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談寫作 | 艾偉:小說的責任
人這個物種其實是觀念動物,是非常容易被觀念化的。觀念這種東西,在我們小說家看來其實是極不可靠的。因為人的腦子是極其脆弱的,心智也容易受到各種各樣的觀念的侵襲。極端的例子就是傳銷以及邪教,人只要在一個封閉的場景中,被不斷灌輸某種觀念,就會相信它,把它當成真理。人是非常容易被洗腦的。
其實我們頭腦中就有很多根深蒂固的觀念,我們從不追究這些觀念是從哪里來的。比如講到恐怖分子,講到侵略者時,我們的頭腦中自然而然會出現一些畫面,一個固定的形象。我們頭腦的反映其實是我們被長期教化的結果。
小說家要處理的最根本的問題其實是關于人的想象。如果我們對人的想象總是被觀念束縛,如果我們的認知僅僅是觀念的延伸,那么,我們是無法鮮活地想象人以及創造一個人物的。
米蘭·昆德拉說,小說是道德的懸置地帶,某種意義上也在講這件事。我們生活在這個世上,每個人都有道德感,道德的評判時刻發生,而在這個評判背后就是我們的觀念,那個根深蒂固的、來自我們的傳統和經年的教化培育的觀念。但我們同時得承認,我們每個人的道德感又是不同的,這也因此讓我們每個人變得不同。這世上沒有兩個人是相同的,也沒有兩個人的道德尺度是一致的。有人可能對男女關系看得不那么嚴肅,有人卻視男女關系為最高道德。正是因為人與人之間各不相同,才構成人間萬象。
我們的寫作其實就是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我們承認這世上每個人都有自身的價值體系、對世界的獨特的看法,有所謂自己的價值觀。我們每個人都活在個人所筑造的價值體系里。在這個價值體系里,做的每一件事,對自己來說都是正確的,很難用普遍的觀念或道德去規范。
小說的可貴之處是,在小說世界里,作者塑造一個人物時,他的“個人”的邏輯是高于普遍觀念的,小說不輕易對人作出道德判斷,不輕易下結論,它試圖讓人看到比簡單的觀念更復雜的處境、更難以歸類的人類生活。
伊塔洛·卡爾維諾在《寒冬夜行人》里這樣描述主人公在某日的瞬間感覺:“我其實一無所知……我以前竟全然未曾覺察,我對所有的東西全盤接受。”我們接受了這世界現存的一切:交通燈、汽車、海報、制服、紀念碑等,以為這一切有著無可撼動的堅固性。可是小說主人公重新用“無知”的眼光打量著這世界既定的一切,在那一瞬間,他似乎發現那個被我們丟失了的另類知識。
這篇小說極像是小說這種文體的隱喻,簡直是關于小說的天問。這實際上在說,我們人類生活中,我們的觀念,我們現存的秩序,難道這一切天然如此嗎?這是小說要干的事,小說從根本上說,就是要置疑一切堅固的東西。
如果說,在這個世界上小說還有一點用處,用處就在這里。小說是各種各樣觀念的對立面,是我們這個日益堅固的世界的對立面,是整齊劃一的對立面,小說用自己的方法刺破我們習焉不察的、日漸麻木的慣常生活,照見我們習以為常的觀念和生活的某些荒謬一面。當文字在某種程度上刺穿龐大而堅固的觀念堡壘時,小說就可以將無限活力和可能性歸還給生活,從而將自由歸還給人類。不管在今天還是在未來,這依舊是小說存在的理由,也是小說的責任所在。
來源:《小說評論》202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