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中，日寇除大肆搶占我土地、掠奪我物資外，還極盡所能搜刮我古籍文物。

日本資料明確記載：日軍每個師團都配備“兵要地志資料班”，每陷一地，則設“占領地區圖書文獻接收委員會”，專事掠奪官方機構、學校、圖書館及私人的藏書。

鄭振鐸是“五四運動”的先鋒。其文藝作品、學術作品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享譽全國。抗戰爆發時，他正在上海為生活書店主編大型文學叢刊《世界文庫》。圍繞文化，當時上海有兩個關系網絡：一個是學者、作家與出版界；另一個是收藏家與古舊書業、圖書館界。鄭振鐸是這兩個關系網絡的中心人物之一。

寓居上海的鄭振鐸看到圖書流散，各方勢力于此極力搜羅，日寇明搶，奸商倒賣，西方列強坐收漁利。美國國會圖書館東方部主任赫美爾得意洋洋地說：“中國古籍源源流入美國。”

面對這種情況，鄭振鐸內心如焚，頓感自己肩上有了一個重要的責任：“如若不幫國家去做點事情，子孫后代就要到國外去看這些書了！”

鄭振鐸依托開明書店組建起“文獻保存同志會”，他要以此為陣地，與日寇爭奪寶貴的古籍文獻。他暗自發誓：“收異書于兵荒馬亂之世，守文獻于秦火魯壁之際”“其責至重”！

由此，他輾轉于上海的開明書店、中國書店、來青閣和各種書肆，形成了一個成員復雜的“朋友圈”，魯迅、巴金、李健吾、錢鍾書、辛笛……都是他的座上客；那些精通圖書流通渠道、了解書價行情的書商老板，也是他的朋友。還有一些心懷叵測之徒，也向他圍攏來。為了書，他周旋其間，與各方勢力暗中角力。

作為讀書人，鄭振鐸對圖書的愛無以復加：“凡一書出，為余所欲得者，茍力所能及，無不竭力以赴之，必得乃已。典衣節食不顧也。故常囊無一文，而積書盈室充棟。”

但此時，他就不是為自己買書了。他要為國家“保存文脈”，他要把更多重要的圖書收集整理后轉移到重慶的中央圖書館和國內其他比較安全的地方。

他的行蹤很快引起了日本方面的注意。

一天，鄭振鐸正在中國書店挑選圖書，突然聽到一個店員在和日本人說話，那個日本人說要找一個經常來這里買書的學者，名字叫鄭振鐸。另一個店員走過來，悄聲問道：“你要見他嗎？”鄭振鐸連連搖手，假意隨手在書架上翻看，迅速轉身離開。

鄭振鐸在報紙上見過這個日本人，他叫清水董三，是當時日本大使館一等書記官，其主要任務是在中國網羅漢奸。李士群就是通過清水董三勾搭上了土肥原賢二，在上海組建了“梅機關”和“76號”特務組織。

清水董三的另一項工作是主管淪陷區的圖書情報工作。“占領地區圖書文獻接收委員會”“中支建設資料整備委員會”都是他負責的。

他想方設法接近鄭振鐸，希望鄭振鐸出來“主持文化方面的工作”。鄭振鐸嚴詞拒絕。

為避免日本人糾纏，他東躲西藏，幾乎沒有人知道他住在哪里。

“孤島”中的鄭振鐸目標很明確，越是日本人看重的、列強必欲得到的圖書文物，越要重點收集保護起來。同時，他特別注意地方史志和地理圖書的收集，并把倭史（即明清人所寫日本史）列為收集重點。在鄭振鐸日記中，記錄了他與日、美列強爭奪圖書文物的事跡。

他聞知民國第一藏書樓南潯的嘉業堂藏書被日本軍隊嚴加看守，“某方必欲得之，萬難運出……”立即作了犧牲準備，投入到嘉業堂藏書的爭奪中。

這里的“某方”包括偽滿大連圖書館、“滿鐵”調查部、北方交通公司、同文書院等日偽機構。日本漢學家松崎鶴雄在幫滿鐵買下嘉業堂所藏《永樂大典》之后，覬覦嘉業堂的全部古籍。此外還有前來洽購的各方“平賈”，多方對峙，局面緊張。

不得已，鄭振鐸提出一個“兩全之計”，將嘉業堂藏書分為三類，“文獻保存同志會”購入嘉業堂藏書上品與中品的一部分，余下的書籍，方便搪塞日方追討。他還通知時任故宮博物院古物館長的徐森玉，從重慶潛回上海，倆人攜手從二千七百余部古籍之中“披沙揀金”。

就這樣，身處上海“孤島”復雜的斗爭環境中，鄭振鐸與“平賈”、敵方爭書奪寶，周旋于“書林”各色人物，想盡辦法，最終將三千二百余部善本古籍，包扎成兩千七百九十余件郵包，從敵偽的眼皮底下，陸續運抵香港。

抗日戰爭中，中國損失了多少書籍？據《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披露，抗戰前中國共有3744家圖書館，至1937年底，損失2166所，損失圖書接近9000萬冊，民間私人藏書更是慘遭滅頂之災。

而鄭振鐸在日寇的重壓之下，在當時中國圖書最關鍵的集散地——上海，盡全力為古書“續命”，闡釋著“書在人在”的信念，體現著中國知識分子的風骨與操守。據統計，他和同志會在1940年1月至1941年11月的不到兩年時間里，購進善本珍籍達三千八百余種，其中宋元刊本三百余種，文獻規模幾乎可與經營了二十多年的北平圖書館媲美。

文化學者吳真說：“如果將書籍的聚散比喻成長江大河，那么現代史上就有著一座‘鄭振鐸大壩’：它把江南傳統藏書樓的累世珍籍攔截在上海，避免其零落流出海外。”

這些圖書中的大部分，經中國書店同仁整理、運輸，輾轉運到重慶、香港等地，有些被日寇掠去，亦因鄭振鐸和文獻保存同志會持有詳目，在戰后被追索回國。鄭振鐸在《蟄居散記》中，曾表達他對中國書店等書業同仁的感謝：“在這悠久的八年里，他們沒有泄露過一句話。”

…………

84年后，記者來到上海，尋訪鄭振鐸當年搶救古籍的足跡。

位于虞洽卿路的中國書店早在1942年就已停業，古籍流通業務全部歸入上海古籍書店。煥新歸來的上海古籍書店是全國最大的古籍書店，玻璃幕墻被設計成翻動的書頁造型，中庭挑空處懸掛顧廷龍題寫的“藏古今學術，聚天地菁華”匾額。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的《永樂大典》仿真本在一樓大廳陳列，電子屏上展示著珍稀文學文獻，鄭振鐸等仁人志士在炮火中搶救古籍、挽救中華民族文脈的艱辛故事吸引著來來往往的讀者。通過AR技術可還原書店當年的場景，不斷有讀者在此掃碼索書、拍照留念。

他們掃碼獲得的何止是善本數字化檔案，是富有家國情懷的大師巨匠留給我們的文學滋養；他們拍照留下的何止是當年的購書場景，是文化先賢在故紙堆里筑起的“精神長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