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學》在2025年第2期的韓江專輯中收錄了三篇關于《不做告別》的中文原創評論，分別是董晨的《國家暴力下的個體抗爭——從歷史書寫和歷史意識看<不做告別>》、韓曉的《暴力書寫與創傷記憶——韓江<不做告別>解讀》，以及張佳的《收集、拼裝與身體化——<不做告別>與韓江的集體記憶書寫》。三者以同一部作品為切入口，從社會歷史、敘事策略和理論路徑等多重維度揭示了韓江在《不做告別》等作品中表達的思想內蘊，共同觀照了國家暴力對個體以及集體的創傷影響，并通過對韓江作品中記憶與歷史書寫的關系，強調對這些創傷“永不告別”的堅韌抵抗。

董晨從社會歷史的角度出發，對韓江因《不做告別》斬獲諾獎的原因進行闡釋。文章首先以英國RCW文學代理公司（持有韓江作品海外獨家版權）國際部負責人勞倫斯·拉呂約在法蘭克福書展上對《不做告別》的評論導入，點出瑞典版《不做告別》對韓江斬獲諾貝爾獎的重要性。下文則緊承瑞典學院對《不做告別》的重視，梳理了韓江以歷史事件為題材的小說創作歷程：

2007年的《素食者》通過展現英惠父親在日常生活中的暴力行為，暗示了這一家暴子女的角色在越南戰爭中的施暴者形象；2014年的《少年來了》則以“光州事件”為題材，首次嘗試對國家暴力進行正面描寫，開始思考韓軍赴越作戰與“光州事件”之間的深層關聯，但并未直接提出問題。在2021年的《不做告別》中，韓江聚焦“四三事件”，勾連起一系列塑造了韓國乃至整個朝鮮半島現代史的重大歷史事件，開始對韓國國家暴力事件做出更深層次、更加本質的追問和探索。作者以韓江對國家暴力的關注為線索，將三部重要作品串成一線，既將韓江的小說創作歷程進行了深度的邏輯關聯，又點出了《不做告別》中濃厚的歷史意識，自然而然地引出對韓江歷史書寫的分析。

在這一部分，作者緊扣文本，從敘事角度深入探討了韓江“四三事件”歷史化過程的呈現，以及創傷記憶的個體傳承與轉化。在對比《不做告別》和《少年來了》的敘事方式時，董晨指出，韓江在保持自身強烈的個人風格的同時，試圖在《不做告別》中通過敘述視角的轉變呈現歷史事件之外的東西，即“韓國國家暴力給幾代韓國人造成的集體精神創傷”。而文中多次出現的“噩夢”和“雪”則構成了承載相關情感記憶的重要媒介。

在由韓江小說文本的歷史書寫轉向對歷史意識的分析時，文學與現實語境的互文是董晨本篇評論的一大突出特色。作者細致分析小說的敘事方式之后，從小說的描寫聯系到韓國社會的歷史現實，強調國家暴力事件對韓國普通民眾日常生活邏輯的影響，由此提出《不做告別》隱含的問題：暴力下的沉默與保守是否在非自愿的意義上成為了暴力的幫兇？而在董晨看來，韓江通過作品中仁善及其母親、慶荷等個體對暴力的抵抗給出了屬于自己的回答。隨后，作者從韓國史學史的角度對韓江的歷史意識展開溯源，在肯定韓江歷史責任感和勇氣的同時，作者也從“良民”形象的構建出發，點出其在韓國國家暴力受害者形象書寫上的局限，指出其對左翼爭議的回避。但作者又緊接著指出，韓江的歷史書寫，從韓國社會思潮史的角度上看，仍然構成了對當下“新右翼”思潮的抵抗。對小說文本的分析與對韓國社會歷史現實的解讀緊密貼合，從而較好地佐證了“《不做告別》既對韓國現代史中反復出現的國家暴力行為和韓國人的集體精神創傷進行追根溯源,又呈現出歷史中個體的堅強抵抗之姿”這一觀點，得出“韓江因此書而榮獲諾貝爾文學獎,并非偶然”的結論，展現出作者縝密的邏輯思維和對韓國社會歷史的深度把控。

韓曉同樣關注到了《不做告別》中突出的歷史感，并聚焦文本，針對其暴力書寫與創傷記憶對韓江在小說中使用的藝術手法做出了細致解讀。相較于董晨層層深入的論述形式，韓曉用空行將文章層次清晰地劃分為五個部分：韓江與《不做告別》的簡要介紹、“四三事件”及相關小說創作、《不做告別》的主要人物與敘事視角、《不做告別》的隱喻使用與解讀，以及對《不做告別》的總結性評價。

在第一部分中，作者先是按照時間順序對韓江的文學創作歷程和藝術成就進行了傳記式梳理，隨后便引入了對《不做告別》創作背景和主要內容的介紹，并借韓國文學評論家申亨澈在《不做告別》封底上的一段話領起下文，正式進入對《不做告別》的文本探討。第二部分則順承上文，對《不做告別》的歷史背景和該事件相關的小說創作做了簡要概括。第一自然段通過對“四三事件”始末和定性的梳理，作者揭示了這一歷史事件所折射出的韓國社會問題，并指出，對該事件的記憶與反思實質上關乎著對歷史和集體暴力事件的看法與處理，賦予歷史事件的文學化呈現以現實意義。同時，韓曉列舉玄基榮、梁榮秀兩位來自濟州島且富有代表性的小說作家，對《順伊叔叔》《濟州島》《燃燒的島》這三部以“四三事件”為創作背景的小說做出了凝練概述。在此基礎上，韓曉肯定了玄基榮、梁榮秀與韓江三人的歷史責任感，同時從身份、創作風格兩個層面指出，非濟州島民出身和其一貫的克制筆法是韓江同二者的顯著區別，而多樣化的敘述視角和大量隱喻的使用使得事件真相得到了多層次的呈現。

