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鳳歌》作為胡學文的最新作品，展現出了其創作生涯中顯著的“變”。大多數作家在寫鄉土小說時，往往懷著雄心壯志，稱自己要寫一部史詩，描繪三代人的命運變遷，以此表達對鄉村百年變革的認知，因而格外注重社會性。后來的鄉土小說在此基礎上拓展，從社會性深入到人性層面，探討社會變遷對人性的影響，包括人性的異化與升華。學文在20世紀90年代至 21世紀初的鄉土小說創作，大體也遵循這一脈絡。但從閱讀《有生》時，我驚喜地發現他的創作悄然發生了重要轉向：在處理豐富的鄉土經驗時，他不再側重社會性，而是更注重精神性，這與單純探討人性有所不同。

這種轉向在《龍鳳歌》中體現為對鄉村精神世界的深度剖析。作品聚焦普通農民家庭兩代人的生活，不僅描繪了鄉村可見的物質現實，更揭示了那個無形卻深刻左右鄉村生活的精神世界。這一精神世界的重要性遠超物理環境，它真正在左右著鄉村的生活、鄉村人的思維。這無疑是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命題：一個民族的精神世界，多由該民族共享的敘事符號體系構成，其對人的影響往往遠超具體的物理環境。人們的生活方式與世界觀，更多取決于這一精神世界。

需要強調的是，精神世界由共享的敘事構成，這便涉及學文在小說中對“故事”的詮釋。這部小說里面很重要的內容是講“故事”。主人公馬秋月的思想與行為，皆受其所聽聞的故事影響。講故事的麻婆子，則是游走于精神世界與物理世界之間的關鍵人物。學文通過豐富情節，對“故事”進行了哲理性詮釋：馬秋月對故事的癡迷，本質上是對精神世界指引的依賴。故事構成的一個精神世界，有它內在的邏輯和秩序，實際上也就成為了她思想的出發點。這種精神世界的最大特點是神秘性，它以無形的形態存在。民間的傳說、口述等，皆是其外在表現形式，看似零散，匯聚之后卻形成一個完整且邏輯自洽的精神世界，鄉村生活或許正是由此構成。

馬秋月的婚姻就是由這個精神世界決定的。她的父親因一匹神秘棗紅馬感知到精神信號，未經現實物質考量，僅憑棗紅馬的引導便認定女兒應嫁入竇莊朱家。這種看似荒誕的選擇，在鄉村精神邏輯中卻順理成章，凸顯了精神世界對現實生活的決定性作用。這種精神世界的支配性在馬秋月身上就表現得更加突出了，她是一個沉浸在精神世界中的鄉村女子。與那些在精神世界與物質世界間游移的人不同，她的一切都聽從精神世界的召喚。麻婆子的故事讓她得以走進精神世界，故而每當遇到問題，她必定會向麻婆子求助。她首先問了有關自己所生的龍鳳胎的問題。龍鳳胎出生后，男孩表現不如女孩強勢，這讓她立刻聯想到此前聽聞的楊令公與蕭太后的故事——盡管這些融合歷史與傳說的內容已脫離真實歷史，成為精神符號，卻仍為她提供著行為準則。她擔憂女兒會如蕭太后般壓制兒子，由此陷入深深的焦慮，甚至瀕臨崩潰，最終決定向麻婆子求助。

麻婆子直言：“你什么不好鉆，為什么一定要鉆到故事里？”這句話點到了要害，實際上說明“故事”在我們現實生活中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當人完全沉溺于精神世界構建的故事中，便可能難以自拔。但馬秋月的回應“故事是假的，理是真的”，更道破了精神世界的本質——虛構故事承載的“理”，實則是生活的核心原則。麻婆子一邊指責她不應深陷故事，一邊又不得不借助故事來尋找對策，這種矛盾處理展現了學文細膩縝密的構思。麻婆子給馬秋月講了個故事，當然文中并未詳述故事，因為就創作技巧而言，故事內容并非重點，其帶來的暗示才是關鍵。麻婆子講完故事后就給出了“讓男孩朱燈睡覺時到婆婆家借住”的解決方案。既是對馬秋月的搪塞，更是對鄉村共享敘事如何構建精神世界并左右生活的生動展現。

馬秋月是深陷精神世界的典型，但是我們的鄉村生活是離不開精神世界的。在鄉村生活中，即便是看似理性通透的人，也無法脫離精神世界的影響。他的丈夫朱光明作為木匠，對現實人情世故看得通透，卻堅信“鎮物”的重要性：“28種星宿裝在我的工具箱里面，我拎著工具箱，我就成為神仙了”。這種對精神符號的敬畏，讓他在理性與精神世界間找到平衡，也成為他與馬秋月能夠相守的深層原因——兩人雖對精神世界的處理方式不同，卻共同生活在其影響之下。

學文將小說分為上下兩卷，有著深層用意。上卷以馬秋月為主角，講述她生下龍鳳胎并將其撫養長大的經歷，展現了那一代人在艱苦歲月中的掙扎與堅持；下卷則轉換視角，以龍鳳胎朱燈、朱紅為主角，圍繞他們弟弟朱丹殺人及死亡的情節展開。這一轉變暗示著，精神世界對新一代的控制逐漸減弱，尤其表現在朱紅身上，她對精神世界的禁忌約束毫不在意；同時朱燈又是另外一種類型，他實際上是有意無意，接受了長輩傳下來的思維。這種代際差異既顯露出精神世界的式微，也悄然提出一個微妙問題：新一代遭遇的困境，或許正與精神世界指引的缺失相關。小說結尾，馬秋月抱著兔子的場景耐人尋味。兔子象征著精神世界的某種意象，而這一場景出現在朱燈眼中，更添幾分真幻交織的意味，暗示著精神世界始終與民族、鄉村的生活緊密相連，精神世界不會遠離我們的民族和鄉村。

此外，談及文字和知識，這無疑是一個頗具深意的話題。但知識與語言、文字分屬不同概念：知識是人類對客觀世界的認知，而語言的重要性更在于其構建了一個精神世界——這正是現代哲學家尤為關注的議題，如拉康的鏡像理論、羅蘭·巴特的神話學，皆從語言切入展開研究。《龍鳳歌》在這一維度上展現出學文的深入開掘，體現為他對“故事”的重新詮釋。“故事”對我們而言為什么重要？表面看，這似乎是文學領域關于敘事價值的命題，實則敘事的本質是構建一套統領人類言行的精神世界法則。人們聽故事、講故事的過程，正是在建構這樣的精神世界，而它又會反過來左右人的認知。若有人認為文學無用，實則忽視了其“無用之大用”——這種“大用”便在于構建強大的精神世界。

小說中，以馬秋月為代表的人物被這一精神世界牽引，在陷入困境后，又依循其指引應對現實中的尷尬處境。由此可見，作品觸及了諸多哲學層面的議題：如何理解敘事，如何解讀故事。而到了朱紅這一代，他們似乎被物質世界主導，對精神世界的規約不再在意，也不在乎可能因此招致的“報應”。人們聆聽故事與傳說，其行為方式受其影響，正是通過神秘、象征、預兆等修辭手段實現的。這既是精神世界最精妙、最神秘、最具吸引力的地方，也是最值得我們作家不斷去探尋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