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恩古吉，肯尼亞著名作家，1938年出生于英國殖民統治下的肯尼亞，1959年他坐上殖民者修建的烏干達鐵路，來到了東非最好的大學麥克雷雷大學求學。他的文學天賦讓仍是學生的他就在文壇嶄露頭角，24歲創作、導演的《黑隱士》（The Black Hermit）登上了烏干達國家劇院，26歲出版了東非歷史上黑人創作的第一部小說《孩子，別哭》（Weep Not, Child）。1964年，小有名氣的他回到祖國時，肯尼亞已經是一個獨立的國家。不過，獨立的欣喜是短暫的，失望來得無比迅速。從前門送走的殖民者，又從后門悄悄回來。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文學家，他認為肯尼亞獨立的問題在于沒有實現真正的人民解放，要實現這一點，必須接觸人民、喚醒人民，因此他選擇用本土語言進行戲劇創作，讓觀眾參與其中，使其從資產階級教育體系的被動接受地位中解放出來。38歲時，與他人共同創作《審判基馬蒂》（The Trial of Dedan Kimathi），重構肯尼亞獨立的歷史，在茅茅運動的歷史重述中喚醒肯尼亞人民的力量，尋求未來的出路。這使他成為當權者的眼中釘而鋃鐺入獄，在獄中，他發憤創作了第一部吉庫尤語小說《十字架上的魔鬼》，對獨立后的肯尼亞當權者依附于曾經的殖民者，以獨立政府之名行買辦之實進行了辛辣的諷刺。出獄后，他流亡海外，輾轉歐美。

不過，他的主張與實際行動之間卻存在一些矛盾，引發了不少爭議。他呼吁使用本土語言創作，但是他在美國創辦的吉庫尤語雜志根本接觸不到遠在千里之外的父老鄉親，他仍舊主要使用英語寫作，并陸續將自己的吉庫尤語小說、詩歌翻譯為英文出版。他批評內羅畢大學文學系只研究西方文學，忽視非洲本土文學，并重組了文學系，但卻在流亡后一直在美國擔任比較文學和英語系教授[1]，并未回到祖國。他的大多數小說都塑造了強大的女性形象，并將反殖民的希望寄托在她們身上，但去年卻傳出家暴丑聞。如何理解這些矛盾？今年5月28日恩古吉在美國佐治亞州去世，翻看他生命中的最后一本書——2025年4月由新社（The New Press）出版的文集《語言的去殖民化與其他革命思想》（Decolonizing Language and Other Revolutionary Ideas，后文簡稱為《語言的去殖民化》），或許能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他夾在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困境。

一

讓我們先從恩古吉的第一個矛盾——本土語言VS殖民語言——開始。在這部文集中，恩古吉總結了自己對于語言的基本看法：“在與自然和他人打交道的過程中，人們創造了交流系統。該系統最發達的形式就是有組織的聲音，我們將其稱為語言。”[2]這一觀點來自馬克思、恩格斯。他們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寫道：“語言和意識具有同樣長久的歷史；語言是一種實踐的、既為別人存在因而也為我自身而存在的、現實的意識。”[3]語言是實踐活動的產物，而不是天賦的意識。因此，要理解一門語言，就需要理解使用這門語言的人們的社會生活。由于不同族群的生活方式不同，他們的語言及其所承載的價值觀念也不盡相同。每一門語言都沉淀了這個族群的歷史記憶、美學、道德，是它的身份標志。因此，恩古吉說，語言是“一個民族的記憶銀行”。但是長期的殖民，讓非洲本土的語言逐漸喪失了組織公共生活，傳播、積累知識的能力，反而是殖民者帶來的英語、法語、葡萄牙語成為官方語言，成為知識生產和政治活動的載體。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恩古吉反思1962年在麥克雷雷大學召開的非洲英語作家大會。恩古吉認為，這場在非洲舉辦的第一屆文學泛非主義大會成為帝國勝利的標志：“在這場大會上，人們提出了作為非洲人，無論是作為民族，還是作為大陸，抑或是作為離散群體，我們是誰的問題。每一個參與者都用英語寫作，我們想象力的產品要通過倫敦出版。物理意義上的帝國消失了，但是這場大會的成功卻標志著形而上的帝國的勝利。”[4]

