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紀澤（1839——1890年）是晚清封疆大吏曾國藩之子，亦是近代中國杰出外交官。1887年1月，時任駐歐外交官的曾紀澤，以英文撰寫《中國先睡后醒論》，發表于《亞洲季刊》。文中，他秉持不卑不亢的態度，清晰闡釋中國具備覺醒能力，但覺醒后不會對外侵略的核心觀點。《中國先睡后醒論》是中國官方向世界介紹古老文明與中華民族的重要發聲，在近代中國影響深遠，眾多救亡圖存之士也將“睡獅”概念的源頭追溯至此。

“睡”是暫時狀態

根據英國參贊馬格里的記載，正是他建議即將歸國的曾紀澤撰寫一篇“關乎他的祖國的未來”的文章。曾紀澤經深思后認為，確有必要向外國展現真實的中國。在《中國先睡后醒論》中，他既未刻意宣揚古老中國的輝煌歷史，也未因當時國弱民衰的處境流露卑怯，而是巧妙以從“睡”到“醒”的狀態轉變來闡釋中國。不難看出，曾紀澤的詞匯選擇蘊含著明確且強烈的政治目的：一方面是提醒西方列強“侵略必敗”的最終結局，另一方面向列強傳遞關鍵信號，在面對侵略時，中國已不再逆來順受，正逐漸走向覺醒。

近代以來，中國在對外戰爭中屢遭敗績，這讓歐洲逐漸形成“即一陵夷衰微，終至敗亡之國”的認知。這種認知進一步助長了列強的侵華野心，在他們眼中，中國儼然成為可隨意瓜分的“待亡之國”。這種帶有“殖民”的心態與行為，給中國造成了無盡的災難。《中國先睡后醒論》深入分析了這一認知形成的關鍵原因，即“中國古昔之盛與近今之衰，判若霄壤”。毋庸置疑，中國從鼎盛到衰落的斷崖式下滑，讓侵略者誤以為中國“精力業已消鑠殆盡”，從而更加肆無忌憚地推行侵略政策。

曾紀澤并未回避中國在對外戰爭中屢次戰敗的客觀史實，但明確指出——戰敗并不等同于滅亡，這也是全文的核心觀點。他強調：“中國不過似人酣睡，固非垂斃也。”“睡”是暫時的，終究會“醒”；而“垂斃”意味著走向不可逆轉的“死亡”，二者存在本質區別。他進一步剖析中國陷入“沉睡”的根源：古代中國長期在世界范圍內處于領先地位，這種優勢逐漸滋生了“日有侈心”，具體表現為“自以為金甌永固，固無待舍舊而謀新”。尤其是對于“和戰攻守”的“漠然不知”，最終導致國家在時代變革中逐漸落后。

關于中國當時的發展狀態，曾紀澤明確指出，自鴉片戰爭后，中國已開始逐漸走向覺醒，“沿至道光末年，沉睡之中國，始知己之境地實在至危至險，而不當復存自恃鞏固之心。”然而，此時的覺醒并不是“全醒”，更多的是在列強侵略刺激下的“喚醒中國于安樂好夢之中”。直到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后，中國才真正開始對自身“沉睡”狀態進行主動認知與深刻反思，意識到“始知他國皆清醒而有所營，為己獨沉迷酣睡”。

曾紀澤對中國“由睡到醒”的界定，并非單純的情感建構，而是基于當時中國社會的實際變革，尤其是清政府正在推行的洋務運動。洋務運動以“自強”和“求富”為目標圍繞內修國政、外保國體實施了一系列舉措。盡管曾紀澤并未明確回答這些舉措對中國覺醒的推動程度，當時也有質疑者發出“中國果醒矣乎？”的疑問，但結合他撰寫此文的初衷可知，他意在通過這些變革事實，向外界傳遞出中國正在擺脫“沉睡”狀態的關鍵信息。

“醒”是未來走向

作為繼郭嵩燾之后晚清政府派出的第二任駐外公使，曾紀澤在歐洲期間，既深切感受到西方國家的強大，也為祖國的衰弱現狀憂心忡忡。如果說“睡”字是用來描述中國當時的狀態，而“醒”字則是表達了他對于未來中國走向復興與強大的信心與期待。在《中國先睡后醒論》中，他著重闡述了一個針對性極強的觀點：中國“全醒”以后，并不會威脅世界的和平。這一觀點的核心目的是向列強表明，無需為虛構的“中國威脅論”擔憂，更不應刻意阻撓中國覺醒。

曾紀澤以中國歷史發展為依據，指出中國自古以來便是“自守之國”，因此“向無侵伐外國之意”。未來的中國絕對不會影響世界的和平，“嗣后，亦決無借端挑釁拓土域外之思”。針對當時西方對中國龐大人口的誤解與抹黑，曾紀澤指出，“中國本無人滿之患，無須別尋新地以為游民寄居”。直接戳破了列強以“人口過剩”為由，渲染“中國威脅”的謊言。曾紀澤強調，中國人口眾多，但同時也擁有廣袤的土地，因此“中國所應為者，不在使民謀食于外國，乃設法將民分置于國內”。近代以來，屢有外國人宣傳“中國人口過剩”，甚至把中國人污蔑為“黃禍”，其背后侵略邏輯可謂是不言自明，即通過制造虛假輿論，為侵華行徑尋找借口，這是帝國主義慣用的伎倆。

然而，現實并未如曾紀澤所愿。《中國先睡后醒論》發表后，雖然也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強烈反響，“歐洲諸國傳誦一時”，但文中真摯的和平訴求，并未觸動侵略者的野心。此后，列強侵華步伐不僅沒有停止，反而愈發密集。這一結果深刻揭示了近代中國的尷尬處境：在國弱民衰的背景下，即便有理有據的外交發聲，也難以獲得平等話語權。

“睡獅”概念的思想源頭

在《中國先睡后醒論》中，曾紀澤著重關注了中國由睡到醒的轉變狀態，但通篇近四千的文字中并未提出“睡獅”的概念，甚至也沒有出現“獅”的字眼。然而在近代中國，眾多救亡圖存之士卻將“睡獅”一詞與曾紀澤撰寫的《中國先睡后醒論》緊密關聯，或將其視為“睡獅”概念的重要淵源。這種“無中生有”的現象，恰恰印證了《中國先睡后醒論》的持久影響力。

從史料考證來看，近代中國最早提出“睡獅”一詞的是梁啟超。1899年4月，他在《動物談》一文中寫道：“昔支那公使曾侯紀澤譯其名，謂之睡獅；又謂之先睡后醒之巨物。”自此以后，很多文獻均將曾紀澤視為“睡獅”概念的提出者。不過，關于“睡獅”的起源，在近代中國始終存在爭議：有學者將其視為外國給予中國的歧視性詞匯，也有學者把拿破侖作為“睡獅”的最早提出者。但毫無疑問，曾紀澤的《中國先睡后醒論》被認為是國人語境中“睡獅”概念的重要思想源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