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之琳（1910年-2000年）與鄭克魯（1939年-2020年）相差29歲，是兩代人，都畢業于北京大學，都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工作過，既是校友，又是共事近20年的同事與上下級。卞先生長期在社科院工作，直至晚年；鄭先生1965年研究生畢業于社科院，隨后留任外文所。他們都是外國文學研究和翻譯領域的翹楚，而且曾一同居住在北京的干面胡同東羅圈11號2402室，相處十分融洽。

我是鄭先生的博士生，因研究卞之琳的緣故，在鄭先生生前曾多次向他請教二人的交往細節。近日，我又拜訪了師母朱碧恒老師，對他們共同經歷的歲月有了更深的了解。

卞先生早于鄭先生到社科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當時卞先生已是學術界的權威，鄭克魯還是小字輩，女兒尚在襁褓之中。“文革”期間，許多知識分子受到沖擊。當時社科院也在整頓，戈寶權、李健吾、卞之琳、錢鍾書等也遭了殃。這些先生都是研究員、教授級別，原本分配的住房較為寬敞。由于家中人口較多，戈寶權、李健吾和錢鍾書三家都住在四居室中；而卞之琳家因人口少，住的是三居室。當時負責整頓的人提出，不能讓這些人住得太舒服，要“摻沙子”，即把別的家庭插到他們的住房里去擠（楊絳在《從“摻沙子”到“流亡”》一文中提到過）。這樣，卞先生家就被迫騰出一間大屋子讓給鄭先生一家三口住。鄭先生心里不愿意，覺得擠進去給人家添麻煩，可是組織上這樣安排，自己又沒地方住，實在沒辦法，只能帶著夫人及一歲半的女兒擠進去。

鄭先生對卞先生非常敬重，生活上處處體諒卞家。兩家陽臺相通，合用一個廚房。當時燒煤餅爐，計劃分配，每家100塊煤餅，兩家就是200塊，鄭先生年輕，所以每次他主動把200塊煤餅扛上四樓，分配的白菜也都是他扛上去的。到了燒飯時間，鄭家讓卞家先燒，禮讓長輩。卞之琳與夫人青林也非常客氣，說大家一起燒吧。兩家互相謙讓，生活雖苦，但飽含人情的溫暖。

卞先生的女兒青喬小名叫妮妮，很慷慨大方，經常抱著洋娃娃到鄭家玩，她比鄭家的女兒大六七歲，也經常拿好吃的給鄭家女兒吃。小孩子在一起玩得非常開心。有一次妮妮又拿吃的東西來，鄭先生對女兒說，“不要吃人家的東西，不好意思的。”家教非常好。兩家相敬如賓，其樂融融。因為女兒小，鄭先生的丈母娘有時來幫忙，這樣本就擁擠的屋子就更擠了。但兩家始終客客氣氣，互相體諒，沒有半點怨言。朱碧恒老師在新華社工作，她后來在新華社申請到房子，一家人就搬離了干面胡同。他們是最早結束“摻沙子”生活搬出來的人。搬家那天，卞先生和夫人熱心地幫著搬東西，還要送這送那。鄭先生夫婦謝絕了，因為新分到的房子比這里小多了，放不下那么多東西。

在研究所里，卞先生經常講他在延安的經歷，講他夢見張充和。鄭先生和同事們都洗耳恭聽，既敬重他，又感嘆他是性情中人。

兩位先生都研究外國文學，但卞先生側重英國文學，兼及法國文學，鄭先生主攻法國文學，他們經常一起探討學問。鄭先生對卞之琳先生《略論巴爾扎克和托爾斯泰創作中的思想表現》一文中有關巴爾扎克的論述極為贊賞，贊其邏輯嚴密、文字嚴謹、思路開闊，材料亦十分豐富。后來鄭先生在寫關于巴爾扎克的論文時參考過它。當鄭先生發表文章后，卞先生立刻當面祝賀他：“你的文章很好，材料很豐富”，因為鄭先生又增加了許多新的資料。鄭先生聽了很受鼓舞——一個學術后輩能聽到前輩如此夸贊當然心花怒放。鄭先生后來談起這件往事時那興奮的語調、開心的笑聲讓我終生難忘。在研究所里，卞先生經常講他的《布萊希特戲劇印象記》，文章當時反響很大。鄭先生覺得那篇文章風格很奇特，不完全是論文的寫法，而是有散文的風格。對卞先生撰寫的長篇論文《莎士比亞的悲劇〈哈姆雷特〉》也是欣賞有加，稱贊“蠻深刻，有評論才能”。

鄭先生特別欣賞卞先生的《斷章》，連稱：“寫得巧，寫得妙，構思奇特，別具一格，耐人反復咀嚼”。要知道，鄭先生自己學問高，眼界高，用語嚴謹，不輕易夸獎人，如果別人寫得不錯，他常用的說法是“寫得可以的”，但對卞先生的詩文他直接用“巧”“妙”“深刻”，并說一個詩人能有幾首詩流傳下來，很了不起。他認為卞先生的詩歌有法國象征派的特色，跟中國當時詩壇常見的詩不一樣，有些人讀不懂，因此卞先生的詩便以“怪”出名了。鄭贊賞卞之琳的翻譯，覺得他翻譯波德萊爾的詩非常用心，一個詞反復推敲，字斟句酌，用的詞恰到好處，又以詩人的觸覺去感受，譯得很有味道。他認為卞之琳類似于苦吟派詩人，注重字句錘煉，耗費大量心力雕琢詩句；他覺得卞之琳翻譯的莎士比亞詩劇比較忠實原作，詩劇是最難翻譯的，既要像戲劇的語言，又要有詩的韻味，卞先生努力做到了。

1985年，鄭先生離開北京調往武漢大學，后來又到上海師范大學，從此，兩人來往就少了，但彼此還關注著對方的研究成果。

他倆的性格有一點相似，儒雅，文質彬彬，書生氣足，平時不健談（兩位夫人很健談，話都給她們說去了），但一遇到談得來、有共同志趣的人，話就滔滔不絕、一瀉千里。我跟鄭先生聊起學問，他的話匣子就打開了，常常一談就是半天；但談到生活，他的話就不多，全是師母在講。

如今，兩位先生都已作古，但他們留下的文學遺產汗牛充棟：卞先生以詩行世，鄭先生以譯行世。兩代學人在外國文學領域功蓋千秋，他們在北京的干面胡同和社科院的友情亦是一段佳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