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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在為周慧散文集《認識我的人慢慢忘了我》寫“編后記”時，詩人黃燦然提到：“俄國小說家，從陀思妥耶夫斯基到高爾基，他們的厲害之處是，在他們筆下，哪怕是一個看門人或流浪漢，也會凝望星空大段大段沉思人生的意義。而眾多中國小說家則往往不會給他們筆下的小人物這種機會。他們似乎覺得，他們的小人物不配思考人生，而是應該勞累、卑微，為了生存而流盡最后一滴血汗。”[1]在中國當代文壇，劉震云是擅長寫“小人物”的作家，且已成就了一個廣為人知的“小人物”形象系列，那么，他所寫“小人物”的情況如何呢？他們會“凝望星空”和“沉思人生”嗎？

《一地雞毛》里，久經生活磋磨的小林最終學會了動用手中微末權力，開始借助人際關系謀取私利，他還由此“得到一個啟示”：“看來改變生活也不是沒有可能，只要加入其中就行了。”[2]問題是，一個不再具有強烈屈辱感，不再時常犯傻和感到悲傷的小林，乃至一個面對種種社會不公卻覺得自己“沒有什么不滿足”的小林，也恰恰是一個被現實世界遮蔽了思想的小林。因此，當年的劉震云既從文學形象上把小林這個人物寫活了，也從靈魂上把小林這個人寫“死”了。到長篇小說《我叫劉躍進》中，雖然主人公劉躍進可歸入抗爭者而非倒伏者的形象譜系，但其大部分的掙扎和搏斗，都被限定在生存行為之內，而鮮少有超出生存本能的自由意志顯現。這一情形，到更后面的《吃瓜時代的兒女們》中的牛小麗那里，亦是如此。也就是說，在劉躍進和牛小麗身上，讀者們很難看到多少屬于小人物自己的思想光芒。

相反，在《一句頂一萬句》《我不是潘金蓮》和《一日三秋》等作品中，無論是對于楊百順、牛愛國，還是對于李雪蓮及陳明亮等人——尤其是對于楊、牛、陳三位，劉震云都以一種在別處少見的方式，傾盡全力去諦聽他們的心事和心思，從而前所未有地寫出了這些小人物內心深處的細膩、精微和廣闊，也前所未有地釋放出閃爍在這些小人物身上的思想之光。可以說，“小林”那顆曾經被砍掉的“思想頭顱”，在這些作品中又重新長了出來。

一

無聲的洪流或楊百順們的心思

《一句頂一萬句》中，離家出走的楊百順一開始就想謀個營生，好讓自己安頓下來，結果兜兜轉轉，殺豬，給染坊挑水，在竹業社破竹子，沿街給眾人挑水，去縣政府種菜，跟吳香香成親賣饅頭，活計換了好多種，連名姓都改了幾遍——從楊百順改成楊摩西，又從楊摩西改成吳摩西，最終仍落得個無親無故、無依無靠，還把之前叫過的名姓都丟了，滿腹的心事無處訴說。起初，他并沒料到，自己的心事竟會連上神父老詹以及老詹所信奉的神。對于老詹念叨的信仰問題——“你是誰，從哪兒來，到哪兒去”，殺豬匠老曾的回答是：“我是一殺豬的，從曾家莊來，到各村去殺豬。”[3]但楊百順連如此這般的回答也給不起。同時，楊百順也沒料到，自己的心事后來還會連上延津縣長、河南省長和國務總理，乃至連上更大的世界。

本來能在縣政府種菜，又因此入贅吳香香的饅頭鋪，楊百順的日子可以過得像個日子了。但民國政治權力體系之混亂，加上社會倫理、規則之幽暗，縣長一由老史換成老竇，楊百順種菜的飯碗立刻被踢飛。此后天天跟著吳香香揉饅頭、蒸饅頭、賣饅頭，然而夫妻二人又都覺得對方不親，許多事情上合不到一塊兒。久而久之，楊百順覺得這日子過得“太實了”。年底時，延津社火會會首老馮約他元宵節再扮閻羅舞社火，楊百順（即吳摩西）就有些心動：