根據這一觀點，作者在第三、四部分緊扣文本，詳實地論述了《不做告別》的藝術手法。第三部分圍繞小說中重要人物的出場順序，依次分析了韓江在“我”（慶荷）、仁善與正心（仁善母親）這三個不同敘述視角之間的切換以及用意，進一步明確《不做告別》多樣化的敘述視角對還原歷史真實和展現歷史多重側面的重要性。此外，和董晨一樣，韓曉也關注到文本中“噩夢”“雪”等意象對暴力、創傷與記憶的承載和延續作用，并在第四部分對《不做告別》中的大量喻指性符號進行了細致解碼。她將這些符號分為夢境、自然意象、身體意象和時間符號——它們共同揭示出“暴力之殘酷、創傷之持久以及記憶之深刻”。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分析作品中時間符號的隱藏含義時，采用了文本與歷史事實相對照的方法，對出現的每一個時間節點和事件展開了相應的史實對照與解讀，從而挖掘出了《不做告別》中由時間軸變化構成的隱性敘事，進一步說明韓江用敘事手法展現歷史真實的高明之處。

作為全篇的結尾，第五部分首先從諾獎文學委員會主席安德斯·奧爾森對《不做告別》的評論生發開來，對文章主旨進行了概括和收束。同時，最后一段也由藝術手法回到小說內蘊上來：“不做告別”既意味著不說告別，也意味著永遠不會忘卻，藉由對小說題目“不做告別”的解讀完成了由“暴力創傷”到“極致之愛”的主題升華，也完成了從“文學如何呈現暴力與創傷記憶”到“為何必須呈現”的邏輯自洽。

張佳的《收集、拼裝與身體化——<不做告別>與韓江的集體記憶書寫》也同樣聚焦于韓江的歷史書寫，但采用了比較文學的視角，在對韓江和塞巴爾德的比較論述中引入西方理論，按照“收集→拼裝→身體化”的路徑來探討韓江對歷史創傷的文學轉化。

這篇評論兼具論述邏輯的縱深性與各小節內部論述結構的整飭性，共同構成了一個相當嚴密的有機整體。開頭與結尾相呼應，共同點明文章主旨；中間主體部分則用三個小標題對分論點進行了清晰的概括與劃分，依照韓江“受到塞巴爾德影響”到“吸納突破”再到“更進一步”的寫作邏輯，明確了從“不在場視角”到“拼裝手法”再到“身體化表達”的論證順序。在論述過程中，作者既追溯韓江敘事手法的源頭，很好地闡明了塞巴爾德對韓江歷史書寫風格的影響，又凸顯了韓江在塞巴爾德基礎上實現的突破，從而避免陷入“單向度影響研究”的窠臼。這也使得“影響—創新”的雙軌分析成為了這篇文章的亮點之一。張佳認為，韓江在吸收塞巴爾德歷史書寫手法的基礎上，憑借其在《不做告別》中對素材的私人化處理以及對創傷的具身化表達完成了對自身集體記憶書寫獨特性的確證。

在第一節“不在場的記憶收集者”中，作者主要以《不做告別》的第一部《鳥》來展開論述（《鳥》的開篇接續了《少年來了》的結尾，其歷史敘述方式也采用了塞巴爾德《奧斯特利茨》的三條敘事線索），著重強調塞巴爾德對韓江的影響，突出二人在敘事視角運用上的相似性。而第二節“拼裝記憶”則指出第一部《鳥》在拼裝手法上的局限性，在此基礎上，以《不做告別》的第二部《夜》為文本分析重點，既指出韓江對塞巴爾德拼裝手法運用的精妙，又觀照到了韓江在素材處理中涌動的情感（不同于塞巴爾德的處理手法），從歷史記憶素材的雙重屬性角度指出：《不做告別》在保留歷史文獻公共性的同時,大大拓寬了拼裝手法的私人性。第三節則強調韓江身體化手法相較于塞巴爾德的超越性，并按照韓江的創作歷程對其身體書寫加以梳理和分類。可見，不論是對韓江和塞巴爾德的比較，還是對韓江文本分析的素材選取，作者都依照一定的邏輯順序進行了對應，足見其謀篇布局之精妙。而每個小節內部的論述結構則呈現出平行樣態，往往由對塞巴爾德作品和手法的分析轉入對韓江的歷史書寫實踐的檢視，隨后對當節內容加以總結，再抓住“韓江—塞巴爾德”之間的比較關系對下節內容進行生發，形成了完整的嵌套結構。

此外，對理論的純熟運用也是這篇文章的一大特色。作者綜合運用了皮埃爾·諾拉、哈布瓦赫、列維·斯特勞斯、柏格森等人的相關理論，結合小說文本對“歷史”“記憶”“集體記憶”“拼裝”等概念做出了具體而明晰的闡釋。

總之，三篇評論各有側重，互為補充：董晨的“現實批判”為韓曉的“文本細讀”提供歷史語境，張佳的“理論建構”則為前兩者提供了方法論基礎。對同一作品的多重闡釋不僅體現了《不做告別》作為韓江獲獎契機的復雜性，也展現了文學批評的多元可能。但最終，“三重闡釋”都共同指向了小說“不做告別”的精神內核，呼吁人們帶著對傷痛的記憶走向愛與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