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失去記憶，我們還是我們自己嗎？如果記憶可以“移植”，我們又該怎樣接納過去？

海外華文作家、編劇張翎的最新長篇小說《種植記憶》，聚焦前沿科技和人機接口展開敘事，圍繞受傷女孩“種植記憶”后的心理恐懼和所面臨的情感沖突，創意敘事與文化探尋有機結合，創傷修復與倫理難題錯綜交織，不啻于一部探尋生命認知和精神重構的心靈之作和創新之書，觸動現代人重新審視互聯網時代個體的境遇和困境。

理解世界的“取景器”

一個男人、一個女人、一個連自己都不知道是誰的孩子，他們的故事本來平淡無奇，但是，當時間定格在2035年至2075年之間，一切就變得與眾不同。好的小說就是要寫出“異質性”，有些時候還要呈現“獨異”靈魂的匪夷所思、不被理解與精神漫漶。小說開篇女孩問道：“我是誰？”男人求助于ChatGPT，“怎樣告訴一個失憶的人她是誰？”這個場面意味深長，統領全篇，隔空拋出一個靈魂之問：當一個人接受種植記憶，他如何找回自己？

毋庸置疑，《種植記憶》披著“軟科幻”的外衣，內核還是傳統敘事，整合碎片以構建故事星球：8歲女孩陳千色，在一場車禍中受傷，失去視力和記憶，歷經八次手術，住院七個星期醫治。父親葉紹茗、母親安珀積極直面，為她的大腦植入芯片、制定康復訓練計劃，甚至高價租來“夢幻者六號”機器人“小夢”陪她過生日，以滿足她的情感需求。小說前半部分，以遞進式訓練為千色找回記憶；相比之下，后半部分敘事比較平庸，借著母親安珀、父親葉紹茗之口，插敘、倒敘切換自如，用碎片化的情節拼湊出記憶的上游版圖，即父母的偶遇記、千色的誕生記，以及離婚后的家庭瓦解。小說最后一章《一場主角缺席的頒獎典禮》，大學心理學教授Kaleido憑借非虛構作品《只有銘記，才可永存》斬獲全球文學大獎，作者之所以缺席頒獎，源自她對人工智能的終極發問：“那是頒給馬的獎，而我卻是一頭牛。讓馬和牛都待在各自應該待的地方，世界會安靜一些。”顯而易見，這是一場前沿技術與私人記憶的隱形博弈。一個是史上年齡最小的芯片植入者，一個是寄居于機器人身軀里的父親，他們的身心修復，為讀者留有無盡的想象空間。

科幻文學并未占據想象力的“高樓”，也不是未來元素的“宇宙”，不妨將它視作理解世界的“取景器”，與當下、未來、世界建立一種緊張的對話關系，它的敞開性和邊界感實際上異曲同工，都是指向人性的復雜與嬗變。正如張翎在創作談《癡人說夢》一文中的隱憂：“假如科技可以輕易讀取大腦的運動神經信號，那么誰能保證它不會侵入人類情感的隱秘空間，竊取一個人最私密的、也許永遠不會演變為行動的一閃念？或者攔截人類根本無法靠意志操縱的夢境？假如有人截取了這些信號，那么人類的一切想法，就會毫無防護地赤裸裸地展現在公眾視野之中，再無隱私可言。”

打個不恰當的比喻，科幻文學好比拋向高空的一枚硬幣，正面是科幻之殼，反面是文學之核——人類的愛恨情仇、離別傷痛、生死選擇等，與心靈相通相系，乃是永恒的文學母題。

朝向“深度現實”進擊

夢是觀察大腦的窗口，夢也是文學世界的鏡子。千色受傷，植入BR3芯片（恢復腦功能）后，每天進行強化訓練，她像一只在封閉圓環里無盡奔跑的倉鼠，從不耐煩、厭惡到反叛，眼看生出了叛逆情緒，學會了質疑。父母通過夢境觀察到她的需求，安排人形機器人“小夢”陪伴。他精通四國語言，能夠精確判斷千色的疲勞值，總能在離臨界點時切換話題。他說冷笑話、腦筋急轉彎，送泰迪熊禮物，講述河流、龍舟、風箏、劃船等生動場景，幫助千色創造新的記憶，并道出真諦“能夠自由做夢，是人類巨大的福分”。