那么，恩古吉就是要用本土語言取代殖民語言嗎？其實并非如此。恩古吉批評英語霸權，是為了呼喚有能力用本土語言創作的非洲知識分子，可以拿起筆來，為自己的母語留下作品。恩古吉的曾經在利茲大學做一場講座，他問在場的聽眾有多少人曾用自己的非洲母語寫過論文、專著，結果沒有人舉手。[5]這就是非洲知識界的真實寫照。他滿懷崇敬地提到了坦桑尼亞的尼雷爾（Nyrere），他雖然也用英語寫作，但并不放棄斯瓦希里語，他用斯瓦西里語翻譯莎士比亞的戲劇，實現了文化的交融；但是獨立后的非洲精英，卻成為了另一種知識分子，他們放棄了本民族的語言，成為英語的俘虜。他說，如果一個人熟練掌握自己的母語，在此基礎上再學習其他語言，那么他就會有更強大的力量（empowerment）；但是如果一個人沒有母語，只是不斷學習外國的語言，那么他就是被奴役的（enslavement）。

就算非洲的知識分子有使用本土語言的覺悟，他們還會面臨更多的問題，甚至有可能挑起本土語言之間的矛盾。由于肯尼亞、烏干達、索馬里、坦桑尼亞等東非國家的國境線都是由殖民者劃定的，破壞了歷史上的巴比托王朝、布干達王國等自然形成的邊界，并引入了復雜的族群政治。[6]肯尼亞最大的民族吉庫尤族占總人口的20%，其他主要民族人口占比也在10%以上，都有自己的語言。這些民族也有自己的政治勢力，比如1962年執政的肯尼亞非洲民族聯盟主要由吉庫尤人和盧奧人構成，而非洲民主聯盟由其他民族構成。[7]殖民者種族分化遺留下族群間的對立和矛盾，這是新成立的非洲國家普遍面臨的眾多困境之一。[8]如何處理這些語言之間的關系呢？有人認為，與其強調本土語言，陷入內部分裂，不如采取西方的語言作為“國語”，建構肯尼亞民族。但是恩古吉并不認同這個觀點，他認為一個民族、一個語言的設想，來自于歐洲近代的民族國家觀念，在20世紀60年代反殖民浪潮中建立的非洲國家不必套用這個模式，應該包容多種語言。他特別提到，各種文化原教旨主義并不能成為反對文化多樣化的原因，它的誕生與全球化背景下不同國家間經濟發展差距的擴大有關，換句話說，不同的語言、文化是可以和平共處的，它們之間產生沖突的根源在于不同民族、族群在全球化的經濟結構中的不同位置。

二

呼吁使用本土語言，說到底是為了本土的知識生產，呼喚具有本土關懷的知識分子，而這一切都要落腳到大學體制的變革上。1968年，時任內羅畢大學英語系代理主任的恩古吉向校董會提出將英語系改組為文學系的建議，并將研究的重點從英語文學轉移到非洲文學。那么，恩古吉如何理解非洲的大學？如何理解知識分子與社會的關系？這本文集收錄的幾篇講話為我們提供了線索。

追根溯源，是英國殖民者將印度的殖民教育體系移植到了東非。1813年，英國決定在印度撥款支持教育，但是在采取何種教育模式上，卻陷入了東方派和西方派的分歧。東方派認為應該資助印度傳統教育，因為資產階級自由民主思想的引入可能引發反英情緒，正如美國獨立戰爭那樣。但是西方派的代表、總督立法會議（Supreme Council of India）成員馬考萊（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主張用英語取代梵語和波斯語。他認為，殖民統治的目標不在于使印度和西方教育相隔絕，而在于“在英國人和被他們統治的億萬印度人中間造就一個中間階層，這些人從血統和膚色說是印度人，但其趣味、觀點和智能是英國式的。”[9]最后的結果是西方派獲勝。1925年，英國在非洲的殖民地教育建議委員會（Advisory Committee on Education in the Colonies）成立，推行印度的教育政策。值得注意的是，《語言的去殖民化》對這段歷史的敘述具有全球史的視野，恩古吉不斷地提到英國最早的殖民地愛爾蘭，提到毛利人、印第安人喪失自己語言和教育體系的命運，在亞非拉的彼此呼應中講述非洲。恩古吉指出，在官方體制之外，非洲人自己對大學制度的探索可以追溯到19世紀60-70年代。來自塞拉利昂的比爾·霍頓（Beale Horton）和來自利比里亞的愛德華·布萊登（Edward Blyden）對非洲大學提出了兩種不同的設想。霍頓主張純粹的西方教育，排除非洲的語言、歷史、文化，將非洲的現代性建立在西方文明之上。但是布萊登則認為，應該在保留西方的內容之外，使用非洲本土語言，教授非洲本土知識。顯然，布萊登的觀點無法被當時的殖民者接納，1948年建立的伊巴丹大學、黃金海岸大學學院（后來的加納大學）、麥克雷雷大學都采用霍頓的主張，以英語為授課語言。