一提社火，吳摩西心里真癢癢起來。心里癢癢不光圖個玩，而是比起瑣碎的日子，舞社火有些“虛”。所謂“虛”，是一句延津話，就像“噴空”一樣，舞起社火，扮起別人，能讓人脫離眼前的生活。當年吳摩西喜歡羅長禮喊喪，就是因為喊喪也有些“虛”。如今天天揉饅頭蒸饅頭賣饅頭，日子是太實了。正是因為太實了，所以想“虛”一下。

上面這段話至少含有兩層意思：一是楊百順長期被堵在現實生存和生活之內，心存苦惱、煩悶、憋屈；二是楊百順其心未死，想往外掙一掙，沖一沖，以得些身心解脫與暢快滋味。在整部小說中，此可謂楊百順這個普通人之精神形象的一次非同尋常的顯現，它特別傳遞出不斷選擇出走或逃離的楊百順身上的某種“反思性”。

楊百順心中所念之“虛”，其實正是羅長禮喊喪、楊百利噴空、老馮等人玩社火、老魯走戲、縣長老史與蘇小寶手談、老汪讀書誦詩、老詹信奉上帝等互通、共造之處，它指向人類在精神上的游走和超越。明證之一，便是楊百順上回扮閻羅舞社火，舞到妙處，足以忘形、忘我。也就是說，楊百順心里藏的這個“虛”，實際連通著人對眼前生活之單調、固化的反動，連通著人對有限和束縛的掙脫，乃至人對無限的復歸，也連通著自我與他者、主體與客體的合一，甚至連通著莊子所說的“萬化”之境。

可麻煩之處在于，吳香香雖跟楊百順成了親，心里卻從沒把他當親人。因而當楊百順剛提起“元宵節玩社火的事”，她“想也沒想，一口就回絕了”。由于楊百順是“嫁”給吳香香的，在她跟前做不得主，也只能認了。如此一來，他也就再次將自己“喜‘虛’不喜實”的心性和“喜歡熱鬧的本性”埋進了眼前生活的灰塵里。普通人日常的委屈和憋悶之一，便是其許多念想無從現實化。何況楊百順又跟老汪、老詹一樣，也屬于內心頗為細膩敏感、想得多念得深的人，故其所感委屈和憋悶，往往又比別人更甚。

后來，老詹死了，楊百順作為徒弟，在師父睡過的草鋪亂草里，找到“一卷紙頭”，竟然是“老詹新畫的一幅教堂圖紙”。原來老詹生前，曾一筆一畫、工工整整地畫出了自己心中理想的教堂，并將之時時放在枕邊。小說里寫：

這時吳摩西才知道，老詹雖然住在破廟里，心里還想著教堂；而且不是被幾任縣長占著的教堂，是一座更大的教堂。初看是一幅圖紙，再看，圖紙上的一切似都活了：教堂的七十二扇窗戶，一扇扇被推開；塔頂上那座大鐘，“哐當”“哐當”，發出震耳欲聾的轟鳴聲。隨著教堂窗戶被打開，吳摩西的心里，似也開了一扇窗。過去跟老詹學徒時，老詹夜里給吳摩西布道，吳摩西一句也沒聽進去；現在看到這幅教堂的圖紙，吳摩西覺得老詹是世上最好的神父。雖然他一輩子在延津只發展了八個信徒，但信徒不在多，而在信；雖然這八個也未必信，但起碼有一個是信的，那就是老詹。老詹傳教雖沒傳給別人，但傳給了他自己。老詹在時，吳摩西并不信主；現在老詹死了，吳摩西也不想信主，但老詹這個人，讓他信了。吳摩西心里那道亮，并不來自主，而來自老詹。

長期以來，無論是在人與人的關系[4]中，還是在人與事、人與物乃至人與神的關系中，楊百順皆找不到一個安身立命之所，因而也無法從這重重的他我關系中確立自身。也因此，作為一個長時間漂泊不定、無可信靠的人，在種種不確定性中尋找確定性，構成了楊百順自覺或不自覺的巨大精神需要。且就楊百順個人的心性而言，其所找尋的確定性又與善良、友愛相連接，而善良和友愛則是楊百順所在的人群和世界十分稀缺的事物，尤其是當善良和友愛后面再連上信仰之時。因此，老詹是個極大的例外。那一卷畫有教堂模樣的“紙頭”，如同老詹的墓志銘。而逝去，則對老詹的生前身后施以必要的“虛”化，沒有了真實的肉身形象和日常行為框限，老詹其人留給楊百順的感動空間和念想空間得到前所未有地解放。