諾獎作家石黑一雄的長篇小說《克拉拉與太陽》中，母親帶回機器人克拉拉，陪伴患病女兒喬西。同學交流聚會、摩根瀑布之旅、進城給找人畫像等，這些特意的安排都是對克拉拉的考驗。實際上，母親是為自己“做最壞的打算”，經歷過喬西姐姐薩爾的病逝，她無法再承受類似不測。同樣的，“種植記憶”不只是父母為千色著想，更多的是他們“害怕自己在世界上留下的蹤跡，會隨著你（千色）的失憶而徹底消失”。當原生家庭的支離破碎浮現，從中可窺見感同身受的日常困境。千色右腿的石膏上寫有越南文：“生命是一條河，溯源而上。”而背景則來自于，童年時期的葉紹茗不合群、智商高、邏輯思維強，后來他被確診為阿斯伯格綜合征（輕微自閉癥），原來外公家也有像他這樣幾個“神經兮兮”的人。安珀與葉紹茗在越南西貢一家咖啡館里偶然相遇，一本《大腦的可塑性》使兩人墜入愛河，也在不經意間播下了生命的種子。

誰能想到，葉紹茗想方設法彌補自己基因的“污點”，卻釀成了一場悲劇：大雨滂沱的夜晚，安珀甩門離開公寓，葉紹茗帶著千色開車去追，路上發生交通事故，他腦部受傷變成“金屬人”，千色呢，車禍前腦子里就植入了治療自閉癥的芯片，于是便有了兩個芯片。伴隨物之索隱，情感的沖撞、內心的痛楚呼之欲出——他的公文包里，放著實驗基地給安珀的聘書、黑絲絨盒子裝著戒指。安珀一句“是因為我等你那枚戒指，等得太久”，揭示情感的癥結所在。慶幸的是，千色的記憶逐漸修復，葉紹茗離開前對安珀說道：“她身上，有你母馬一樣的生命力，破碎了多少次，都活了下來，基因的力量啊……”血脈的傳承、精神的賡續生生不息。

不難看出，“種植記憶”是以愛的名義修復情感、完成自我救贖：先有自我的回歸，再有救贖的可能。要知道，物質生活面前，情感才是記憶的“活泉”，AI技術再強大、再進階，也只是人類操控下的思想模型，就像第六代情緒型機器人“小夢”，盡管日本公司耗費20余年打造，效率極高、盡忠職守，它全身有352個自由關節，精通四國語言，卻也只能執行沒有歧義的指令，程序中斷后所有信息一鍵清除。正如小說所寫：“人類所有的發明，都是在進步和禍害的兩極中間兜轉。”張翎很好地寫出了這種情感的矛盾和深刻的變革，她擅長動用記憶儲存，一頭連著童年與故鄉，一頭連著出走與回歸，以書寫尋根安放精神。她的書寫自帶故土血脈，貫穿于“溫州系列”“生命力三部曲”（《胭脂》《余震》《死著》），乃至今年中篇新作《赤道之渡》等。在《種植記憶》里，西貢、芒果、河流、葵林，還有安珀家族食堂的鐘聲《百鳥歸來》，都有作者故土的影子，借著聲音、味道、通感、景致等，探尋文化差異、人性拷問和精神樣態，展現了地域之美和人文關懷。這些，都是朝著“深度現實”進擊，并為小說文本探索做出的有益嘗試。