非洲民族獨立浪潮中，非洲的大學與整個非洲的情勢一樣，有過一個尋找自主發展的機會。以麥克雷雷大學為例，1959年恩古吉入學的時候，這所大學還是一所隸屬于倫敦大學的附屬機構，但是當1964年恩古吉畢業的時候，麥克雷雷不僅成為一所獨立的大學，而且還與肯尼亞、坦桑尼亞的大學組成了東非大學。雖然1970年這所東非大學還是解散了，但恩古吉認為這是東非歷史上最偉大的時刻——是“人們敢于想象”的巨變時刻。恩古吉認為，麥克雷雷大學培育了非洲人應當聯合起來的泛非主義精神，在學生會的選舉中培育了民主精神，這些精神都有助于非洲走出西方的附庸地位。但是，非洲大學后來并沒有延續這一發展方向。后殖民的狀況中斷了這個夢想。1968年，恩古吉參與學生抗議，反對內羅畢大學禁止Oginga Odinga（肯尼亞人民聯盟的領導者）在校內演講的決定，因而辭職。恩古吉將《審判德丹·基馬蒂》1976年版的序言視為他之后所有創作的“宣言”。在這篇序言中，他強調重新講述肯尼亞現代歷史的重要性，要在茅茅運動中尋找肯尼亞現代歷史的起源，而不是側重于某些政治人物個人。這與肯雅塔政權的“遺忘與原諒”截然不同。在這篇序言中，恩古吉強調，“肯尼亞文學，乃至所有非洲文學及其作家，都在審判席上。我們不能騎墻。我們要不是站在人民這一邊，要不是站在帝國主義那一邊。非洲文學和非洲作家不是與人民一起戰斗，就是當帝國主義和人民的階級敵人的走狗。我們相信，好的戲劇總是站在人民這一邊的，不掩飾錯誤與脆弱，給人民以勇氣和決心，為了徹底的解放而斗爭。”[10]正是在這樣的理想下，恩古吉創作了一系列吉庫尤語戲劇，《我想結婚的時候結婚》引發了巨大的反響，但他也因此被捕入獄。

1978年，出獄后的恩古吉流亡海外，這將他放入了一個悖論性的位置，他在帝國主義的中心——美國——生產反殖民的文化與知識，他呼吁與人民的結合，但是他的人民與他遠隔太平洋與大西洋。這個悖論性位置的根源在于非洲的批判知識分子、馬克思主義者與后殖民國家機器之間的矛盾，也考驗著恩古吉處理現實政治時“有經有權”的智慧。在這本文集中，恩古吉為肯尼亞詩人阿卜杜拉提夫·阿卜杜拉（Abdilatif Abdalla）創作了一篇紀念文章。兩人可謂是心有戚戚焉。阿卜杜拉在1969年寫過一個小冊子《肯尼亞：我們正走向哪里？》（Kenya: Twendapi），他警醒讀者，肯尼亞正面臨民主的消亡和獨裁的興起。1969年到1972年，阿卜杜拉被投入監獄，并在獄中寫作了《痛苦的聲音》（Sauti ya Dhiki）。巧合的是，五年后，恩古吉也被關進了同一所監獄，并在同樣的氛圍中創作了《十字架上的魔鬼》。因此，恩古吉說，阿卜杜拉是“后殖民監獄文學”（postcolonial prison literature）的引領者。在海外流亡期間，恩古吉與阿卜杜拉都是釋放肯尼亞政治犯倫敦委員會（London Committee for the Release of Political Prisoners in Kenya）的委員，他們致力于揭露莫伊（Moi）政權侵犯人權的行為，并要求釋放被關押的政治犯。值得注意的是，這里的“人權”有特殊的內涵，指的不是西方的“人權”，這種人權往往成為帝國主義的幫兇，成為干涉他國內政的借口；而是另外一種人權，這種人權賦予人民斗爭以合法性，并且動員人民參與斗爭。[11]

恩古吉與阿卜杜拉都與統治者劃清了界限，分別寄居在美國和德國的大學當中。不過馬克思主義認為人民是歷史變革的力量，與肯雅塔政府、莫伊政府的糟糕關系，導致恩古吉一直流亡海外，使其遠離了最為重要的革命主體，如同砍斷了樹木的根系，隔絕了賴以呼吸的空氣，這與流亡荷蘭的菲律賓共產黨情況相似，這或許是革命低潮期馬克思主義者都要面臨的問題。這種與本國群眾的疏離，以及左翼正確但卻固化的表達方式，一定程度上構成了恩古吉的局限性，古爾納曾經批評恩古吉重復性地、簡單地宣傳抵抗[12]，這樣的表達策略或許難以回應當下青年人的困境與訴求。