之前，在楊百順的印象中，他所交往過的成年人里面，還就老詹“算個忠厚人”，“雖然不會傳教，但也從來不害人”。而今，在已然離世的老詹這里，一個人的言、行、信從形象上最終抵達其真正的統一性，也成就了某種在人群中稀缺的個體確定性和可靠性。并且，這統一、確定和可靠，又因信仰維度的超越性，而能越出此時、此地、此身的限制，與楊百順前面所念想過的生命之“虛”的境地相通。于是，那在圖紙上“似都活了”的“一切”，便成為連接兩顆孤獨心靈的隱秘媒介，也讓一道來自老詹的具有洞透性和超越性的“亮”淌入楊百順心間。

“為了自個兒心里開的那扇窗”，或者說為了讓這來自老詹的確定性和可靠性得以延續和流淌，以更加深遠地淌到自己身上來，接下來的日子里，楊百順每天都比往常起得更早，他要趕在揉面蒸饅頭之前，按照老詹的圖紙，用竹篾扎起一座教堂來。對楊百順的上述心思與行動，張旭東解讀說，這本質上是“主人公借助他人行為與形象而完成的自我啟示和自我認同（‘那道亮’）”,是主人公“在具體而質密的社會關系、人際關系、倫理觀念和情感糾葛網絡里確認自身的獨立人格與自由意志的斗爭”，它帶有“自我發現、自我意識和自我肯定的光芒”。[5]

當然，這些皆屬于楊百順對人生世事及其情理的日常琢磨和領悟，其中有他自覺意識到的，也有他無意識中的內容，甚至包括他在夢里的所思所念。這些心思和內心活動，并非某種理論化的思想，更不曾被展現為黑格爾所說的“具體概念的語言”[6]。盡管如此，劉震云已然將楊百順寫成了一個“愛思想”的普通人，而非成年閏土或祥林嫂式的人物。

在文本世界，敘事者將人物往生活的走投無路上推，其實也是將他往人心的極深處和生命的根底處推。最終，當楊百順對所有“過去待過的地方，去過的地方”全都傷了心，“同時對尋找巧玲也死了心”時，便決定離開傷心之地。這時，他想起“師傅老詹生前講經時說過的一段話”——“亞伯拉罕離開了本地和親族，往神指引的地方去。”楊百順更想到自己與亞伯拉罕的不同，自己是“離開本地和親族，離開傷心之地，卻無處可去，也無人指引”。再一次，他感到自己“有家難回，有國難投”。

如此一來，楊百順就不僅思及了自己與信仰的關系，也思及了自己身在民國，被民國深深纏繞的現實，思及了整個民國及其世道人心同他個人之間的關系。只可惜，這些思想皆堵在楊百順心底，未曾有機會倒出來。

二

翻越“害怕”及命運的歷史性重復

楊百順所感受到的“無處可去”，其實質，乃許許多多良善而弱小者的無處可去，而各種強者和“狠毒”之人則大不然。小說中，無論是楊百順，還是老詹，包括老汪，他們也常常懷有對眾人及現實的“痛恨”。但這“痛恨”也只能藏于心底，無從宣泄。在后來漫長的歲月中，楊百順并未找到真正屬于自己的心靈歸所，盡管他在異鄉重新組建了家庭，也有自己的后人。但他心里始終懷著“痛恨”，為此，他將“不殺人，我就放火”的“狠話”同老詹所書“惡魔的私語”幾個字并排寫在一起，作為其靜默一生的精神遺照。這“痛恨”和“狠話”，恰恰揭發了楊百順們難以釋懷的心靈之苦。而這苦，則是他們想做良善、喜虛、有情、有某種恒定性和超越性之人而不得，同時又念念不忘的精神征候，也是其心不死的明證。因為一個人的心要是死了，其精神上的苦痛自然會淡漠許多。

