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仲璋（1905—1993），福建福州人。寄生蟲學家、醫學教育家，中國科學院院士。曾任福建師范學院副院長、廈門大學副校長。1931年畢業于福建協和大學生物系，1948年赴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布隆伯格公共衛生學院進修，1950年回國，任職于福建協和大學（后福建協和大學與華南女子文理學院等單位合并，幾經調整，1953年成立福建師范學院，1972年易名為福建師范大學）、廈門大學。畢生致力于寄生蟲學研究，尤其在血吸蟲病、肺吸蟲病等領域取得重大突破。著有《中國吸蟲學》《人畜線蟲學》等，詩詞作品收錄于《仲璋詩詞遺稿》。圖為唐仲璋與夫人郭如玉。

顯微鏡前，唐仲璋院士探微索隱，為寄生蟲病肆虐的民生之痛尋找良方。當提筆作詩時，理性的光芒照亮了他詩行的肌理，字里行間涌動著對蒼生健康的珍重。這位科學家詩人，一生都在用科學家的洞察力與文學家的赤子心書寫著“除民瘼”與“寄深情”的詩篇。

以學報國解民憂

唐仲璋1905年出生于福建福州的一個中醫師家庭。他的父親酷愛文學，督子嚴格，這使得他自幼便養成了讀書的習慣。1923年，唐仲璋考入福建協和大學生物系。大學期間，他刻苦用功，身染重病之時仍心系學業。“1929年，唐仲璋在將要大學畢業的前兩個月，由于勞累過度而咳血，病倒住進醫院，在病床上躺了兩年。在患病期間，他深感疾病帶給人類的痛苦，心中一直考慮病后如何能為人類健康問題做些工作。”（唐崇惕《唐仲璋傳略》）在病中，唐仲璋寫下《年假得詠》。“凍云寒雨盡成愁，別緒難勝舴艋舟”，身體上的病痛更加劇了內心的愁苦，落葉蕭瑟的冬日，臨近春節，思念和寂寥之感愈發深長。1931年唐仲璋病愈，重返學校讀書，獲得理學學士學位。畢業后，他著手開展寄生蟲研究，到鄉村調查血吸蟲病。

1941年，唐仲璋到北平研究寄生蟲學。在凜冽的寒冬里，他目睹北方淪陷區的蕭瑟景象，揮筆寫下《去國思》。“寒衾不解溫鄉夢，起上高欄待曉天”，這等待既是對天亮的期盼，更是對家國重歸安寧、自己能重返故土的殷切渴望，道盡了戰亂年代知識分子的無奈與堅忍。1942年的《客居》一詩，同樣承載著詩人的漂泊之苦。“歸去好親元亮酒，愁多思讀少陵詩”，在客居困頓中，他既盼如陶淵明般歸隱避亂，與家人安穩生活，又因心系家國，常借杜甫詩作抒懷解憂，于古人文字中尋找共鳴。他以陶酒消漂泊之疲，憑杜詩慰憂國之愁，將個人困頓與時代苦難緊密相系，讓詩作成為戰亂歲月的深情注腳。

唐仲璋不愿在日寇統治下生活，在北平工作兩年后回到在福建邵武山區的福建協和大學任教。從長城腳下到閩江之濱，他雖身處窮鄉僻壤，過著清貧的日子，但始終懷揣著對家國的赤誠與對民族的擔憂，這份復雜心緒盡數融入詩詞之中。

1948年，唐仲璋憑借卓越的學術能力，獲得世界衛生組織獎學金，赴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布隆伯格公共衛生學院進修。他乘坐著馬可波羅號輪船，橫渡太平洋，望著茫茫海天，心中既有對學術深造的期待，更有對故土和家人的牽掛，寫下《太平洋舟中》一詩，成為其漂泊生涯的詩意定格。“藍空碧水遠行舟，四十擔簦事壯游”，太平洋上的秋日景象萬千，時而風平浪靜，時而波濤洶涌，如同自己此刻復雜的心境。“馬可波羅艙外望，煙波浩渺漫新愁”，站在馬可波羅號的船艙外，望著無邊無際的煙波，新的憂愁又涌上心頭，其中既有對家人安危的擔憂，也有對祖國前途的牽掛，更有對自己孤身在外、不知歸期的迷茫。

