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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吳君小說集《阿姐還在真理街》最新出版！追求有社會價值的寫作 而非自我陶醉和滿足

作家吳君曾憑借中篇小說《萬事如意》摘得2023年度人民文學獎中篇小說獎桂冠。評委會贊譽其作品：“父與子、夫與妻的矛盾，揭開了家庭原有的溫情面紗，也使每個人自現原形，而這又讓他們逐漸意識到自身的問題，轉而切實面對時世流變，以求萬事如意。爭執激化了潛在的沖突，也提供了和解的契機。由此，一樁看似嘈嘈切切的家常故事，又有平地一聲雷的震撼，凸顯出作者別致的敘事能力與強勁的藝術腕力。”

作為深圳文學的代表性作家，其筆下鮮活的深圳敘事，為這座城市構建了一份珍貴的“精神檔案”，對人性復雜的深刻呈現，是吳君文學生命力的核心所在。

近日，她的小說集《阿姐還在真理街》出版，收錄的作品除了《萬事如意》，還有《小戶人家》《你好大圣》《結婚記》《好百年》《阿姐還在真理街》。這些作品均以深圳為背景，聚焦不同地域、階層人物在都市快速發展洪流中的生存圖景，展現了他們面臨的機遇、挑戰以及對生活、家庭、愛情的復雜思考。這些作品不僅關注個體命運，更以宏闊的視野描摹深圳的社會變遷：從工業區的興衰沉浮到城市格局的轉變，從傳統文化的堅守到現代文明的沖擊。作者以細膩的筆觸，生動呈現了這座城市在急速發展中所經歷的陣痛與轉型。小說集中的六部作品如同六幅社會切片，記錄了一座城市從破土而出到姹紫嫣紅的壯闊歷程。

吳君的作品曾屢獲殊榮，除了人民文學獎，還有中國小說雙年獎、百花文學獎、北京文學獎、小說選刊獎、廣東省魯迅文學藝術獎、廣東省“五個一工程”獎等。作為廣東省作協副主席、深圳作協主席，吳君表示，深圳是一座文學富礦，始終滋養著她；這座城市更像一處無盡的創意源泉，為她提供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創作靈感。“我希望把它持續融入我的書寫，用一個個故事，串聯起深圳人的心靈秘史。”

用小說勾畫自己的深圳精神地圖

北青報：請您簡單介紹一下小說集《阿姐還在真理街》里的這幾篇作品，創作之前是否有過一些規劃？

吳君：《阿姐還在真理街》里的六篇作品，是我近五年來發表在期刊上的中篇小說。每部小說的創作靈感或故事背景，都與我關注到的一些現實事件隔空相關。比如《好百年》2019年發表于雜志《芒種》，小說寫了二孩政策之后，獨生子女群體的處境。《萬事如意》描寫了在新的商業環境下，廚師、曾經的戲曲演員、酒樓老板三位昔日老友的生活困境和自強不息的市井故事。完成小說的那一年秋天，我已經離開紅嶺中路，但新安酒樓的招牌讓我難忘。這篇小說表達了我對這個群體的美好祈愿。還有《阿姐還在真理街》中，在面對后代們“啃老”時，姜蘭惠曾經是社教隊員的身份被喚醒了。姜蘭惠這樣的人像是一顆顆被不經意遺落的種子，歷經風雨，重新萌發，再次站立。

在閱讀這本小說集時，如果讀者意識到，這是一份屬于一個作家的深圳精神地圖，我的努力也就沒有白費。

北青報：感覺“真理街”既是真實的物理空間，也是某種精神困境的隱喻。在《阿姐還在真理街》中，主人公姜蘭惠的命運與真理街的興衰同頻。她從教育者到被生活裹挾的妥協者，其堅韌與掙扎不僅是個體的困境，更是一代移民在城市化浪潮中的縮影。創作《阿姐還在真理街》的過程中，您有什么難忘的事嗎？