換句話說，在總體性的社會關系構造與流變中，正是因為始終懷揣對生命之“虛”的念想，又認領了某種恒定性和超越性劃出的精神之“亮”，以及抱著無以解決的“痛恨”，楊百順們才這么受苦。這是普通人開始真切理會到“我是誰”之后的苦，或者說，是普通人擁有了他的靈魂之后的苦。

現實生活中，楊百順終究是“敗”了，但雖敗猶榮。作為一種普通人的精神形象，他已奔向乃至抵達了其微觀歷史中應有的深度與強度。只有點亮生命中必不可少的思想之光，真實地擁抱自己的靈魂，普通人才能自己創造自己，進而去創造歷史。倘若缺少這樣的思想和靈魂，普通人即便一時得救，也很難真正得救，因為這得救往往是被給予的。而被給予的，隨時會被剝奪。

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七十年后“回延津”的牛愛國與當年“出延津”的楊百順在冥冥間的精神交會才更有書寫價值。在楊百順、曹青娥（巧玲）和牛愛國這三代人身上，普通人苦惱、孤獨的命運多有重復，從根本上看，作為其中的第二代人，曹青娥并未在自己身上克服這歷史性的重復。甚至與楊百順相比，曹青娥連出走（“跑”）這一微觀革命都未完成。因此，“不殺人，我就放火”式的“狠話”，在曹青娥那里也是終生沒得脫解，并且，她心里憋著的狠話其實是更重了：“除了殺人，我還想放火。”作為第三代人，牛愛國形象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他不僅嘗試從自己之前的生活世界出走，而且最終將否定性的出走轉化為肯定性的相遇和尋找——對某一至關重要之愛欲對象（章楚紅）的尋找。就牛愛國個人生活和歷史的重新開辟而言，這一尋找可謂具有根本性的托舉作用，也唯有通過它，方能“打開牛愛國心頭那把鎖”。而從楊、曹、牛三代人的歷史斷續和命運重復程度來看，在楊百順和曹青娥那里現出扭曲、顛倒的普通人日常生態構造，終于要在牛愛國這里被重新扭轉過來。

在《一句頂一萬句》的末尾，牛愛國最終從思想和行動上翻越了種種“害怕”——“害怕出人命，害怕自己帶不了章楚紅”，讓自己的出走——帶著普通人的苦悶和憤恨的——匯入對情與愛的尋找，從而讓自己的微觀行動既具有破壞性，又具有建設性，進而“真正開始了自我指引的、合目的的人生”[7]。我們可以料想，在不曾被寫下的未來，如果牛愛國能由此開辟出個人生活史的新篇章，那他就可以將自己不斷被奪走的面目奪回來，并且再不會像楊百順那般在后人的夢中失去其真實面目或頭顱。

比起牛愛國，《一日三秋》里的陳明亮可謂又進一步。除了苦惱、出走和尋找，作為普通人，陳明亮還對世事、人性、生命的來處與去處、意義之虛實有無等等，皆有自己的獨特思考和領悟。這就使得他從思想認知和觀念上，又多了幾分守護人間良善與美好的能力。在日常生活世界，明亮常能做明理之人，行明理之事，且盡量讓情理相合——情依于理，理不遠于情。這已然是一個普通人對“無情”世界的悄然撬動，就此而言，明亮當屬于劉震云所寄望的那種“有見識”[8]的中國人。例如，在《一句頂一萬句》中，牛愛國對章楚紅的尋找才剛剛開始，整部小說卻結束了，而《一日三秋》在故事講述上的一大推進在于，它讓讀者們看到，當“尋找”成功之后，有情有理的守護就變得極為重要，如果沒有它，“丟失”很有可能會再次降臨。

