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二三年底，此前從未披露的鄭振鐸一九三九全年鋼筆手寫日記，現身于上海某拍賣場。這本“孤島日記”詳細記載了鄭振鐸在全面抗戰第三年每天的日常生活。日記與他同年發表的《劫中得書記》皆為歷史現場的記錄，再加上鄭振鐸抗戰勝利后陸續發表的收入《蟄居散記》的十幾篇文章，三者恰可勾連印證，從而拼接出“做著地下的工作”（鄭振鐸：《暮影籠罩了一切》）的上海文化人群像。

一、孤島日常生活

鄭振鐸在年頭就感受到了沉重的生活壓力。一月十日晚，房東要求加房租二成，經過反復協商，最后決定加一成。一九三六年任暨大文學院院長之時，鄭振鐸在靜安寺東邊的愚園路東廟弄四十四號租借了一棟前帶花園的三層小洋樓。祖母、母親、妻子和一雙兒女，以及幾個仆人親戚，十口人，再加上如書城一樣的大書房，一棟小洋樓住得不算寬敞，他在日記中說：“因床太擠，睡了四人，不甚舒服。”加價之后一個月房租是一百一十元，占去他在暨大月薪的四分之一。到了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房東再次要求加租，里弄會議決議，予加一成。

上海“孤島”時期，大量難民從淪陷區涌入租界的有限區域，人口從二百萬猛增到近五百萬，租界房子突然緊張。進入一九三九年，抗戰局勢更為嚴峻，大部分難民已經放棄“暫居孤島”的想法，打算長居下去，房租遂一漲再漲。這年十一月，工部局發表上海生活調查結果，與一九三六年同期相比，房租增加182%，食品增加149%，衣服增加115%，現時法幣之購買力，只等于一九三六年的39.29%。鄭振鐸日記時有記錄物價，這年二月，一擔米十二元三角，到了同年八月，已漲至二十四元一擔。他到“新新”裁縫店定做衣服，七十三元一套，“可謂貴矣！”平常家里每日“兩稀一干”（早晚喝稀粥，只是中午吃些干的），偶爾打個牙祭，偕妻兒到上海著名的粵菜館“味雅”吃飯，用去七元。

在孤島上的文化人之中，鄭振鐸的境遇算是好的，他還有版稅、兼課費可幫補家用。二月八日，收商務印書館版稅九十七元五角，“對于年關，誠不無少補也”。他一周一次到上海社會科學講習所、中法劇藝學校兼課，雖然有些義務性質，但合起來月薪約有五十元。而他的那些以賣文為生的朋友——王統照、于伶、阿英、巴人，則過著飽一頓餓三頓的生活。《大公報》一篇名為《上海的痙攣癥》的報道說：“在上海最受痙攣生活之壓榨的是文化人。紙價高，報紙加價，書籍刊物全加價，只有作家和編者們的腦筋卻減價，這與物價高而薪水減低是同樣的現象。從前一個總編輯一百五十元，現在一百；從前編輯一百，現在六十，這還是稍有聲價的報紙。等而下之，則幾十元，十幾元，或沒有薪水僅給少許編輯費，讓作家和編者對搶的所在都是。”

堅守在孤島上的文化人，一邊忍受著貧困饑餓，一邊堅持著文化救亡。

租界人口急劇增加，大量失學、失業的難民游蕩于街頭，同時，出現有志抗日救國的進步青年向往延安的熱潮，人們紛紛奔赴“抗大”“陜北公學”，以致延安甚為擁擠。針對這種情況，中共中央指示江蘇省委，應組織有志青年堅持就地學習，敵后工作與前線同樣重要。上海的進步人士為了與敵偽爭奪年輕一代，合力舉辦了專科學校、夜校、補習所、講習班等各種類型的學校，諸如講演會、座談會、讀書會、知識講座更是多不勝數。

上海“孤島”時期，鄭振鐸實際負責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的日常工作，該會在中共江蘇文委的領導下，利用滬江大學校舍開辦了三期的“社會科學講習所”。這是一個夜校式的短期干部訓練班，有理論課和文史哲專業課，也講游擊戰一類軍事課，學生主要是各救亡協會成員和進步的學生，一期多達九百人。講習所成為一所特殊形式的抗日干部學校，為上海郊區的游擊隊和新四軍培養、輸送干部，被譽為“上海的抗大”。鄭振鐸日記中稱為“社所”“社講”，一九三八年二月至一九三九年六月，他每周到該所講授中國文學史課程。