吳君：與紀實文學完全不同，小說是虛構的藝術。雖然我小說中的地名是真實的，與深圳的歷史進程也吻合，可故事和人物完全是虛構的。《阿姐還在真理街》源于多年前我了解過的一件事情。當時社教工作隊里有個年輕的女孩子，被組織安排到一個村里做反賭反黃反家暴宣傳。工作中，她認識了街上的兩兄弟，二人同時被女隊員的知性氣質所吸引，并展開了追求，女隊員的命運就此發生了巨變。這個事情，對我來說非常震撼。時代洪流中，女性命運轉折的故事，我會一直比較關注。

創作過程是醞釀到發酵

而非真假之間的轉換

北青報：您在籌備《阿姐還在真理街》期間，用三年時間采訪城中村租戶，在這個過程中，哪個場景或細節最讓您覺得“必須寫進小說”？小說絕非簡單的“采訪實錄”，在真實事件與文學虛構之間，您的“轉換密碼”是什么？

吳君：有一年我和單位同事在街上宣傳政策，期間有一位戴著口罩的女性走到我的攤位面前，問我“你們管不管這些”，隨后她掀開衣服讓我看她的傷口。可是還沒等我反應過來，她便迅速消失了，我不知道她是膽怯還是感到了危險。望著藏著她的人流，我的腦海里一直是她身上的傷口。

還有一位女作家，她經常在公號里罵前任，訴苦，可是我知道她是在辦理離婚期間懷的孕。她們反復橫跳的人生沒有正確或錯誤答案，而是迷失和一言難盡。我認為小說不負責給出答案，懸浮的、不確定的人心和不可測的人性，可能才是文學要探究的東西。創作過程是醞釀到發酵而不是真假之間的轉換。

北青報：是否也因此，您的作品中好幾個故事都結束在“好像什么都沒解決”的節點，并沒有給出更明確的結局？

吳君：即使是長篇小說，也解決不了現實中的出路問題。在我看來，透出光亮，帶來溫暖和希望，或許是文學的意義所在。

北青報：在將采訪素材轉化為文學形象時，您最注重保留人物的哪類特質？

吳君：文學和新聞不同，我不會把具體的人和事放進作品中。遇見的人和事只會引發我的思考和創作思路，不會直接在文字中輸出。我認為小說里的人物應該“像”生活里的人，而不能“是”生活中真實的人，否則我將麻煩不斷。

小說是寫日常

不需要表演

北青報：您的小說使用了一些方言，那么您如何把握方言的使用尺度？如何既保留地域真實性，又不讓非本地讀者產生隔閡？這種語言選擇是否與深圳“移民城市”的文化混雜性有關？

吳君：當然要考慮到接受程度，我保留的多為口語，是日常生活中用到的語言。目的是貼近人物，讓人物形象立體豐滿，從而達到一種真實的效果。有人說寫小說就是寫語言，我認為僅有語言是不夠的。無論長篇、中篇還是短篇，都需要結構，都需要思想，都需要與周圍環境有關聯。

寫《我們不是一個人類》時，責編要我刪掉所有的成語，她說你寫這個群體，表現的是他們的日常，不能用書面語更不要用舞臺腔。小說是寫日常，不需要表演，不是炫耀你能背下來多少古詩，掌握多少知識點。高端的瓷器，往往使用的是最樸素的色彩。

北青報：您的敘事風格冷靜、克制，但小說中蘊含的情感沖擊力卻非常強大，您是如何做到在看似客觀的描述中積蓄并傳遞深沉的情感的？

吳君：盡管理性、克制，可內心里我喜歡有溫度的小說，不是微波爐里的加熱，而是人的體溫、內心的暖流。與此同時，我追求有社會價值的寫作，而不是個人的自我陶醉和滿足，否則與寫日記無異。在我看來，記錄城市并不只需要新聞和精準的數據，文學也非常必要。當然不能是哲學化概念化的文學，而是描述人在非公共空間里的表現。

北青報：您的作品有強烈的社會現實關懷，如何在寫作中平衡對現實問題的深刻揭示與對文學藝術性的追求？

吳君：關注現實和藝術性不是二選一，更不是對立的關系。我理想的文學作品是強烈介入現實的那一種，比如《暴風驟雨》《子夜》。文學只有和現實聯系起來才有意義，這類話很多作家都說過。卡夫卡關注的是昆蟲嗎？當然不是，是家庭關系嗎？也不是，他反映的是人的根本處境，被極致異化的人生。