三

讓我們再來看看恩古吉的第三個矛盾——他對于女性主義的認同與家暴丑聞之間的矛盾。在文學創作中，恩古吉擅長使用吉庫尤的文化資源來強調女性的價值，這體現在他對“夢碧”（Mumbi）這個人物形象的頻繁使用上。夢碧是吉庫尤神話中的女神，生了九個女兒，成為吉庫尤九個族群的來源。在《一粒麥種》中，恩古吉沿用了這個名字，主角之一夢碧忍辱負重，忍受了英國人漫長的圈禁，忍受了丈夫基孔由的冷暴力，雖然毅然離婚，但卻選擇照顧臥病在床的丈夫。最后，基孔由理解了夢碧，放下了自己的狹隘，想要為夢碧雕刻一把椅子，這把椅子不用釘子，而是完全按照非洲傳統的方式制作，三條腿分別是雕刻成男人、女人和小孩兒的形象。整部小說的最后一句話是基孔由對于這把椅子形象的新構想——“我要重新想一下那個女人的形象，我會把女人刻得高大些，要刻一個戴著孩子的女人。”[13]這象征著恩古吉對獨立后的肯尼亞的設想——婦女要高大，要撐起新社會。《十字架上的魔鬼》則是一個關于后殖民的寓言故事，在結尾，女主角瓦麗恩尕用工人運動領袖給她的手槍，殺死了曾在童年誘奸自己的買辦，走向了革命的道路：“瓦麗恩尕一把辛酸淚，激憤地一直往前走，沒回頭……她心里明白，命途多舛，前路更加艱辛……”[14]恩古吉經常用這種開放性的結尾表達自己對婦女在反新舊殖民主義斗爭中發揮更大作用的期待。

但是家暴丑聞的出現，讓人們懷疑，“恩古吉似乎希望婦女能夠擺脫殖民主義和殖民后的壓迫，但仍然受制于基庫尤（Kikuyu）文化的約束。”[15]因為強調本土語言，恩古吉經常被視為“本土主義者”，因此人們推論，恩古吉在性別問題上也是如此，用本土的性別規范反抗殖民主義。但是在這部文集中，恩古吉提到了自己與尼日利亞女性主義者、文學學者莫拉拉·奧貢迪普（Morala Ogundipe）的友誼，在他對莫拉拉的評述中，我們可以看到恩古吉在性別上并不是無批判地肯定本土傳統，他認為非洲傳統制度是壓迫婦女的一座大山。莫拉拉不認同英美第二波女性主義中的激進女權主義流派。她認為，不能將女性主義簡單地理解為所有女性反對所有男性的戰爭，因為壓迫非洲婦女的首要因素不是非洲的男性，而是帝國主義，因此在反對帝國主義的斗爭中，非洲的男性是重要的同盟軍，而帝國的女性也在壓迫非洲的女性，因此所謂的“姐妹情誼”（sisterhood）不能不考慮種族、階級的分化。不過，這種非洲男性和女性之間的同盟也不是沒有斗爭的，如果男性反對婦女解放，貶低婦女，那么非洲的男性也是敵人。對于中國讀者來說，更親切的是，莫拉拉還借用毛澤東“四座大山”，提出了壓迫非洲婦女的“六座大山”——來自外部的新舊殖民主義、非洲本土的傳統制度、非洲婦女自身因為貧窮缺乏教育造成無知落后、男人、種族以及最重要的就是她自己內心中自我貶低的厭女情結。[16]在《語言的去殖民化》中恩古吉特別強調，他在教授文學課程的時候，會讓學生們參考莫拉拉的這篇文章，從“六座大山”的視角來閱讀烏斯曼·塞姆班、阿契貝等非洲男性作家的小說。

恩古吉是否家暴，目前只有Mukuma的證詞，恩古吉本人并未出面回應。恩古吉去世后，曾經指控恩古吉家暴的Mukuma也第一時間在X上懷念自己的父親。雖然有人質疑Mukuma，但是我們并沒有更多的證據來證明事情的真相。如果暫時不糾結事情的真相，這場輿論風波也引出一個問題——在反對帝國主義的過程中，如何處理本土的性別關系。是固守傳統，反抗西方，還是同時自我反省？法農曾經講述過法國殖民者在阿爾及利亞禁止戴頭巾的做法，希望通過“解放婦女”的方式來使自己的殖民統治合法化。這種虛假的解放并沒有得到阿爾及利亞婦女的認可，相反她們寧愿戴著黑色的頭巾，為抵抗部隊運送槍支彈藥。[17]可見，不能孤立地看待性別解放，它必須被放在民族解放、階級解放框架中思考。關于恩古吉家暴的輿論風波，有助于我們反思本土化的限度，恩古吉強調的語言、知識的本土化并不等于本土主義，不等于肯定本土傳統的一切內容，否則就會陷入用本土主義反抗殖民主義的陷阱當中。