“后科幻寫作”的可能

近年來，“軟科幻”作品大量涌現，很多老作家頻推新作，不少新生代作家也躍躍欲試，以奇崛想象和空間翻轉設置未來場景，極易陷入隨波逐流和思維慣性之中，導致陪伴式機器人扎堆、代償性技術泛濫，有悖于文學的根本宗旨。人工智能、腦機接口、數字編碼等對現代生活的介入，從工具向情感過渡，但是寫作者切記不能憑空臆想、不可盲目樂觀，警惕科技迷信和“反噬”現象，一旦脫離背后的“人”就會走向失序和混亂。正如評論家施戰軍曾提出的一個觀點，“科幻文學應該有科學之核、文化之核，最終通向的是生命之核。”倘若出發點和落腳點只見AI不見人，不啻于本末倒置；倘若只有故事炫技和應用場景，也是空有科幻之殼。所以，科幻文學是嚴肅文學的分支，科幻小說的本質還是小說，應跳出動輒機器人介入就是車禍事故、失獨家庭、自閉癥患者這樣的單一情境，看到更深刻、更多元、更普遍的人性困境。譬如，千色擔心夢境被攔截而不敢入睡，正是科技介入帶來的新問題，從而展現人類根深蒂固的孤獨與恐懼，以科幻繩索牽引人心向善，彌補日常生活的遺憾與缺陷。

作為旅居海外的華文作家，張翎的身份決定了創作的廣闊領域，她不斷超越和破圈，從逃離、療傷、救贖，到多維度文化場景，越來越多貼著生活的細節“飛行”。諾獎作家奧爾加·托卡爾丘克在長篇歷史小說《雅各布之書》中指出：“真正強大的不是身體的行為，而是語言的行為，因為世界是由語言創造的，它的根基也是語言。”無論是巴赫金的多聲部復調寫作、托卡爾丘克堅持的“星群寫作”，還是張翎推崇的“歷史重構”，都堪稱文學語言的實驗。

此外，張翎令自己的這部科幻小說意象紛繁，繩索、浮木、上岸、毒蛇等，“沒想到爸爸血液里的一只螞蟻，爬到你身上，會變成一條這么大的毒蛇。”以及，鐘點工陳阿姨敲飯勺的聲音、反復出現的《百鳥歸來》音樂，都是詩性的書寫。葉紹茗和安珀為千色做康復，難道不是兩人情感溝壑的消弭嗎？他們關于千色的一段對話，很是耐人尋味：“她可以沒有過去，只要有將來就行了。”“記憶不一定讓人快樂，但記憶使人完整。你愿意在她的一生里，永遠缺失那條河的記憶嗎？”可見，“種植記憶”一語雙關，點睛出人類內在的荒蕪和塌陷：既是借助科學技術的“雙翼”還原和保存生命的“精神血庫”，同時也是獲得完全的尊嚴和完整的人格。

英國小說家伊恩·麥克尤恩說過，“我對于想象力的理解是，你要從已經發生的事情出發，勾勒出一條通往未來的路線，哪怕你明白自己幾乎肯定會犯錯誤。”夯實科幻文學精神大廈的基石，要善于在體現共性經驗和集體記憶上做文章，從現實主義出發，實現文本和語言的雙重革新。這讓我不由得想起近年幾部作品來，王威廉《野未來》中初中畢業的保安員趙棟，多年后在機場的隧道里進入了未來；《克拉拉與太陽》中，科學家卡帕爾迪堅信機器人完全可以復制喬西，克拉拉說道：“那里真有一樣非常特別的東西，但不是在喬西的心里面，而是在那些愛她的人的心里面。”這句話非常了不起，指向他者的困境。正如《種植記憶》里，千色與父母的鏡像關系，當千色恢復視力之時，也正是葉紹茗離開的時候，他要目送女兒恢復記憶和健康，意味著完成了使命，彌補了虧欠。

學者劉再復認為，好作家只面對人性的真實與人類處境的真實。兩種真實，指向同一使命，展現日常的局限與可能，看見世界的不同風景。因此，“后科幻寫作”的窗口，依然向著無法窮盡的未來經驗敞開，向著心靈深處的困獸展開搏斗。與此同時，未來并非遙不可及的概念，未來已來，當下的每一天都是“準未來”。

（作者系青年作家、青年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