1949年10月新中國成立的消息傳來，唐仲璋心潮澎湃，毅然回到祖國，決心將自己的學術才華奉獻給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此后，唐仲璋的詩風大為轉變，字里行間滿是建設祖國的迫切與知識分子的報國熱情。“爐光掩映舊征衣，寸鐵艱難憶舊時”，煉鋼爐的火光映照在自己過去的衣物上，這衣物或許還帶著戰亂歲月的痕跡，看著眼前正在冶煉的鋼鐵，不禁回憶起過去物資匱乏、連一寸鋼鐵都無比珍貴的艱難時光。近代中國，國家貧弱，工業落后，面對侵略者的堅船利炮毫無還手之力，而如今新中國成立，終于能夠自主發展工業，這來之不易的新生活讓唐仲璋倍感珍惜。“舉首國門強敵在，中宵應恨雞聲遲”，將知識分子為祖國奉獻、助力國家發展的急切之情、赤誠之心刻畫得淋漓盡致。

1962年，唐仲璋到北京人民大會堂開會，寫下《詠人民大會堂》，將家國情懷展現得更為宏闊。“何期今昔判鴻泥，廣宇相看擁萬黎”，過去是戰亂流離、民不聊生，如今有人民大會堂這樣宏偉的建筑，凸顯出新中國成立后國家建設的輝煌成就。“最是歡情關不住，清輝臺上見春光”，與會者心中的喜悅與對國家未來的期盼溢于言表，在燈火通明的會場，仿佛能看到國家發展的“春光”，這既是對眼前團結景象的贊美，更是對社會主義建設蓬勃發展、國家走向繁榮富強的美好展望。1963年唐仲璋參加全國寄生蟲學術會議，毛澤東等國家領導人接見全體代表，唐仲璋懷著欣喜萬分的心情，寫下了《參加寄生蟲學術會議》。“幾欲忘情汗漫舞，擎杯快意醉流霞”，將掙脫束縛的狂喜與沉醉當下的快意熔于一爐，充盈著不受羈絆的生命力，詩人舉杯暢飲的鮮活模樣宛在眼前。

1970年，唐仲璋調到廈門大學工作，此后歷任該校生物學系教授、副校長，并于1980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步入晚年，他的詩作既有對歲月流逝的感傷，也有面對衰老的豁達，以及對學術生涯的無悔堅守。“遲暮只能供老病，豈容白發度嚴秋”，晚年已至，身體飽受疾病困擾，但他不愿向命運低頭。

1986年，唐仲璋的妻子郭如玉去世。“唐教授夫妻無比恩愛，不但生活上同甘共苦度過無數艱難歲月，精神上互相慰藉，從無怨言……這對世間難得的伉儷，詎料妻子于七年前先逝。他失去了精神支柱，當時休克了。此后天天在妻子遺像前獻一束鮮花。傷感不已時，便賦詩寄托哀思。”（葉金《紀念妹丈唐仲璋教授》）唐仲璋晚年寫下多首悼亡詩，寄托對妻子深沉的思念。這些悼亡詩詞多以“六十年婚姻”為時間軸，貫穿貧賤相守、戰亂流離、生離死別等生命片段，既傾訴個人喪妻之痛，也隱含對時代苦難的感慨。當年，二人一見鐘情定終生，生活條件很差，妻子“不因陋室鎖眉顰”；壯年防治血吸蟲病，“枉拋心力事蟲沙”，夫妻聚少離多；如今斯人已逝，唯以幾束鮮花寄托思念，滿是“一寸孤心千結腸”的哀傷。

俯仰之間自成詩

唐仲璋既有深厚的古典詩詞功底，又接受過系統的現代科學訓練，這使得他的詩詞形成了獨特的藝術風格。學者章振乾在《仲璋詩詞遺稿序》中評價其詩：“但以其稟受之才氣，本乎坦蕩之赤誠，俯仰之間，自成風格。”

“唐師治學嚴謹，一絲不茍，強調研究工作的科學性和準確性，切忌以偏概全……他積極倡導勤奮實干、深入疫區和親自動手的學風。”（何毅勛《難忘的教誨——緬懷唐仲璋教授》）唐仲璋1923年考入福建協和大學生物系后，學校特準他以“半課半工”模式求學，這段艱辛卻充實的經歷，不僅讓他筑牢了生物學基礎，更催生了對科學事業的濃厚興趣。其間，他長期協助昆蟲學家克立鵠教授開展實驗，漸漸癡迷于昆蟲學研究，這為日后深耕寄生蟲領域埋下了伏筆。

