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鴻非虛構新作《要有光》，關注中國青少年的心理創傷與重建。這注定不是一次輕松、愜意的閱讀旅程。仿佛置身于漫長的黑暗隧道，祈求著光亮滲透、劃破黑幕，可是隧道的盡頭在哪里？光自何處來？更特殊的是，我已經無法與往常那樣，與文藝作品保持一段置身事外的距離以獲得鑒賞的余裕，那黑黢黢的暗幕，不時陡轉為寒光四射的透鏡，我分明照見自己的嘴臉。

在下班、放學高峰的地鐵上，我曾見過一個中學生，男孩，腳邊放著沉重的書包，頭無力地斜靠在椅背上，面無表情，雙眼沒有任何的光，拆開一包零食充饑，那往嘴里投食的動作，如同機械臂一般……我們身邊有無數這樣的孩子，如梁鴻所言，“他的精神如此痛苦，找不到通道，他四面都是墻壁，無處可去。他好像被什么困住了”。每次腦海中浮現地鐵上中學男孩的身影，就心如刀絞，就祈求我的孩子千萬不要變成這樣，同時也想起朋友圈所見滕威教授的那期播客：把孩子生在競爭如此殘酷的時代我很抱歉。去年期末的時候，我兒子所在小學四年級的班級里，有部分家長聯合草擬了一份呈遞給校方的提案，征求其他家長簽名同意，內容是：學生課間可以到操場活動，不擠占體育鍛煉時間，減少每天的課后作業，不要過早分班……我內心糾結了好久，沒有在這份提案上簽字；但又時不時為此而后悔。事后有位家長提醒我：那些支持提案的家長早就為孩子準備好了其他賽道，所以要求“快樂童年”。咱們都是普通家庭普通娃，只能擠常規賽道，可別瞎摻和！我也是“中國式家長”中的一員，所以讀到梁鴻筆下這些文字，實在不免汗顏：“家長給孩子制造的焦慮遠遠比孩子自身產生的多得多”，“他們渾身上下的姿勢和表情都在告訴孩子：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情，刷題，參加競賽，考上北大清華”，“往往是家長看起來比孩子更焦慮，想的就是趕快把孩子治好，回學校上學，這實際上還是實用主義的觀念。家長很少真正考慮孩子在想什么，需要什么，更少考慮孩子心理健康問題”……我們不能再用“青春期叛逆”這樣的標簽去打發青少年的心理疾病，“是不是我們，這些成人以及由成人構筑的系統，在哪里忽略了，甚至是殘酷鎮壓了孩子，孩子的身體健康，孩子的創造力，尤其是孩子的精神健康？”

這么說來，這是一部直面現實的社會問題劇。然而梁鴻卻提醒，“這本書并非人類學或社會學等科學著作，它仍然是一部文學作品”。書中的對話與寫作材料，如果置于人類學或社會學著作中，那就是田野和田野上采集到的素材，等待著被提純為具有學術含金量的結論。可是在梁鴻這里，它們不是舞臺上的道具與背景，而就是舞臺本身。甚至，與文學界的一般非虛構作品相比照，梁鴻新作依然具備卓爾不群的品質。邱華棟曾回憶《人民文學》非虛構專欄的策劃緣起：“中國當代的社會現實是特別豐富的，每天我們看社會新聞，發生的好多事情都是我們所想象不到的”，但中國作家“沒有行動能力”故而無法將“中國社會的豐富復雜現實呈現出來”（邱華棟：《非虛構寫作和時代》）。近年來獲得關注的非虛構作品，確實踐行了上述導向，作者們走入生活深處，置身社會現場，發現中國問題。我曾在短文《近十年來非虛構寫作的四個問題》中嘗試剖析這股蔚為大觀的寫作潮流的洞見與限制：“社會問題”已然成為非虛構寫作穩定的取景器，慕容雪村《中國，少了一味藥》涉及傳銷、鄭小瓊《女工記》涉及打工、梁鴻《中國在梁莊》涉及鄉村治理、喬葉《蓋樓記》《拆樓記》涉及拆遷與上訪、袁凌《寂靜的孩子》涉及留守與流動兒童……然而社會問題的滿溢也會帶來限制。詹姆斯·伍德批評一種乏味、無趣的現實主義寫作策略：“走出去，填滿你的筆記本，然后不分青紅皂白地將所有這些現實塞進小說。”非虛構寫作也會面臨類似危險，滿足于在社會生活的表面慣性滑行，滿足于將來自社會問題的素材加工成引人入勝的故事，實則支付了巨大代價，比如犧牲了人物，“這些人中沒有一個可算是個體。他們全都是從社會的目錄表中選出來的”（詹姆斯·伍德：《湯姆·沃爾夫的膚淺和信息問題》），犧牲了社會問題中鮮活的個體，以及與此個體相聯系的深廣的社會背景。而梁鴻新作的關懷就是個體生命，“是那一個個孩子，是孩子們‘生病’背后的復雜性和沖突性，以及這復雜和沖突所通向的多維度性”。

