí)教致遠期間，或許因本家老屋有點擁擠，高校長不得不另辟臨時居所。正好學校也有這個條件。盡管《星期天》未作正面交代，但字里行間頗多暗示。從這個細節(jié)也可見《星期天》紀實與虛構交融的特點，以及汪曾祺一絲不茍的創(chuàng)作態(tài)度與高超的“留白”技藝。他既寫出露在水面的冰山一角，也善于啟發(fā)讀者進一步想象那隱于水下的冰山的本體。

汪曾祺“復出”之后，有大量散文寫高郵、昆明、北京、張家口等居住之地。也有不少散文說到短期旅游和訪問所經(jīng)的新疆、徽州、溫州、香港、愛荷華等處，卻始終沒有單篇散文專門寫他四十年代后期的上海生活（只在一些文章中零星提到）。1983年夏，他突然愿意借虛構小說《星期天》，一次性集中濃縮地將其四十年代后期的上海生活娓娓道來。這究竟是為什么？“汪迷”們不妨嘗試做一些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