成長就是理解與自己不同的人和事

北青報：您認為文學在記錄城市史時，扮演怎樣的角色？

吳君：文學應該和城市同在、共生，作家雖然隱身在人物之外，讀者卻可以透過作品找到線索，發現作家的立場，聽到作家的聲音。

北青報：女性寫作常被標簽化，您希望讀者拋開性別預設后，還能在您的作品里看到什么？

吳君：希望讀者能看到具體語境下，人的精神狀態、真實的境遇、大時代下個體的命運。

北青報：您如何看待自己創作脈絡的演變？業內評價您的創作“穩定強勁，質量上乘”，您是如何做到的？

吳君：我的創作一直與城市的發展同頻共振，是一個平行的關系。在創作上，任何作家都需要不斷學習，不斷實踐。在這個過程中，需要不斷打破執念，調整認知。我認為寫是最重要的，因為很多問題都是在寫的過程中解決的，而不是想就可以了。就像你學了很多游泳的理論，可是沒有下過水，嗆過水，怎么能學會呢？這是量變和質變的關系。盡管我會認真對待每一篇，但同時我也不糾結在具體的某一篇，因為我是宏觀地寫作，完成我一個整體寫作計劃，具體的每一篇只是我寫作版圖上的一篇，它代表的只是我的一個時期。寫作不是短跑，而是馬拉松。前提是認準了這條路，然后堅定不移。

北青報：您說“寫作是一個作家暴露短板的過程，也是一個作家認識自我的過程，是梳理和反思的過程，也是不斷成長的歷程。”請您舉例具體講一下。

吳君：作家特別需要穩定的生活狀態，包括穩定的內心，尤其是小說作者。心浮氣躁、急功近利、儲備不足都將影響作家的心態和作品的深度。記者和作家不同，記者的工作是對外，而作家是面向自己。小說可以虛構，而作家的誠意無法虛構，一個作家的成長過程是漫長的，需要長期的積累和實踐，要在生活中扎根下來，在一次次磨煉中掌握創作要領，并貫穿到整個創作生涯中。

我曾經在電臺做過6年采編工作，記者這個職業習慣幫了我。在書寫他者的時候，自然會被人物帶著成長。比如《同樂街》里的陳有光，如果生活中我遇見他，有可能不予理會，可是要寫他，就必須設身處地感同身受，為他的行為找到合理性。過程中，會理解與自己完全不同的人和事。我認為這就是成長和進步。

北青報：您做過記者，當過公務員，這些經歷對您的寫作有哪些影響和幫助？您喜歡的作家是哪一類型？

吳君：我認為任何職業都會對人有或多或少的影響。就我個人的情況來說，適當的焦慮和緊張感可能有益于寫作，工作越忙越想寫點什么來緩解——寫作是我的另一個世界。說到焦慮問題，我認為誰都有，只是程度不同。我的職業讓我沒有那么多的任性，也沒有那么多姿態，而是多了一些機會了解文學之外的人和事。古代文人中我比較喜歡曾鞏。

寫作讓我踏實

讓我開闊

北青報：您平時是怎么為寫作做積累的？

吳君：在我看來，活著就是深入生活。寫作不能只靠想象力，你需要素材，就像廚師要有新鮮食材。對于一個作家來說，每天的所見所聞不可能讓他無動于衷。體驗生活很難代替設身處地、置身其中。創作時，作家應該向演員學習，把角色的苦當作自己的苦，把人物的經歷視為自己的經歷。事不關己的話，極有可能出現隔岸觀火的結果。我只有在寫作時才是作家，其他時間，我只是一個職業婦女，和其他人一樣，經歷所有的一切。我希望我所了解的生活，不是二手的生活和過濾的生活。

北青報：對于現在的年輕讀者，您希望自己的作品能給他們帶來什么幫助嗎？

吳君：我認為年輕讀者未必需要前輩作家的意見，他們這代人有自己的方式進入世界。我的小說只提供一個角度，讓他們看到另一位作家的盲人摸象、一孔之見。

北青報：寫作對您的意義是什么？未來還有什么寫作計劃嗎？

吳君：寫作可以讓內心變得踏實，會更加包容和開闊。未來的計劃就是繼續完成我的深圳敘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