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努·穆什塔克（左）與譯者迪帕·巴斯提

5月20日晚，布克獎基金會在英國倫敦泰特現代美術館宣布，印度作家巴努·穆什塔克（Banu Mushtaq）因《心燈》（Heart Lamp）獲得2025年度國際布克獎。《心燈》由12篇短篇小說構成，是自1969年設立該獎項以來首部斬獲這一獎項的短篇小說集，同時也是印度南部卡納達語文學首次獲得這一獎項。近年來，國際布克獎聲譽日隆，多次成為諾貝爾文學獎的風向標，比如，2013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門羅在2009年獲得國際布克獎，2024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韓江在2016年因《素食者》獲得這一殊榮。

本次評委會主席馬克斯·波特認為《心燈》為英語讀者帶來了“真正的新東西”，但他并未點明“新東西”的特質是什么。實際上，《心燈》最明顯的特質是穆什塔克以冷峻的筆觸、精妙的情節設計和寫實主義手法，結合卡納達語的傳說和印度的文化傳統，栩栩如生地刻畫了一幅印度南部穆斯林社會的女性群像，傾情書寫她們在階層等級固化、種姓制度死而不僵、宗教勢力無處不在的文化空間內的愛恨情仇和心路歷程。正如硬幣有兩面，這部以女性為主人公的短篇小說集，還為讀者呈現了一幅階級壁壘森嚴、宗法為尊的社會全景圖。在這個令人窒息的文化和生存空間，“丈夫即神明”的傳統觀念在宗教外衣的掩護下，時刻上演著男尊女卑的悲劇，令處于社會和文化邊緣的女性和女童，始終生活在一個壓抑絕望的空間，成為夫權制和社會習俗等現實壓迫中的附庸和受害者。

穆什塔克接受采訪時坦承，她的故事之所以聚焦女性生活，“是因為宗教、社會和政治不僅要求她們絕對服從，而且是以非人道的手段殘酷對待她們，將她們淪為附庸。媒體報道的日常事件和我的親身經歷，是我創作靈感的來源。這些女性的痛苦、磨難和無助的生活，在我內心激起強烈的情感共鳴”。關注同族女性經歷的痛苦和磨難，彰顯了穆什塔克作為一名律師、社會活動家和有良知的作家難以泯滅的悲憫之情。她將這種情懷升華為救贖受難人的責任意識，并承擔起揭示苦難的責任與勇氣，進而引起人們的關注。

女性“生存脆弱性”

《心燈》收錄的每一篇故事，主人公都是女性，演繹的基本都是在宗教的外衣下形成的男權制對女性和女童的壓迫、剝削、欺凌的暴力本質。雖然《高跟鞋》《紅腰布》《裹尸布》《心的決定》《阿拉伯語教師和“花菜炒面糊”》等故事還涉及女性之間的爭斗、割禮儀式、階級矛盾和貧困等主題，但男權制是永遠在場的話語權威和行為準繩，是女性每天都必須應對的真實存在。這些故事表明男權制是印度南部卡納達語地區文化的內核，沉淀為根深蒂固而又習焉不察的心理結構，全方位、深層次地影響著每個人的認知模式、行為準則、價值取向、倫理觀念和精神追求。

同名短篇《心燈》書寫的就是主人公梅赫潤在夫權規訓下的悲慘經歷。梅赫潤是一位育有五個孩子的穆斯林婦女，發現丈夫出軌并離家出走后，她向兄長寫信求助，但信件如泥牛入海，娘家無一人伸出援手，這使她陷入了深深的絕望。在哀告無門的情況下，她獨自帶著9個月大的孩子回到娘家尋求庇護。豈料，由于兩地距離遙遠，她在沒有丈夫陪同的情況下獨自回娘家，違反了“近親男性監護”法典，這讓娘家所有人頓時陷入恐慌。她站立在門外良久，沒有人請她進門，頓時感到那里“空氣凝結了”，就連母親也沒有說一句話，她“持念珠的手不住顫抖”。她的父親臥病在床，沉默不語。長兄盤問一番后，允許她進入父母的房間。這個她原來熟悉的“家”倏然變成了“法庭一般的機構”。長兄斥責她獨自回娘家，是“故意玷污家族榮譽”之舉，二哥斷言一定是因為她的不當言行“激怒了丈夫”，才被趕出了家門，甚至說丈夫的不忠總比“家暴”要好。母親勸她要“用愛挽回丈夫”的心。長兄明言“男人沾泥水洗凈即可”，而且警告她若因此而離婚，不僅會讓自己蒙羞，而且有辱門風，必然會連累妹妹和她自己的女兒未來的婚嫁。他甚至要她自焚以全節：“你要是還有點顧及家族榮譽的想法，就該自焚。你根本就不該回來。”

她在娘家被審問一番后，滴水未進，被兄長們押送回家。她必須趕在午飯前回到自己的家，這樣才不至于引起鄰居的注意。兄長們禁止她吐露實情，要求她謊稱是一大早去醫院給“孩子看病”。丈夫看見她的兄長們后，知道事出有因，但仗著有夫權制為他撐腰，他隔門警告梅赫潤：“你若想借娘家對我施壓，我就休了你！”她聽從丈夫的指令，和大女兒下廚做飯。兩個兄長和她的丈夫在客廳談天說地，小到農作物價格，大到政治選舉，無所不談，唯獨沒有提及他們為什么會來。她的二哥回家前警告她“要學聰明些”，要學會自己用智慧“擺平這一切”。梅赫潤徹底絕望，“心中的燈早已熄滅”。丈夫威脅要“休”了她，小時候曾經為她出頭的兄長們，如今非但不支持她，反而拋棄了她。當天晚上，她往身上澆了煤油，企圖自焚，最后一刻被大女兒發現。女兒勸她：“你既然能為爸爸去死，為什么不能為我們活著？”梅赫潤選擇活下去，但她的生存空間和生存困境并沒有隨之改變：丈夫的權力仍然不可挑戰，父兄仍然沉浸在“榮譽謀殺”的文化空間難以自拔，母性的枷鎖仍然在代際間傳遞。她必然和其他無數女性一樣，仍然是作為系統性壓迫的犧牲品而活著。

