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那邊是云》這部小說，一直陳列在我的寫作計劃里。長期以來，我希望可以用相對個人化的體驗，以文學的形式塑造日常工作生活中熟悉的人物形象。原以為貼近個人生活的寫作相對簡單，但是沒想到下筆之后，遇到了諸多想象不到的困難。正是所謂做好家常菜，才是真本事。無論是收集素材，還是采風訪談，我都遇到了不少難處。寫作進展到中途，面對電腦，我時常陷入自我質疑的狀態，甚至幾次產生了中斷或者放棄的念頭。就這樣寫寫停停，十幾萬字的長篇小說，用了將近三年的時間。

創作的首要態度，是堅守完成度。德國作家托馬斯·曼談起過長篇小說創作的時候說：“只要能完成，它就是好的。”據說，這句話曾經鼓勵過路遙，被他引用至創作隨筆《早晨從中午開始》里面。這句充滿深意的語言，同樣也激勵和啟發了陷入困境的我。于我而言，這部作品完成的過程猶如一則寓言，恰好對應著《山那邊是云》中人物的生活經歷：人生之路，千回百轉。在其間踟躕前行的我們，獨自品味著山路起伏的個中滋味。一路上移步換景帶來的酸甜苦辣，常常賦予我們瞬息萬變的細微體驗。肯定會累的，坐在路邊的松樹下，望著漫漫前路，望峰息心的憂慮瞬間，會同時捕捉到冥然罔覺的釋懷。這條注定無法折返的山路上，我們遇見的行人，千姿百態。我們和他們，互為彼此的陪伴者，參照者，更多的是漠然者，無意識地也就走過了一段又一段的路。在回憶過往的日子里，有些無謂的碎片，會一次次倔強地閃回在頭腦里，成為記憶云海中的幾顆星辰。它們，孤單地閃爍在山野里，既使被遮擋，也會在云朵的縫隙間透漏出表達的欲望。而作為寫作者，我們的筆，卻要經翻山越嶺地返回當時曾經駐足過的那處山澗，固定住那一瞬間的星光和流云。整個歷程，要堅信晨光一定會如約而至，在自覺最艱難的那一刻，依然走下去。這漫漫長途，腳步注定無法折返，但是，妙在人心總有峰回路轉的時刻。

尊重人物命運的客觀走向，減少主觀干預。文學作品的首要任務，是塑造人物。人物的客觀真實性與邏輯合理性，是該作品是否成功、能否獲得讀者認可的關鍵。人物命運走向取決于諸多綜合因素，這里面包括時代背景、文化觀念、職業環境、人際關系等等。動筆創作《山那邊是云》這一當代女性成長題材的故事，我盡量還原場景，弱化故事的因果性，淡化情節的預設性，讓自己設身處地貼近人物，盡量還原特定時空內人物的內心。我也試圖模仿福樓拜在創作《包法利夫人》時的著名言論“包法利夫人，就是我”，以此作為準繩來落筆文字。在文本敘述中，深度挖掘深蘊的內在結構與傳遞的文化信息，用傳情的語言傳達時代的脈搏，讓小說不僅為個體、為自身而說，更要具有鮮明的社會意識、表現人性真實自我，使之成為從女性視角觀察社會的具有普遍意義的作品，繼而更致高遠。在無數個晨昏，我努力放下顧慮、擱置疑惑，盡力以白描式筆法，不增不減地記述著“黃小小”和她朋友們千回百轉的心路故事。

無須刻意追求精美度，自然搭建小說的時空結構。海德格爾以其哲學思辨論證了時間之于存在的意義。與此同時，許多現代作家卻以他們的藝術思維和藝術直覺發現了時空之于小說語言世界的重要性。由此，我們似乎較為容易理解現代小說為什么如此重視作品中的時空建構，以及為什么現代小說普遍地由外在的、有序的、二維的時空走向作品內在的、直覺的、混亂的、多維的時空，并以這種時空結構彌散了傳統的線性結構。正如米切爾在《風景與權力》中所闡釋的，風景景物不單是名詞性的可供觀看的物體，而是一種動詞性的、社會和主體性身份得以建構的過程。在《山那邊是云》里，一如我之前的寫作習慣，我描寫了很多不同的地理環境。按照篇章來分，大約共計二十余個遍布全球的地域場景。可以說，三位女主角走遍了天涯海角，才分別找到心靈歸屬地。在作品里，不同的地理風貌并非游離于敘事之外，屬于單純性景物描寫。它們與彼時彼地的人物之間，是互相作用的，作用于其性格和命運的發展。比如，東非大裂谷維多利亞大瀑布的景物描寫，出現在黃小小愛情事業雙雙失意的篇章，有力推動著故事情節的重要轉折：黃小小一貫爭勝好強的功利心，在雄偉壯觀的大自然面前，才能出現開裂瓦解的縫隙，逐步開啟了瀑布般飛流直下三千尺的釋懷心態。

淡化構思痕跡，融通書寫多元文化。小說不僅關注海外華人的生活經歷和心路歷程,也關注國際組織中多元化的文化現象。不同國籍的人們，迥異的文化背景，身處同一時空，碰撞產生了豐富多姿的精神世界，但同時也存在著本質的相通處和共同處。因而,通過文學書寫探索、呈現差異文化的融通共生，成為該小說獨具特色的寫作追求。我力爭在開放性文化視野中，展開對歐洲華人移民、東西歐各國本土居民、歐亞混血移民的生活狀態與心靈世界的描寫，通過對中西方文化傳統資源的創造性轉化，以超越個人、地域與民族的方式，在多元文化圖景視野下審視人類整體生存境況，進而對人類文化心態進行觀照與反思。小說背景設置是某國際組織，所以涉及到大量不同國籍、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物與活動場景，以及國際官員、跨國企業高管、學者、翻譯、打黑工者、原駐村民等不同職業和生活經歷的人物。在避免千人一面的同時，更要避免想當然的標簽化。每一個人物的設置力求自然而然，盡量去除文學創作的“功利心”。比如，維多利亞大瀑布前等鄰人來下棋的老者，不經意間像寓言故事一樣提醒了黃小小人生目標常常充滿不確定因素，這段情節是以前在非洲出差時候遇到過的一位老人。這個場景一直存在記憶里，如今客觀再現在小說里，得到了自然貼切的文學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