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小說《我們的寵物》，熟悉作家陳昌平的讀者可能會聯想到他的小說《教授與狗》《大閘蟹》《克里斯蒂娜》等等，上演的都是一出出悲喜劇。豬飛狗跳，天崩地裂，螃蟹出走；“佩奇”到底應不應該是寵物，猴子到底存不存在，說得清卻又道不明，只剩下由此引發的心心念惘惘然，以及真相被戳破后的黯然神傷與無所適從。

對如此一種美學風格、敘事策略或文本結構的“固執”，似乎是陳昌平小說的原始基因之一。他的寫作開始于新世紀初，在“60后”作家中算是比較晚的，但又頗有些“出道即巔峰”的意味，幾乎沒有經歷從地方刊物“升級打怪”的過程，便頻頻登上各文學大刊和選刊。《英雄》《特務》《漢奸》《國家機密》《首席人民》等一連串元氣淋漓、野心勃勃的中短篇小說直接越過了新手寫作的拘謹、青澀，呈現出具有整體辨識度的反諷美學，暗戳戳刺破虛偽的鬼祟，兀自浮現出歷史的多重面影。彼時的陳昌平似乎用荒誕與反諷編織出天羅地網，試圖把小說中的人物、情節、故事、結構都納入其中，甚至連小說的題目也概莫能外。“國家機密”“英雄”“漢奸”“特務”“首席人民”，每個題目都有一股言之鑿鑿的莊嚴宏大，目光所及都堅定地看向歷史這個龐然大物。作者有意無意地把某種歷史意味內置于這些看似簡單明晰實則內涵堅固的詞語中，先聲奪人地營造了特定歲月莊嚴、宏大、緊張、隱秘的歷史氛圍，接著又在小說敘事中通過錯位的角色、反轉的情節，以及充滿奇思的隱喻性結構，與小說題目構成戲劇性的沖突，在文本內部形成具有反諷意味的美學張力。而小說中那些身份錯位的角色，如做夢的內容成了“國家機密”的平民孩子小六子，被指認為“首席人民”的李志民/逄敬舜，被錯定為漢奸而喪命的李徵，以及意外丟失的螃蟹（《大閘蟹》）、被移花接木的寵物“佩奇”（《我們的寵物》），都行走在作者為逼近這個內核而設置的不同路徑上。這些錯位的角色有的是小說的主角，有的則是小說的“藥引子”，沿著他們的故事可以爬梳出一個作家的文學圖譜。

陳昌平小說中那些錯位的角色，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類型，一類是主動或被動地向上“拔高”的人物，姑且借用作者小說的名字，稱之為“英雄”類型；另一類與“英雄”恰恰相反，是莫名地被推向命運異端的人物，稱之為“漢奸”；最后一類是“首席人民”，可能是生活中的每個人。

陳昌平在小說寫作之初便顯露出對歷史的深度興趣。面對宏大的歷史城堡，他感興趣的不是勝利者的姿態或宣言，也不會徑直推開城堡的正門，因為大門內那些打理得井井有條的景象并不符合他的審美；他更無意另起爐灶，在語言敘事中重建另一座城堡——在他看來，告別一段記憶，尤其是自己的經驗，并不簡單。陳昌平更愿意跟隨販夫走卒從邊門或后門進入城堡，在日常生活的縫隙中發現歷史的詭異，在凡俗生活與宏大意志的迎面相遇中打開歷史的多副面孔：威嚴下的荒誕不經、謊言又包裹著真誠。歷史敘事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講述英雄神話，進而言之，英雄的形象就是歷史的形象，英雄的面孔就是歷史的面孔。陳昌平便選取從“英雄”入手，重新打量英雄，也重新塑造另類的英雄。

《國家機密》的主人公小六子是一個其貌不揚的平民孩子，卻莫名其妙地擁有了通過夢境預測國家大事的能力，瞬間變成了幾方爭奪的“英雄”。哪方首先掌握了小六子的夢，就意味著掌握了“國家機密”，意味著掌握了主動權，于是，悖論出現了，被認為具有必然性的歷史與偶然的、不確定的夢糾纏在一起，而且幾乎以等號相聯。在另一部小說《英雄》中，作者塑造了另一種英雄。小說主人公老高是一名退休工人，因偶然在廣場講述戰爭故事被誤認為退伍老兵，進而陷入虛構的英雄身份中。他通過泡圖書館、走訪干休所等方式拼湊戰爭細節，甚至虛構出驚悚的刺殺麥克阿瑟的情節。在不斷講述、不斷虛構的過程中，老高逐漸從英雄的講述者，直到把自己虛構成英雄，越來越深地沉浸在特殊年代的“英雄主義”情緒中。老高成為“英雄”的兩個必要條件：一是廣場上的聽眾對巨型歷史話語的癡迷，二是老高對巨型歷史的精神認同。二者缺一不可。“英雄”老高的悖論在于，存在于話語中的歷史比真實歷史更具有的統攝力，它如此深刻地穿透了歷史，滲透于此時此刻。最后老將軍的現身，幾乎是歷史肉身的顯影，以神秘而威嚴的在場姿態為“英雄”老高背書與加冕，更不妨說，是為巨型歷史再次加冕。無論是小六子莫名其妙地成了英雄，還是老高在虛構與自我想象中成了英雄，映照出的都是巨型歷史面前人的虛飾。