小說中，當妻子馬小萌在北京做過妓女的事傳遍延津縣時，陳明亮被投入一個十分兇險的考驗之內：對于他和馬小萌“成”的這份“親”，該守護還是放棄，成為問題。所幸從事情的開頭起，明亮就沒有過分沉溺于自己的苦惱與不滿，正是他及時趕回家里，救回了意圖上吊自棄的馬小萌。如此一來，明亮就讓自己避免了重蹈父親陳長杰曾經走過的幽暗道路——任由明亮的母親櫻桃上吊尋死。不過，這里面仍有一個幽深的結需要解開：明亮該如何面對小萌的過去？只有解開這個心結，明亮和小萌才可能繼續在一起“真正地”生活。在離開延津前往西安的火車上，小萌直截了當地提出了這一問題。小萌在北京做妓女時假名瑪麗，明亮回答說：“我娶的是馬小萌，又不是瑪麗。”實際上，這并非真正的開解，真正的開解源自明亮心里對小萌的一種至深至厚的“感覺”——“馬小萌犯了這么大的錯，明亮從心里，并沒有對她產生厭惡，感覺仍是一個犯錯的親人。”[9]這份“感覺”，連通著明亮不一般的直觀能力和智慧，傳遞出一個普通人心性中不普通之處。一個人能不被世俗觀念和感覺淹沒，“哲學地”守護自己生命中珍貴的事物，其意義，絕不亞于之前的苦苦找尋。在這方面，陳長杰和櫻桃做得不好，李延生和胡小鳳也做得不好，他們周圍許許多多的人都做得不好。[10]

從《一句頂一萬句》到《一日三秋》，從楊百順到牛愛國再到陳明亮，劉震云讓其筆下的一些普通人各自擁有了屬于他們的思想之光，這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實是一份不多見的貢獻。對此，孫郁有一個頗為懇切的評價：“劉震云要消解的，也恰是書卷里酸腐的遺痕。他的敘述口吻，有時候是戲仿的，有時候是故意搞怪的游戲。以不正經的筆墨，去寫人間最被看重的意義性的存在。這造成一種張力，他在民間的思維與冷暖中，看到生活本來的樣子，又在其間體味世道人心里最為核心的東西。所以，我們說是國民心理的一種記錄也罷，象征的隱喻也罷，根底是中土歷史的縮影，寫的是一種人間的大眾哲學。”[11]

三

小人物的精神形象再造法

九歌出版社曾出版過一部劉震云小說集，名為《那些微小又巨大的人》[12]。雖然該書所收入的是 《一地雞毛》《單位》等作品，但“那些微小又巨大的人”這一命名，卻也十分準確地點出了劉震云越來越自覺的一種寫作方法：不把小人物寫小，寫薄，而是往大處、厚處和精微處寫。若與小林及其諸多同事比較起來，其實楊百順、牛愛國、李雪蓮和陳明亮等人更契合“微小又巨大的人”這個稱謂。

在評價福樓拜的敘事方式時，埃里希·奧爾巴赫曾言：“嚴肅地處理日常生活的現實，一方面讓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廣大民眾凸顯為表現生存問題的書寫對象，另一方面將任意一個普通的人和事置于時代總體進程這一歷史發展的大背景下，這就是我們認為的當代現實主義基礎。”[13]盡管在寫作風格上，劉震云與福樓拜不盡相同，但在呈現楊百順等人的“生存問題”和大苦惱方面，劉震云無疑也動用了相近的創作方法。如前文所述，楊百順等人的苦惱絕非只是某個小人物獨有的苦惱，這苦惱同時也是現當代歷史、現實語境中，許許多多普通中國人共有的苦惱。也就是說，這苦惱既是個人的，具體而微的，也是牽涉甚廣的，結構性的，與許多人相通的。從表面上看，劉震云并沒有直接去寫各個時代具體的政治、經濟狀況以及社會總體進程，然而在《一句頂一萬句》上半部中，延津縣城三教九流的普通人，加之神父老詹，縣長小韓、老史和老竇，省長老費，乃至國務總理呼延等人直接或間接的在場，已然將民國時的政治、經濟、倫理、社會風氣和信仰維度帶了進來，并將楊百順等人的個體生命故事裹入其內。待到小說下半部，牛愛國甫一出場，時間已是七十年之后。這個文本結構上的設定意味著，除了中國現當代社會的種種歷史變遷，時間本身的流淌及其長度，也將召喚出一種特別的深廣意識。“中原大地，七十年時光。一個女人，兩個男人。命中注定的前世今生和命運輪回的前因后果，這是一個巨大的命運鏈條，此一巨鏈中，有眾多的人名和無數的地名，出延津和回延津，尋找的路線和獲救的路徑，延津—沁源，河南—陜西—河北。中原—中國—人類。時間盡頭、黑暗深處、無限視角，這是意象暗示，也是意象結構暗示。”[14]作為話劇《一句頂一萬句》的導演，牟森的這一理解和闡釋可謂知心之語。事實上，也只有將楊百順、曹青娥和牛愛國三代人的命運如此這般地“結構”起來看時，牛愛國最后對“害怕”的翻越和他對章楚紅的奮力尋找，在敘事層面才能顯現出深廣的歷史感和平民故事的史詩性。