二、看似尋常的每周聚餐

一九三九年日記中，鄭振鐸幾乎隔天就會有一次聚餐，星期二中午是青年會聚餐，星期六到航運俱樂部，還有隔三岔五的開明書店同人聚餐。四月一日星期六這一天的安排特別滿當，中午十二時，赴銀行公會午餐。下午二時，看電影。六時半，赴航運俱樂部晚餐，散后，赴青年會閑談，至十二時許始回。

平平無奇的記事，背后是地火暗涌。這一天的三個聚會，分別對應著上海孤島的三個抗日救亡秘密組織。

首先，四月一日赴銀行公會午餐，其實是到設于香港路銀行公會內的上海銀行俱樂部參加“復社第一屆年會”，上海市檔案館保存的《復社第一次年會紀錄》可以為證。所謂的“復社”，是在中共黨員胡愈之的發動下、為了集資出版美國進步記者斯諾的Red Star Over China第一個中文全譯本《西行漫記》而成立的地下出版機構，社員約三十人，包括了許廣平、鄭振鐸、張宗麟、周建人、王任叔等人。一九三八年二月，復社翻譯出版的《西行漫記》一經問世便引起轟動，在一年內連印五次，五萬本書散播到了全中國，不少青年人閱讀這本書后深受“紅星”的震撼與感召，秘密奔赴延安投身革命。同年六月，復社集資出版了六百萬字、二十卷的《魯迅全集》，次年四月，翻譯出版斯諾夫人威爾斯的《續西行漫記》，此外，還秘密翻印《列寧選集》和毛澤東的《論持久戰》《論新階段》等著作。由于胡愈之離滬，鄭振鐸成為復社的實際負責人，所以他在第一屆年會上做會務報告。

復社秘密出版的紅色進步書籍影響很大，即刻引起日偽、租界當局和國民黨政府的密切注意。日本侵華特務機關“梅機關”的機關長、汪偽最高軍事顧問影佐禎昭認為《西行漫記》是了解“事變以來取得了令人驚嘆的發展的共產黨”的重要文獻，特令日森虎雄將中文版翻譯為日文，作為“極秘”資料派發至各機關。

復社被日偽視為上海租界最大的“敵機關”，各特務機關曾用了全力來追尋復社的蹤跡，馮賓符被傳訊五六次，胡愈之的家因此被法租界巡捕房突擊查抄，其弟胡仲持兩次被捕。一九四一年底，日軍侵占上海租界后，日本憲兵隊逮捕了許廣平，試圖從她口中獲得復社人員名單，但是許廣平在嚴刑之下不曾吐露過片言只語，保全了許多的朋友。鄭振鐸在抗戰結束后發表《記復社》說：

敵人們大索復社，但始終不知其社址何在。敵人們用盡種種辦法，來捉捕復社的主持人，但也始終未能明白究竟復社的主持人是誰。一直到了敵人的屈膝為止，敵人憲兵隊里所認為最神秘的案卷，恐怕便是關于復社的一件吧。

其二，四月一日鄭振鐸赴航運俱樂部晚餐，以及之后到青年會閑談，則屬于另外兩個上海抗日救亡團體——星期六聚餐會（簡稱“星六會”）、星期二聚餐會（簡稱“星二會”）的活動。上海孤島時期，文教、新聞出版、工商金融、宗教救濟、海關等業界的上層愛國人士，以及租界工部局高級華員四十余人，形成了每周秘密聚會的習慣，一般在星期二晚上聚餐座談。每次約三小時，首有一人主講當前的形勢和時事，此后則邊吃邊討論，交流抗日戰爭信息與商議抵制日本統治掠奪等各種事項。埃德加·斯諾夫婦就曾應胡愈之的邀請，在“星二會”上介紹他們在紅色根據地的見聞，并傳閱拍攝的照片。“星二會”成員均有一定的社會地位和社會號召力，孫瑞璜（新華銀行副經理）、韋愨（商務印書館編輯部負責人）、吳耀宗（基督教青年會）、李文杰（上海會計師公會主席）、胡詠騏（寧紹保險公司總經理）、趙樸初（上海慈善團體聯合救災會委員）、雷潔瓊（東吳大學教授）、陳鶴琴（工部局華人教育處處長）都是核心人物，會中不少人是未公開身份的中共黨員。