1929年，唐仲璋因過度勞累咳血住院時，目睹一位血吸蟲病晚期患者的痛苦模樣，遂立下誓言：病愈后必赴患者家鄉福建福清，探尋疫情根源。這一決定，奠定了他此后60余年深耕寄生蟲研究的人生方向。病愈畢業后，唐仲璋任職于福建省立科學館，兼任福州市中等院校生物學實驗員，專注于尋找各類寄生蟲并進行細致觀察，發表多篇寄生蠕蟲區系相關論文。數十年間，他與眾多醫療衛生工作者一道，奔波于疫區田間地頭，開展寄生蟲病調查，研究防治方案，為消滅血吸蟲病付出了大量心血。

20世紀50年代，唐仲璋再率學生深入疫區，在系統研究后，他闡明了班氏絲蟲與馬來絲蟲的主要傳播媒介及國內分布規律，為中國消滅絲蟲病提供了關鍵理論支撐。

1978年，距唐仲璋最初投身血吸蟲病防治工作已過去50年。這一年，他又一次踏上福清的土地，眼前的景象讓他深受觸動：曾經的疫病區早已不復往日的荒涼破敗，取而代之的是一派欣欣向榮。懷著這份激動與感慨，他揮筆寫下《重過福清縣血吸蟲病區》，記錄這一歷史性變遷。“滅戶墟村幾擅名，瘴煙荊杞沒階楹”，過去福清因血吸蟲病導致許多家庭消亡、村莊廢棄，正是因為見過這樣的苦難，唐仲璋才堅定了用科學戰勝疫病的決心。“只今送走瘟神后，匝地人居目未經”，如今的福清面貌一新，體現了新中國醫療衛生事業的巨大進步。“村居門巷各熙攘，佳侶嬰童遍一方”，這一景象看似尋常，卻暗含深意，在血吸蟲病肆虐的年代，許多人因疫病失去生育能力，與此同時，孩童夭折率極高，“佳侶嬰童遍一方”的畫面，正是疫病被消滅后，百姓生活回歸正常、家庭充滿希望的最佳證明。唐仲璋看著這樣的場景，心中既有對防疫成果的欣慰，更有對百姓過上幸福生活的由衷喜悅。

這份赤子之心同樣體現在他對教育事業的奉獻中。教師節來臨之際，唐仲璋看著校園里朝氣蓬勃的學生，回顧自己數十年的教學生涯，心中百感交集，寫下《教師節》一詩。“欣逢盛節數年華，未稱良師愧佩花”，這份“愧佩花”的謙遜，恰恰體現了他對教育工作的負責。“愿為晏陶充騁力，崎嶇路上作泥沙”，將教師“甘為人梯”的高尚情操展現得淋漓盡致。“雙脛勞薪差比杖，憑它勞碌為莘莘”，多年來奔波于課堂、實驗室之間，雙腿因勞累而變得僵硬，他甘愿承受這份辛勞，只為了莘莘學子學有所成。“講箋粉筆憶平生，瞬屆暮年已暗驚。卌載同栽新國柳，繁枝嫩葉總關情”，看著講臺上的教案與粉筆，回憶起自己的教學生涯，不經意間已至暮年，心中不免有些驚訝，數十年來，自己如同栽種柳樹一般，培養了一批又一批學生，如今這些學生如同大樹的繁枝嫩葉，在各個領域發光發熱，每一個學生的成長與成就，都牽動著他的心。他把對學生的關愛、對教育事業的眷戀濃縮在字里行間，展現出“生命不息、育人不止”的精神境界。

理性赤誠垂典范

唐仲璋在詩歌創作中始終堅持“不尚華麗，以質取勝”。他的詩詞如同他的為人與科研工作一般，質樸而真誠，既沒有刻意的雕琢，也沒有空洞的抒情，而是以簡練的文字、真實的畫面傳遞出深厚的情感與堅定的信念，讓讀者在感受詩之美的同時，更能體會到一位科學家、教育家的精神世界。

