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起手機刷刷社媒、短視頻，因技術發展而“無需思考”的行為成為日常，人和技術已很難分離。圖為AI制圖。 （人工智能生成）

每日清晨醒來就拿起手機刷刷社媒，輸入文字時依賴自動糾錯功能，觀看短視頻時“無限滑動”的動作，閑時找AI聊聊天——這些因技術發展而“無需思考”的行為，是否已成為你的日常？這是“技術無意識”的一種體現，人和技術很難分離，正如哥倫比亞大學終身人文講席教授劉禾所言：“人已經不是一個脫離機器而存在的主體，如果要定義人的話，必須要有個加號。”

在人機邊界似乎日漸消融的當下，文學見證著這種“突變”，經受著挑戰，亦幫助人們穩住自身的意義。日前在上海圖書館舉行的《數字時代和人的未來》分享會上，學者們的觀點交鋒迷住了數十萬網友。若把龐大的文學世界壓縮成兩本書籍，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作家格非最推薦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喬伊斯的《尤利西斯》或《芬尼根的守靈夜》——“前者是寫實主義高峰，后者則表明小說中涉及到的最核心的東西，是個體的生存體驗與多變感知，這是AI不能取代的。”

當對語言有精細要求的讀者逐漸減少

人工智能無疑對文學寫作帶來多重挑戰，寫作變得容易，而讀者在日趨變少。一方面，一般性的寫作極易被人工智能取代，格非認為：“今天人們可以在媒體信息中找到很多素材，寫作在某種意義上反而變得很容易，你完全可以把自己變成一個專家，去描述你原來不熟悉的一種社會生活。但它同時也造成一個問題：AI也能做，而且會比一般作家做得好。”另外一種挑戰是，對語言有精細要求的讀者在逐漸減少，因此那些追求精深、個性化的創作也會非常困難。“我們的作品可能會只被很少的人閱讀，但這也沒什么不好。我知道有年輕寫作者寫了很多不發表的作品，就是給朋友們看一看，這種寫作在將來會變得非常普遍。”

但寫作絕對有意義，這沒什么好商量的，格非篤定地說。“萬一有一天機器寫得比我好，我也不會放棄寫作，因為寫作是我的權利，它給我帶來巨大的快樂。”在格非看來，人工智能為文學寫作帶來種種挑戰，但這與文學寫作的內在激情并不沖突。“寫作不是比賽，而是你每天把自己從焦慮、無聊中拯救出來的重要權利。文學還是應該憑著自己內心，重新調整我們跟時代的關系，從中確定我們的語言策略，否則寫作沒有意義。”

劉禾在其新著《弗洛伊德機器人：數字時代的哲學批判》中提到，曾有很多科學家非常迷戀作家喬伊斯，文學亦在數字世界中富含張力。劉禾認為：“文學并非技術的語料庫，而是先于數字技術的基礎。比方說，俄國數學家馬爾可夫很早期的數學模型，是來自對普希金的詩歌《奧涅金》的元音、輔音的計算；喬伊斯在《芬尼根的守靈夜》這本幾乎不可讀的小說中做數學實驗，這也是為什么最早做信息論的克勞德·香農把這本書拿來計算‘熵’等概念，建立他的通信理論。”

文學創作當中最核心、最無法被技術替代的價值究竟是什么？格非認為，這涉及到“無意識”，我們將個體的生活體驗存入記憶中，而寫作中最迷人的部分就是“記憶的無意識”。“文學中有一個巨大的無意識的空間，這個空間是無法完全按照基本語義來呈現的。文學一部分受理性控制，有更多的部分如創造性的智慧是被黑暗所籠罩的，需要通過寫作把它召喚出來，然后獲得真正意義上書寫的自由。”

如果要重新定義人，必須要有個加號

當下的人工智能具有某些特殊能力，增強虛擬，也強化了現實。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汪暉看到，“一是創造虛擬現實，而這種虛擬一定程度上已經是現實，很多年輕人很大一部分生活是在虛擬世界中，邊界不是那么清晰的；二是人工智能會強化某些現實”。這也說明，現實世界和鏡像生活之間的關系變得模糊。

“你看到過嗎？在咖啡店，一對情侶坐在一起喝咖啡，兩人都分別沖著自己的手機看。”這種圖景可以說極為常見，讓劉禾焦慮的是，人機關系如此密切，人的主體性如何安置？“人已經不是一個脫離機器而存在的主體，如果要重新定義人，必須要有個加號。”

對文學而言，無論是寫作者、讀者還是內外世界，都需要處理當下這個人工智能崛起的時代，究其根本，“人機”關系是非常重要的話題。例如手機成為人們日常生活非常忠實的伴侶，其置入的人工智能不斷模仿人，人也在反向模仿機器……汪暉提及，“人和機器不單是并存，隱隱約約感到邊界的動搖”。人機越來越難以區分，自然人的概念搖搖欲墜，長久以來人類區別于萬物的“人類例外論”這一傳統倫理，也在受到挑戰。

劉禾發現，當手機突然丟失，人們通常會覺得自己好像失去了一部分，因很多記憶存儲在手機中，此時人和手機的界限已然不分明了。而面對這種人機交互的現象，有樂觀主義的觀點認為，人體內植入芯片，便可延展記憶，以至人類“不朽”；而劉禾《弗洛伊德機器人》一書提出另一哲學批判，人類甚至有可能逐漸變成一種“服飾人偶”。

新技術追問著古老的問題

當世界的真實性越來越被數字幻象所左右，人類還有獨屬于人類的未來嗎？在AI近乎逼問的情境下，或許文學對這一問題有了解答與回響。劉禾說：“我們應該借此思考，寫作是什么？藝術是什么？每一次新的技術出現都必須重新提這些古老的問題。如果我們能拿出像樣的答案，那就意味著我們明白我們生活在一個什么時代。”

小說家筆下的虛構世界，亦能為人們理解現實提供一些獨特價值。格非認為，人類社會發展中的技術“突變”階段十分重要，重讀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其中有技術突變而帶來的社會變革；喬伊斯從《都柏林人》寫實主義轉向意識流寫作，也是因為技術的發展變化。他坦言，科學技術不斷發生突變，如果創作者不尋求變化，還用那種四平八穩的老調來描述現實，不覺得可笑嗎？

“如果當代寫作還要繼續，就需要去尋找‘奇點’，然后使得創作跟系統的關系能夠變得更加有意義。”格非借用德勒茲的“奇點”理論，討論當下技術突變背景下，文學需要捕捉到能突破系統規訓、揭示系統本質的關鍵點，正如赫爾曼·梅爾維爾的《白鯨》的“奇點”是“自動奔赴一個地方去毀滅”，唯有如此才能使作品獲得超越時代的哲學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