“星二會”可謂上海孤島時期進步人士的“神仙會”或者說“長老會”，會中年齡最長的姚惠泉，是杜月笙的徒弟，青幫流氓中的紅人，類似這樣“披上了這些不進步的外衣，來進行進步的工作，使盡一切力量，動員各方面來支援新生的新四軍”（顧執中：《戰斗的新聞記者》）的“星二會”成員，還有好幾位。一九三九年春，復社的發行人員，同時也是社會科學講習所第一期“學委會”成員之一的陳明得到情報，日偽特務機關將要通過租界巡捕房，抓捕復社嫌疑分子鄭振鐸。陳明匆匆趕到廟弄的鄭宅報信，使鄭振鐸安然脫險，他卻被當作嫌疑分子抓起來。“星二會”的核心成員嚴景耀當時擔任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副典獄長，在他幫助下，陳明被營救出獄。此前講習所的七位同學以及復社的胡仲持等人都是在嚴景耀幫助下終獲釋放的。

此外，“星二會”中的一些核心人物，包括孫瑞璜、張宗麟、嚴景耀、陳鶴琴、許廣平、鄭振鐸、雷潔瓊等十余人，也是新新公司總經理蕭宗俊組織的星期六聚餐會的核心成員。這個組織的范圍較小，鄭振鐸一九三九年全年一共參加三十六次“星六會”，比如二月十四日“六時三刻，到蕭宅晚餐，到張、嚴、孫諸位，十時半回”。

“星二會”、“星六會”、復社，這三個組織實際上是中共江蘇文委領導的外圍進步抗日救亡團體，三個團體有不少重合的成員。“星二會”的聚餐地點一般設在八仙橋的基督青年會，“星六會”則在廣東路的航運俱樂部。魯迅之子周海嬰常跟隨母親許廣平參加這兩個聚餐會，經常去的地方是青年會樓上的西餐部、功德林素菜館，還有趙樸初出面借的某些佛寺。聚餐費是按名頭出份子錢，但十歲的周海嬰經常吃白食，大家并不讓許廣平交兩份餐費。飯后散去時，為了保證母子安全，總是安排她倆在中間時段離開。

三、意志不堅定者更將趨向歧途

一九三八年春至一九三九年冬，先是偽“上海市大道政府”，以及梁鴻志等人的偽“維新政府”，后是潛來上海的汪精衛集團，都在威逼利誘上海有影響的職業界人士加入偽政權。日偽漢奸特務侵入租界，對于合作者許以高官，對于拒絕者加以綁架暗殺、壓制恫嚇，于是“暗殺與逮捕，時時發生。‘蘇州河北’成了恐怖的惡魔的世界。‘過橋’是一個最恥辱的名辭”（鄭振鐸：《暮影籠罩了一切》）。

一九三九年二月，上海租界內發生恐怖案件十八起，被打死二十一人，受傷十人，被稱為“恐怖月”。暨南大學作為堅持在孤島辦學的國立大學，該校的教授與學生均是日偽圖謀的對象。汪偽試圖拉攏部分教育界敗類成立所謂“上海市教育委員會”，游說各校校長發表擁汪通電。當時在暨南大學讀外國文學的吳巖在《風云側記》中回憶道：“學校里也不很安定。學生有被捕的。動搖變節的教授不止一個：有的上一天還在慷慨激昂地說什么‘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第二天卻‘過橋’走馬上任，為虎作倀去了；有的忽然失蹤，人家擔心他被日偽綁架，他卻在香港發表變節自首的文章。”鄭振鐸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四日所記一幕與此相似：“赴校授課，與杜閉談，說起程事，大吃一驚。過去之種種，如今回想起來，竟是一幕騙局，甚矣哉！青年人之不可輕易信任也！一有小小誘惑，即喪神失態如此！我輩實失于相人矣！”

同年九月一日，德國對波蘭發起突然襲擊，這天晚上，鄭振鐸記：“傍晚，閱《大美晚報》號外，知德兵已侵入波蘭，歐洲大戰已正式爆發。吃人的魔鬼，在飛翔！在高嘯！難道竟沒有力量阻止之么？上海局面恐也將有變動了。”九月初汪精衛在上海的“國民黨第六屆全國代表大會”上自舉為主席，公開賣國。英法為“履行”“保護”波蘭獨立的諾言，被迫對德宣戰，孤島上氣氛愈發劍拔弩張。十七日，鄭振鐸寫道：“雨點淅瀝，愁人心痛。國際形勢變動太驟，神經較脆弱者無不騷亂異常，意志不堅定者更將趨向歧途。”