到《一日三秋》，除了時間、歷史、現實以及各種人群，作品中還出現了不少神秘、幽冥性的存在，比如三千多年來一直在延津人夢里討笑話的花二娘，威懾著天下鬼魂的閻羅王，還有那個附在花二娘身上三千多年的可怕且有病的大人物。又比如能穿越古今的櫻桃的魂魄，算卦靈驗的老董，會巫術的馬道婆，義犬“孫二貨”等等。再加上種種笑話、戲、夢、無意識、真假、虛實、有無，所有這些合起來，構成了陳明亮置身其間的世界總體。那么，作為一個普通人，明亮又當如何直接或間接地面對這一切？是回避，木然，或者躲在別人后面永遠跟隨別人？還是自己不畏艱苦地去思考世界，解釋世界，以求創造自己，乃至一點一滴地改變世界？

早在二百多年前，康德就指出：“啟蒙就是人從他自己造成的不成熟狀態中掙脫出來。所謂不成熟狀態就是指如果沒有別人的指引，他就不能應用他自己的悟性。這種不成熟狀態，如果不是由于缺乏悟性，而是由于沒有別人的指引就缺少決心和勇氣去應用他自己的悟性，那就是自己造成的。因此，啟蒙的箴言就是：敢于明智！”[15]這就意味著，成年后的普通人只有勇于步入自我啟蒙的“奧德修斯之旅”，才有可能在其精神形象上抵達真正的“成熟”和自我實現之境。普通人不該躲在他人后面，自己不去思考世界。與之相反，越是置身于時間、空間、歷史、現實乃至神秘之維的纏繞、裹挾，普通人越是需要鼓蕩自己的“決心和勇氣”去思想，去領悟。如此，他才不會被各種他者架著走或綁著走，進而才有可能擁有安定自己身心和真正獲救的精神條件。

如此說來，《一日三秋》中陳明亮這個人物形象確乎是“明亮”的，因為他多數時候都能擁有“決心和勇氣”去應用“自己的悟性”，進而開啟一些涉及人生之根本的對話和思考。除了懂得與現實中人以及自我對話，明亮還肯于并敢于同諸多神秘事物對話。因為肯于同親人的亡魂、有靈性的植物和動物們對話，明亮才有機會在夢中與大棗樹、奶奶、爺爺、老董、奶奶故事里的黃皮子和犟牛、流浪狗孫二貨、中年猴子相會。“眾生”聽著動物們的“噴空”，“時而哈哈大笑，時而熱淚盈眶”[16],從心神上贈予明亮一番人間難得的美好自在景象。又如，因為敢于同花二娘對話，明亮才能領悟到附在花二娘身上的那人患的是什么病。而此人的病，又同千百年來眾多人的命運連在一起，是造成世間諸多苦惱和害怕的一大根源。盡管明亮在領悟到些什么時，也不禁“嚇出一身冷汗”[17],但有這“害怕”仍比壓根連“害怕”都沒有機會強。因為一個人只有徹底弄清楚自己怕的是什么，他才會獲得真正超越與克服其內心恐懼的可能。

在《一日三秋》中，劉震云塑造明亮這一普通人形象的重要手法之一，便是讓他有“學問”。此言乍聽起來，也許會顯得有些古怪。要知道，明亮是上到高一就退了學的，且再未進過學堂，怎能與“學問”二字沾上邊？然而，除了本文前面已經述及的明亮此人身上所閃爍的哲思性光芒，在小說后面，作者還特意安排他與遠在倫敦工作的中學好友郭子凱進行過一次長途語音聊天，從而將明亮與“學問”的關系明擺了出來。小說里寫，二人聊到暢快處，曾有如下幾句對話：