四

恩古吉面臨的這三個矛盾，并不是他個人所特有的，如果縱覽世界各地，尤其是第三世界的馬克思主義運動，我們會聽到許多回響。恩古吉呼吁使用本土語言進行文藝創作，讓人聯想到上世紀30年代左聯在上海發起的“文藝大眾化”運動。當時瞿秋白首先考慮的就是語言的大眾化。他主張廢除漢字，通過漢字拉丁化的方式，來實現言文一致，讓群眾能夠閱讀文學作品。恩古吉的思路與當時的“大眾化”運動是相似的，讓文學作品能夠沒有門檻地接觸人民群眾，但是他們都面臨現實的各類局限，難以實現最初的理想。恩古吉作為一個有馬克思主義立場的知識分子，他的創作、實踐都是在批判帝國主義，但是他最終卻不得不寄居在帝國中心的學術機構當中。他想要突破知識分子與群眾之間的隔膜，但是他難以處理好抵抗與生存之間的平衡，最終背井離鄉，離開自己真正掛懷的土地。或許在革命的低潮期，單純地揭露無助于觀點的流通與現實的改變。走大路還是走小路，是一個考驗實踐者智慧的普遍命題。最后是一個常常出現的問題，左翼運動中經常會出現革命者漠視婦女問題的現象。有時會以階級解放為由擱置性別解放，抑或將性別解放簡單等同于階級解放。正如丁玲的《三八節有感》提出了真問題，但卻因為抗戰背景，而不得不暫時擱置一樣。如何在反抗殖民統治、反抗階級壓迫的過程中，同時改造內部不平等的性別關系？這個問題，不可等閑視之。

恩古吉離開了。要理解那些體現在他精彩創作和傳奇人生中的諸多矛盾，借助他的最后一本書，我們尋得了一些蛛絲馬跡。但真正的答案，依然等待著后來的馬克思主義者們，用自己的實踐慢慢回答……

注釋：

[1]根據恩古吉在加州大學爾灣分校的主頁，顯示他是比較文學和英語系的教職工：https://faculty.uci.edu/profile/?facultyId=4914。

[2]Ngugi wa Thiong’o,‘The Magic Fountain’, in Decolonizing Language and Other Revolutionary Ideas, New York: New Press, 2024.

[3]《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3頁。

[4]Ngugi wa Thiong’o,‘Makerere Dreams’, inDecolonizing Language and Other Revolutionary Ideas, New York: New Press, 2024.

[5]Ngugi wa Thiong’o,‘Between Enslavement and Empowerment’, in Decolonizing Language and Other Revolutionary Ideas, New York: New Press, 2024.

[6]沃爾特·羅德尼：《歐洲如何使非洲欠發達》，李安山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第229頁。

[7]張凱：《肯尼亞》，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3年，第54頁。

[8]恩古吉·瓦·提安哥《織夢人：自傳三部曲之三》，徐嗇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年，第159-160頁

[9]林承節：《簡明印度通史》（中卷殖民統治時期），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3年，第56頁。

[10]Ngugi wa Thiong’o and Micere Githae Mugo,‘Preface’, in The Trial of Dedan Kimathi, Nairobi: Heinemann, 1976.

[11]Issa G. Schivji:The Concept of Human Rights in Africa, London: CODESRIS Book Series, 1989, p.vii.

[12]Abdulrazak Gurnah,“Matigari: A Tract of Resistance”,Research in AfricanLiteratures,Vol.22, No.4, 1991, pp.169-172.

[13]恩古吉：《一粒麥種》，朱慶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2年，第263頁。

[14]恩古吉：《十字架上的魔鬼》，蔡臨祥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年，第107頁。

[15]季寺、楊小舟：《澎湃思想周報｜非洲作家恩古吉家暴爭議；氣候辭職整頓歐美職場？》，《澎湃思想市場》2024年4月8日，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6939563。

[16]Morala Ogundipe,Re-Creating Ourselves: African Women & Critical Transformations, Trenton: African World Press., 1994, pp.28-36.

[17]Frantz Fanon,A Dying Colonialism,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5, pp.35-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