唐仲璋以行旅為經線，以情志為緯線，在詩歌中編織出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地圖。他的詩中有“三千里路上京華”（《赴京途上》）的時代豪情，也有“煙波浩渺漫新愁”（《太平洋舟中》）的個人悵惘，也有“揣石空猜倩女儀”（《石林得詠》）的人文想象。這些詩行將自然景觀與人文歷史藝術地交織在一起，不僅是山水的鏡像，更是一個時代的心靈回聲，具有理性光芒與詩性智慧。

從戰亂漂泊到建設新中國，唐仲璋的生命軌跡與民族命運緊密相連，他的詩詞充滿個人與時代的共鳴。在《感舊》中，他直接描繪了戰亂年代的圖景：“倥傯戎馬日，破碎山河時。”1942年，唐仲璋輾轉至上海，在一個寂靜的深夜獨自漫步，寫下《獨步》。“獨步深宵月，低徊履素光”，深夜時分，唯有明月相伴，唐仲璋獨自在月光下徘徊，腳下的月光如同白色的絲絹，每一步都踏在清冷的光影中，身影被拉得細長，更顯形單影只。“鄉思催雙淚，皓影照孤裝”，對家鄉的思念如同潮水般涌來，他忍不住淚流滿面，皎潔的月光照亮了自己孤單的衣裝，也照亮了那份無處安放的牽掛。“雁序傷遙斷，鬢華忽已霜”，大雁總是成群結隊南飛，而自己卻與家人、故土遠隔千里，連雁群的有序都讓人感傷。不經意間抬頭望見鏡中的自己，鬢角已生出白發，如同染上寒霜，戰亂歲月的奔波與煎熬，在身體上刻下了深深的痕跡。“關山嗟阻隔，何日盼歸航”，他發出追問：重重關山阻隔了歸鄉的道路，不知何時才能盼來歸鄉的船只？這份對歸鄉的期盼，既是對家人團聚的渴望，更是對戰亂平息、山河一統的祈愿。

唐仲璋詩詞中的情感真摯而克制，無論是思鄉之情，還是科研報國的熱忱，他都能精巧地將其轉化為質樸、準確的詩歌語言。他在《北行雜詩》中寫道：“治學艱難守舊操行，路長日暮奈愁何。”學術研究之路非常艱難，他始終堅守著過去的治學原則，如今已至“路長日暮”的晚年，面對歲月的流逝與身體的衰老，即便有憂愁，也只能坦然面對。又寫“前時詩友傷寥落，聞笛吟殘涕淚多”，過去的詩友如今大多離散或逝去，只剩下自己一人，偶爾聽到笛聲，吟誦完過去與詩友唱和的詩作，忍不住流淚，這淚水里既有對故友的懷念，也有對歲月無情的感傷。

唐仲璋詩詞藝術融合傳統與現代，既體現了古典詩詞的格律美，又有白話詩的流暢自然；既有傳統意象的嫻熟運用，又有科學思維帶來的創新表達。唐仲璋一生致力于寄生蟲學研究，野外考察是他科研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他而言，枯燥的科學觀察并非簡單的工作任務，而是充滿野趣的詩意探索。1953年，唐仲璋帶領九十名師生前往平潭島開展野外實習。平潭島擁有獨特的海岸生態環境，是觀察寄生蟲宿主的理想場所。唐仲璋看著眼前的美景，心中涌起對自然的向往與對實習的期待，“晴天一望展雙眉，海灘無事不如詩”，遂寫下《平潭島（野外實習）》。“管中菊蚓深藏艷，巖上菟葵迅掩姿”，他的觀察嚴謹細致，精準捕捉到了生物的細節：用放大鏡觀察，能看到隱藏在沙粒或巖石縫隙中的菊蚓，其身體雖小，卻有著不為人注意的艷麗色彩，巖石上的菟葵在受到外界觸碰時，會迅速收攏葉片，仿佛在掩飾自己的姿態。這兩句詩既是對生物形態的描寫，又用“深藏艷”“迅掩姿”這樣的表述賦予這些生命以靈動，讓科學觀察多了幾分浪漫色彩。

唐仲璋的詩詞遺稿是寶貴的文學遺產，也是一位科學家豐富精神世界的真實寫照。由此我們看到了一位知識分子的家國情懷，也看到了傳統詩詞在現代社會的生命力。這些凝聚著智慧與真情的詩篇，必將如春風般滋養后來者的心靈。

（作者：丁晴鶴，系南京師范大學詞學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