梁鴻還原的是攜帶著“多維度性”、一個個具體而鮮活的生命，所以能沖破同類題材中習見的性別、階級、地域、職業等身份政治的標簽，甚至沖破“病人”的標簽。西方醫學史的研究已說明現代醫學的出現，伴隨著醫生和病人之間權力關系的重構。“十九世紀之前，病人對己身病情與治療方式，有相當大的自主空間”，而當“實驗室醫學”建立起來之后，“即便對一個充滿愛心的醫生而言，他／她的專業訓練也將迫迫使他／她將注意力集中在人以外的病癥、數據與檢驗報告上。而醫師日益專門化的術語更完全脫離了病人日常生活的世界。這些結構性的因素，使得現代醫院中雖然病人摩肩擦踵，但自主的、完整的人卻消失在這個醫學宇宙之中”。醫生在試管里、在顯微鏡下、在現代檢測設備中，關注的是血液、尿液、分子等形態性質的東西，作為整體的、活的人的形象幾乎消失，“一個全新的、被動的現代‘病患’(patient)誕生了：他／她對自己的病情完全無能為力，唯一能做的等待與忍耐”（雷祥麟：《負責任的醫生與有信仰的病人》）。而梁鴻要爭取的，就是“整體的、活的人的形象”，即便他們已被視作病人，也不放棄其主體性與能動性。被心理疾病困擾的敏敏來到阿叔的補習班求助，在這兒遇到其他來咨詢的孩子，聽得多了，有了自己的想法：“像一靜媽，她總是關注自己的焦慮，她根本不了解一靜在想什么。我和一靜聊過，她對自己的人生沒有規劃，對自己喜歡什么也沒規劃。我自己觀察到，一靜媽根本沒有理智地思考他們一家人的生活和情感。”多么反諷，這是一位病患對病友的觀察，這同情的理解、周到的關注，到底是病是醫？如果生命有這樣的相互理解與體恤，我們難道不對走出病痛葆有信心？

這份信心還來自雅雅，我想完整地引出這段她在申請香港幾所大學時的自述：

我接觸心理學是因為自己身處情緒的困境。最初，我依靠治療師來幫助我識別和調整有問題的思維模式，但現在，我能夠獨立識別和糾正自動思維中的問題，并采取積極的行動。此外，在康復過程中，我對探索認知行為療法如何在臨床環境之外應用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以應對社會挑戰，尤其是中國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危機……中國青少年心理健康處于極大的困境之中，但大多數家長對孩子心理問題的認識存在偏差，甚至加劇了這種困境。我希望成為一名將西方心理學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心理學家，讓更多人受益于先進的心理學理論。我知道這是一項艱巨的任務，需要幾代人的持續努力，但我可以邁出第一步。

如梁鴻所言，這不是為了申請求學而寫的套話，其中的誠懇與莊嚴清晰可見，這是在寫給未來的自己。

果戈理說：“需要思索的不是別人的黑暗，不是天下的黑暗，而是自己心中的黑暗。”辯證地說，審視自己心中的黑暗，是審視他人和天下的黑暗的起點。這也是梁鴻在書中的呼吁，“讓我們警醒并看到自己作為社會一分子所應該具備的謹慎和反思”。作為家長，閱讀這本書恍若攬鏡自照：“只要你的孩子沒有考上北大、清華，你就一定是失敗的”，失敗是被成功反向定義的，而關于成功的標準又如此單一和偏狹，舍此獨木橋，再無法想象其他路徑；給孩子營造健康的空間，“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難道不應該從家長自身走出上面這個“巨大的騙局”開始嗎？梁鴻提供的是一部尋找光的書，那么光源在哪里呢？我不禁聯想起牛漢的短詩《夜》：

關死門窗

覺得黑暗不會再進來

我點起了燈

但黑暗是一群狼

還伏在我的門口

聽見有千萬只爪子

不停地撕裂著我的窗戶

燈在顫抖

我在不安的燈光下寫詩。

《夜》的絕大部分篇幅渲染出陰霾不散的恐怖，“黑暗”如“群狼”環伺。但出人意料的是收束的一句“我在不安的燈光下寫詩”，堅定而從容不迫。正在寫作的詩人形象越是安然沉穩、不為所動，那看似強大的“黑暗”就越顯得色厲內荏，而原本弱小、被動的詩人則越發稟有高貴的尊嚴。這里還有一種飽經滄桑后的了悟：在與“黑暗”搏戰的過程中，任何外在的光亮已不足恃（連“燈”也“顫抖”、“不安”），希望就收歸在詩和詩人自己身上。同樣，當理想的環境無法一蹴而就時，我們應該從內部開掘光明，光明來自我們的自省與自信：就“自省”而言，誠如梁鴻所說，“讓我們警醒并看到自己作為社會一分子所應該具備的謹慎和反思。我希望的是它能夠對我們的思維結構、情感方式產生一些影響，進而對我們的生活和結構，對生活中與我們相關聯的人能有新的理解”。就“自信”而言，當敏敏和雅雅們摸索著從黑暗隧道中艱難走出，又決意化身明燈，為依然困于黑暗中的人們提供光亮，我們怎不會受其鼓舞；當我們每個人對上述覺悟反身而誠、身體力行，當它們點點滴滴地滲透進“我們的生活和結構”，難道我們不能從創傷的廢墟上直起身來，迎接漫天星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