根據這年日記，鄭振鐸除了復社、“星二會”、“星六會”，還堅持隔周參加清華同學會的聚餐。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五年，鄭振鐸任燕京大學教授的同時在清華大學兼課，與季羨林、李長之、林庚等在讀學生結下了深厚的師生友誼。上海的清華同學會成員多系清華畢業后考取官派留學美國的“海歸”，比如與鄭振鐸較熟稔的孫瑞璜、李健吾、陳三才。經營著北極冰箱公司的陳三才，身兼上海清華同學會會長、聯青社社長，是國內外頗具聲望的實業家。他利用安裝施工冰箱的機會，把炸藥埋在日偽特務機關“七十六號”的墻根，并買通醫院白俄人，準備秘殺汪精衛。但不幸事泄，計劃未成，陳三才于一九四〇年七月被特務逮捕，三個月后被殺害于南京雨花臺。陳三才的被害，在當時上海灘引起極大震撼，鄭振鐸《記陳三才》說：

像晴天的一個霹靂似的，朋友們傳說著陳三才先生被捕的消息。沒有理由使我們相信：陳先生會遭逢這個不幸的。雖然在那個時候，個個淪陷在敵人后方的人，生命的安全隨時會發生危險，但像他那樣的人，似乎最不容易有什么“牽惹”。

他是一個典型的美國留學生，出身于清華學校，做了好幾年的北極公司經理，和通惠機器公司董事。他是那樣的和現在的政治隔絕。誰也不能明白，這一次他怎么會被牽涉到“政治”漩渦里去的？

鄭振鐸在文章中引用陳三才的獄中遺囑，說明一位留美精英如何激于民族正義、完成他思想上的轉變，放棄了過去華貴的生活方式，自我犧牲，以一己之力向漢奸政權發起荊軻式的一擊。在“孤島”上，與陳三才一樣的“星二會”“星六會”以及清華同學會成員，皆為社會上層人士，本來可以過著安逸的日子，但是他們為了抗日救亡事業出錢出力，甚至搭上身家性命。“星二會”發起人之一、滬江大學校長劉湛恩與溫宗堯同在“國際問題研究會”共事，在偽維新政府將要出現的前夕，劉先生聽說溫也參加其間了，便正言厲色地質問他，苦勸他。一九三八年三月，溫赴南京任偽立法院院長，四月七日，劉湛恩在租界內遭特務暗殺。

一九三九年，汪精衛以上海為基地，籌備組織偽政權，指揮特工隊在租界脅迫進步人士，“星二會”的多位成員收到“死亡威脅”，但是秘密聚會仍在繼續。鄭振鐸這年日記共記錄他參加了三十三次的“星二”聚餐，三十六次的“星六”聚餐。臨近春節的那一周，二月十四日（星期二）晚七時到青年會晚餐，二月十八日（除夕，星期六）十二時，到青年會午餐。一九四〇年一月六日（星期六）的日記亦有“晚至航運俱樂部晚餐”。

“星二會”“星六會”成員一直戰斗在抗日第一線，多人經常接到日偽特務的恐嚇，為安全計，只能離家暫避。張宗麟、鄭振鐸、許廣平、胡愈之等人在一九四〇年一月上了被日偽逮捕的黑名單，《大美晚報》記者，同時也是“星二會”及“星六會”成員的張似旭于同年七月被汪偽特務暗殺，但是“星二會”一直在地下秘密運行著，為防止日特破壞，開會地點、時間嚴格保密，幾乎每次都調換一下地方，一直持續活動至一九四二年初。

這樣冒著生命危險的秘密聚餐，鄭振鐸堅持了近五年。王任叔（巴人）在《悼念振鐸》一文中說：“那時，我接觸過持有‘我獎勵別人去送死’論調的反對抗戰的高級知識分子，我也接觸過躲在小樓上從事著作卻無意于實際斗爭的高級知識分子，我又接觸過能為抗戰擔任一部分工作但卻不愿參加有組織的集會的高級知識分子，可是振鐸和許廣平同志卻是文化界高級知識分子中最積極、最奮勇地參加到抗戰的群眾隊伍來的人。”

在“孤島”上，除了鄭振鐸參加的“星二會”、“星六會”、復社、清華同學會，此類上層人士的秘密聚餐會還有“星五”“星三”“星四”。正是這些看似尋常的每周聚餐，有效地利用了與會者的社會地位和人脈資源，解決了“孤島”上發生的許多重大事件，填補了國家力量休克時期造成的臨時真空；隱蔽的相互幫扶帶來的團體感與親密感，也緩和了危機面前人們的彷徨和痛苦。這些民間團體的存在，是對占領者的一種隱形挑戰。鄭振鐸在《記復社》一文中說，復社的二十位社員所代表的是“‘自由上海’的各階層‘開明’的與‘正直’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