“我還有個體會。”

“啥體會？”

“活到這個年齡了，想起過去許多糟心事，當時樁樁件件，都覺得事情挺大，挺不過去了，現在想想，都是扯淡。”

“可不。”郭子凱又說，“說到這里，我有一句話想說。”

“你說。”

“雖然我留了學，成了博士，可你比我有學問。”

“子凱，我是個大老粗，就不要跟我開這種玩笑了。”

“我說的是真話。”[18]

在這段對話中，郭子凱所說的“學問”，顯然不是指某個專業領域里的知識和技能，而是指一個人深入地、根本性地領悟人生問題。否則，年輕時去英國留學讀博，畢業后留在英國工作了十多年的他自然要比明亮“有學問”。明亮雖然沒能念大學，而與豬蹄打了三十年的交道，但他并不因此受困于自己的學歷和職業，反而始終在琢磨人生天地間蘊含于萬事萬物中的道理。“現在想想，都是扯淡”這個具體的道理本身，或許未必有多么大的道理，但這并非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在一個個具體的道理背后，明亮作為一個普通人，卻從未放棄自己的反思意識和反思行動的努力，以及將其所思整理成話語的努力。可以說，明亮之“有學問”更在于此。

借此而論，其實楊百順和牛愛國也同陳明亮一樣，都是有“學問”的人。而且，他們不光“有學問”，還心地善良，哪怕身處困厄之中，不時懷有“痛恨”之意，也還能心存他者，與人為善。因此，他們同時又是在天地間有德性的人。《易經·乾卦·文言傳》中言：“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19]古人寄托在所謂“君子”那里的希望，恰在楊百順、牛愛國和陳明亮這些如野草般活著的普通人身上安靜地實現著。在向讀者呈現自己“普通而缺乏光彩的一生”時，蒙田說：“每一個人都是整個人類狀況的縮影。”[20]楊百順、牛愛國和陳明亮亦是如此，他們都是“整個人類狀況的縮影”，盡管他們是小說家虛構的。他們這樣的形象及其身上所散發出的思想之光，是劉震云作為小說家獻給當前時代極好的精神糧草。

注釋：

[1]參見周慧：《認識我的人慢慢忘了我》，上海文藝出版社2024年版，第375頁。

[2]劉震云：《劉震云文集·一地雞毛》，江蘇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第230頁。

[3]劉震云：《一句頂一萬句》，長江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本文對《一句頂一萬句》文本的引用，皆出自此版，不另注。

[4]包括個人與個人的關系，也包括個人與家庭、族群等的關系。

[5][7]張旭東：《敘事摹仿的真理與方法：讀劉震云的〈一句頂一萬句〉》，《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3年第4期。

[6][德]黑格爾：《小邏輯》，賀麟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8頁。

[8]參見劉震云：《中國人缺什么》，《雜文選刊》（上半月版）2014年第7期。

[9][16][17][18]劉震云：《一日三秋》，花城出版社2021年版，第168-169頁、288頁、292頁、252頁。

[10]更多相關論述可參見呂永林：《在不親的人間尋親，于無情的世上有情——〈一日三秋〉中普通人明亮的情和理》，《上海文化》2022年第5期。

[11]孫郁：《劉震云：從〈一句頂一萬句〉到〈一日三秋〉》，《當代文壇》2022年第6期。

[12]劉震云：《那些微小又巨大的人：劉震云小說選》，九歌出版社2005年版。

[13][德]埃里希·奧爾巴赫：《摹仿論》，吳麟綬、周新建、高艷婷譯，商務印書館2014年版，第583頁。

[14]牟森：《穿過黑暗的玻璃：話劇〈一句頂一萬句〉敘事結構》，見網頁：https://www.163.com/dy/article/EHDSG7510521HAS3.html.

[15][德]康德：《什么是啟蒙》，盛志德譯，伯雅校，《哲學譯叢》1991年第4期。

[19]參見傅佩榮：《傅佩榮譯解易經》，東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19-20頁。

[20]轉引自[德]埃里希·奧爾巴赫：《摹仿論》，吳麟綬、周新建、高艷婷譯，商務印書館2014年版，第33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