《心燈》中類似梅赫潤的故事還有很多，雖然情節不同，但主題基本一致，《黑色眼鏡蛇》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阿希拉夫因連生三個女兒遭丈夫拋棄，一個人帶女兒們艱難度日。幼女穆妮重病無錢醫治，她求助無果，走投無路時，攜瀕死的女兒在清真寺門前靜坐，在凍雨中苦等了十二小時。丈夫得知后，認為她在寺門前靜坐的行為敗壞了自己的名譽，辱罵她是賤貨，他邊罵邊飛踹妻子，女兒穆妮墜到石階上氣絕身亡。寺中的理事收受賄賂，見死不救，肆意扭曲教義，為其丈夫再娶開脫。

小說集的開篇故事《莎斯塔宮殿的石板》中，37歲的莎斯塔，勤勞樸實，生了六個孩子后懇求丈夫同意她不再生育，但丈夫堅決不同意，認為孩子是愛情的結晶，養得起許多孩子是他經濟能力和社會地位的體現，他愿意為妻子修建一座可以媲美“泰姬陵”的宮殿，以紀念他們堅如磐石的愛情。他在朋友面前為妻子上樹采集水果，耳鬢插花，極盡表演之能事。不幸的是，莎斯塔生下第七個孩子后，身體日漸虛弱，最后去世。信誓旦旦為妻子修建宮殿的丈夫，在40天的禁期剛過，就急不可耐地娶了窮苦人家18歲的姑娘為妻，將莎斯塔拋之腦后。自此，早已輟學的19歲長女阿西法承擔起母親的責任照顧弟妹。這完全應了莎斯塔生前經常掛在嘴邊的話，“阿西法不是我的女兒，而是我的母親”。至此，母女間又一次完成了母性角色的代際傳承。最具諷刺意味的是，莎斯塔的丈夫口口聲聲要用來為妻子建造宮殿的石板，成了一塊不起眼的墓碑。

覺醒的微光

《心燈》中的故事書寫了印度南部穆斯林社會女性苦難生活的各種樣態，每一篇苦難敘事，讀來都令人心碎，但“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每篇故事也都含有抗爭意識或者具體的抗爭行為。

《心燈》的最后一篇故事《請做一次女人吧，我的上帝！》，是一位無名女性的內心獨白，是她“用心的筆尖蘸著內心的鮮血寫成”的訴狀（禱文），感情充沛而真摯，語氣誠懇而深沉，是她向神明傾訴自己的遭遇與苦楚的獨幕劇。她從小生活在一個封閉而傳統的環境中，婚后仍然“被困于四面墻壁”之間，她無比渴望的自由卻像微風一樣，隨時消逝。婚姻并未給她帶來幸福與安寧，反而成為她痛苦的根源，是她悲劇性人生的開始。丈夫對她冷酷無情，將她“視為玩物”，肆意踐踏她的尊嚴與情感，視“她的身體為游樂場”。她試圖通過順從與忍耐來換取一絲安寧，卻發現這只會讓丈夫更加肆無忌憚。結果，她母親病危之時，丈夫也不允許她探視。當她被診斷出患有腫瘤需要手術時，丈夫的冷漠與無情達到了頂點。他不僅不關心她的病情，反而在她手術后向她索要母親留給她的金項鏈，以便送給他的新歡。在絕望與無助中，她只能帶著孩子們在醫院附近流浪。最終，當她拖著疲憊的身體回到家中時，發現大門緊鎖，丈夫正在家中舉行新婚慶典。這一幕徹底擊垮了她，她內心的痛苦與絕望達到了頂點。在故事的結尾，她向神明發出了深切的呼喚，呼吁神明能創造一個性別平等的世界，希望神明能體驗女性不可言說的苦難。

《請做一次女人吧，我的上帝！》從題目到結構，都具有先鋒性和挑戰性。作者將祈禱模式轉換為直接對話的敘事結構，以第一人稱講述自己婚后的慘痛經歷，將個體生存的悲涼升華為存在主義的詰問。故事中，敘事者共17次懇求神明提供答案，作者巧妙地將神圣敘事的禱文形式轉化為世俗苦難的血淚控訴。

《心燈》中的各式女性人物都生活在壓抑的環境里，在荒誕、恐怖、病態的世界里，時刻追問苦難的根源，掂量自己靈魂的重量，背負著沉重的母性意識，以不同的方式試圖獲得救贖，卻又總是無法實現。當然，《心燈》也通過一個個鮮活的故事，共同構成了生活的復雜性與豐富性，讓我們深刻理解到，在困境中追求自由與平等的精神力量是無窮的。印度評論家阿里姆·艾哈穆德認為穆什塔克的故事，最大的特色就是揭示受傳統束縛和禁錮的女性對不公生存現實的批判與抗爭。

（作者系浙江越秀外國語學院外國語言文化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