有太陽就有陰影。歷史需要在英雄身上賦形，也可能在反面人物身上賦形。正面英雄與反面人物是歷史的一體兩面。什么樣的人是反面人物，為什么成為反面人物，便是一個值得追問的話題。《漢奸》發生在抗戰時期的遼南半島，主人公李徵是一個精通書法的落魄文人，當時的日本守備隊隊長田中敬治酷愛書法，以“三顧茅廬”的姿態強迫李徵教授其中國書法。盡管李徵內心反感日本人，但因為田中對中國文化的景仰與彬彬有禮的態度，以及現實生活的壓力，他勉強同意了。與此同時，李徵暗中利用與田中接觸的機會為抗日武裝提供情報，協助游擊隊成功襲擊了日軍據點。然而，抗戰勝利后，他卻因與日軍的交往被錯誤認定為“漢奸”。小說結尾暗示李徵的“漢奸”罪名在后來的歷史編纂中再次被去掉了。從一個落魄文人到被認定為“漢奸”，再到消失在歷史中，李徵經歷了兩次“篡改”，一次是暗中助力抗日的一面被抹掉，被認定為漢奸；另一次是“漢奸”的罪名再次從歷史中被抹掉，徹底消失在歷史中。在這個過程中，李徵真實的境遇、行為與情感已經不能成為證明自身的依據，只能被動接受“你是誰”的審判。罪名的存在與消失已遠離了真相，李徵是不是漢奸、罪名存不存在，是作者對歷史的拷問，也是對歷史的賦形。《特務》將這種拷問與賦形進一步推向極致。小說由明暗兩條線交織推進，明線是兒子為了照顧生病糊涂的母親，在家里配合母親排演樣板戲，因為只有樣板戲才能讓母親精神好轉起來；暗線是兒子在單位忍受挨批。小說將錯位的現實落實在血緣性的親密母子關系中，形成一種緊張感與反諷效果。當主人公為了撫慰母親，編造出要到敵人內部潛伏的戲碼，“特務”這個特定詞匯的所指已經完全被改寫。

介于“英雄”與“漢奸”之間的是“首席人民”。這個人物來自于同名小說《首席人民》。《首席人民》是陳昌平最出色的短篇小說，相對于“英雄”和“漢奸”用戲劇化的矛盾沖突塑造的錯位形象，“首席人民”是一個更具藝術想象力和歷史穿透力，也更完整、圓融的人物形象。《首席人民》講述了逄敬舜（組織賦予化名李志民）的特殊人生。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他作為孤兒被選中加入“文工團”，實則從事的是秘密保衛工作；在28年工作中扮演商人、農民、知識分子等數十種角色，為首長安全構建隱蔽防線；1975年因表現出色，成為團史上首位未任單項“首席”卻直接榮膺“全能稱號”的“首席”“人民”，1976年卻又受審查并回到家鄉，晚年身患喉癌，在對家庭的虧欠中追憶一生。“文工團”是小說的神來之筆。它似乎完全是作者的神奇虛構，但它的性質、工作內容、規章制度、運行方式又讓讀者覺得無比真實、無處不在，滲透在歷史與日常的每一個毛孔中。身在其中的人都有兩個名字，一個是父母給的名字，一個是組織給的名字，兩個名字決定了“我是誰”是一個“我”自己都無法回答的問題、更是一個無需回答的問題——“我們的保密守則里有一句話，需要保密的，不僅不能跟任何人講，甚至不能跟自己說。”小說中出現多處具有隱喻意義的情節。晚年回到家鄉養老的李志民，終于用回了自己的名字，但是又得了喉癌。作為一種具有隱喻性的疾病，“喉癌”暗示著主人公一輩子的特殊命運……

風格即人。風格是技巧包裹的美學趣味，也是形式外殼里的看世界的眼光。荒誕、反諷、錯位是陳昌平小說堅硬的骨骼，也是一個作家特有的凝視世界的方式。當作家像拼搭樂高一樣，翻轉、組合、拼接，以各種花樣把這些元素安置在小說中，為堅硬的骨骼賦予面目不同的故事肉身，便構成了一個高度風格化的文學世界，其中澎拜著作家用文字打破邊界的嘗試，也重塑著自我與世界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