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慶軍有三個身份：一是干部，他在文化領域從事文藝管理工作，干過雜志主編、出版社社長，也負責過具體的部門，不僅如此，在進京之前，他在鄉鎮、縣里等多個崗位工作過，是少有的有長期基層經驗的干部；二是學者，他辭去記者職務，來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讀現代文學博士，專心研究魯迅雜文這種現代文學最硬核的題目，他讀博時屬于大齡青年，拖家帶口，實屬不易；三是小說家，工作之余，慶軍喜歡寫小說，通過文學來寫時代、寫世情、寫人心，充分發揮他豐富的人生閱歷和廣博的職業見聞的作用。三重身份略有不同，又彼此融合，讓慶軍既知曉現實邏輯、人情世故，又有著現代知識分子的本色。他從地方到北京、從基層到部委機關、從文學世界到繁華現實，流連于不同角色、不同崗位，練就了洞若觀火、體情察物的能力。這些都有助于他在文學創作時，貼近火熱的生活，書寫真實的人間煙火。

一轉眼，認識慶軍也有十幾年了。2009年我博士畢業到中國藝術研究院工作，與年長我一輪的慶軍成了好朋友，我們都是山東人，他老家在魯中，我在魯西南。我們又都是學文學出身，自然有很多興趣相投的地方。我身邊的朋友多是一路讀書、從事研究工作的居多，慶軍是少有的有著豐富人生閱歷的兄長，是給我很多幫助的良師益友。記得那些年每次來院里上班，中午吃過午飯，我們就和幾位師友在單位附近的小花園散步、聊天，從國家大事到近期看過的好文章，從國際風云到日常變化，無話不說，甚為暢快。有時與慶軍談一些個人選擇、人生困惑，他總以過來人的身份給我分析優劣、評判左右。我感覺慶軍身上有幾個特點：一是溫潤如玉的性格，他性情溫和，做事有條理、考慮周全，工作中曾與不同性格的人“搭檔”，都能干好工作，也能相處融洽；二是有自知之明，不怕事，也不懼事，遇到難題有時迎難而上，有時養精蓄銳，懂得人生進退的道理；三是做事有分寸感，堅持原則，又不失溫度。在我眼中，慶軍是一位君子坦蕩、值得信賴的好朋友。

有一段時期，慶軍積勞成疾，申請調到相對輕松的崗位。這時我已經離開藝術研究院，雖然見面時間少了，但隔幾個月還會通話或見面聊天。又過了幾年，慶軍身體好轉，又轉到新的崗位，從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管理工作。他迅速調整角色，盡快了解非遺發展的來龍去脈。這些年正是各地非遺大發展的時期，慶軍越來越忙，他要到不同地方考察、調研，普及非遺文化，推動非遺建設。和慶軍見面的機會越來越少，每次見面都聽他像聊家常一樣，介紹有地方特色的非遺項目，通過扶持非遺傳承人確實讓很多瀕臨滅絕的傳統文化又煥發了生機。慶軍經常說沒有時間寫小說了，我總是開玩笑，忙工作也是為下一部小說積累素材，我想非遺肯定會成為慶軍下一部小說的主題。果然，他今年春節已經開始創作以非遺為背景的系列小說了。

慶軍跟我說過，在中國社科院讀博士時期，他最經常待的地方就是圖書館，花大量時間翻閱民國時期的刊物，也通讀過幾個現代作家的全集，這為他研究魯迅晚期雜文奠定了學術基礎。魯迅研究是現代文學領域的“顯學”，20世紀80年代以來，對魯迅及其作品的闡釋本身成為思想史變遷的標識。在新啟蒙思潮影響下，20世紀80年代，魯迅研究更重視對早期魯迅文本的解讀。2003年讀博士的慶軍，選擇了一個相對冷門的題目，從文化與政治的視角重新解讀晚期走向雜文寫作的魯迅。郝慶軍抓住雜文這一打上魯迅痕跡的新文體，來呈現魯迅如何用雜文進行一種文化抵抗和公共空間的開掘。這部著作沒有回避魯迅雜文的文學性與政治性的難題，還把魯迅與胡適、蕭伯納、文化復古思潮的關系進行了深入分析，展現了立體、豐富的魯迅形象。

相比學界中人，慶軍對中國社會的現實邏輯、基層發展有深刻體會。博士畢業后，慶軍到文化研究機構從事管理工作，實現了從基層到京城的人生躍遷。此時年近不惑的慶軍開始了文學創作。按照他的說法，在機關時行政工作占據了大量的時間，無暇完全沉浸于學術領域，反而業余寫小說讓其可以超越日常生活，把所思所感轉化為形象化的精神創作。除此之外，我想慶軍有一種不吐不快的創作沖動，這與他的兩種人生經驗有關，一是他從事過中學教師、基層干部、記者等各種職業，與各個階層的人打過交道，30歲后又經歷讀碩、讀博、留京等人生的轉換，可謂跨越不同的“圈層”，對人生有了豐富的體悟和反思；二是他從事現代文學研究，深知文學不是小事，從晚清民初以來，小說就不僅僅是“小”說，而是言事、觀世的中介。慶軍的文學創作受到本職工作的影響，不忙的時候就寫得多，忙起來就沒有空創作。

20世紀90年代市場化大潮以來，文學逐漸邊緣化，文學寫作成為特定領域、相對專業化的事情。慶軍的小說可讀性強，人物形象鮮明，語言通俗，故事引人入勝，我每次閱讀他的作品，都是一口氣讀完。慶軍熟悉現代文學以及從五四新文學到20世紀80年代先鋒文學的發展脈絡，他沒有選擇嚴肅文學的創作路徑，而是受到20世紀90年代新寫實小說、身體寫作、官場職場小說的影響。因此，慶軍的小說更像市井、世情小說，寫官場，寫職場，也寫活色生香的個人生活。他的小說不追求形式化元素，也不玩敘事實驗，而是回歸到講故事、塑造人物等小說的傳統范疇。

這種文學風格與慶軍小說中所書寫的時代相匹配。從他的小說中能看出世紀之交前后二十年的偏愛。這段時間既是慶軍從大學畢業到工作、讀博、進京的時段，也是市場化改革狂飆突進的時段。慶軍早期的《錦瑟無端》《兩個教授的故事》《書香》《我從海德堡來》等小說正是對這一時代的真實反映。

相比十年前的作品，慶軍近期的一些作品更有意識地審視20世紀90年代，寫到了人性的回歸。在《在普者黑談情說恨》這篇小說中，慶軍依然把20世紀90年代作為故事發生的“主舞臺”，那是一個讓充滿理想主義的青年發生人生轉向的時代。20世紀90年代中期，曾經的詩歌團體七星社成員紛紛如鳥獸散，各奔“前程”，而南下淘金的狂潮很快退卻，大家經歷了各種人生變故。如同小說中對女詩人荒水的呈現，從嫵媚、灑脫、美麗、干練的才女到體態臃腫的老年女人黃玲玲。當結尾處兩位過來人重新審視過去的歲月時，“我”與荒水仿佛又回到年輕的純真時代。

人們經常說，“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我想慶軍就是這樣的例子，他少了名利之心，可以更從容、更回歸本源地思考學問與人生。就像宦海中浮游的傳統文人，在廟堂與江湖之間成就“人情練達”的本領，在入世與出世之中洞觀人潮心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