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進入新世紀以來，得益于江西作家群體的筆耕不止，也受益于江西文學評論家的言傳不輟，江西文學在中國當代文壇上逐漸發出了自己的光芒，注入了屬于贛地風情的活力。一方水土一方人，一方地域一方文。江西作家們在本土文化的浸潤中用自己的筆墨尋找精神家園。江臘生出版的《紅土地上的執著：新世紀江西文學創作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3年），立足江西文壇的創作，從文學現場的使命與擔當、歷史與現實的雙向觀照、生命與人性的多重書寫，將江西作家的小說、散文創作進行了宏觀與微觀的評論。作品用穿透文本的銳利眼光，以沉著的思辨來叩問現實，體現了一種本土文學闡釋的自覺與擔當。

一、文學的現場感與使命感

正如作品在前言所說，“緊貼贛鄱大地的文化脈動，深入理解和把握21世紀江西作家創作與紅土地文化記憶之間的關系，能夠把握江西本土作家創作的基本狀貌。”[1]《紅土地上的執著》立足贛地，追蹤時代文藝熱點，抓住當下主流意識形態關注的熱點與痛點，密切關注江西文學創作的發展動向。江西文壇上的每一位重要作家、每一部重要作品，論者都對其進行了細致的探討和分析，呈現出鮮明的“在場感”，展現了文學現場的使命與擔當精神。

作品通過對江西文學創作的全面考察，結合江西社會發展的歷史進程，從鄉土創作、城市書寫和脫貧攻堅這三個維度對江西文學創作進行抽絲剝繭的分析。

新世紀文學的一個重要命題就是“脫貧攻堅”，文學作為時代的傳感器，迅速地抓住這一時代變化并在文學中進行表現。論著敏銳而迅速地關注到，不僅僅是江西文壇，整個中國當代文學領域都涌現了非常多關于現代化建設、改革開放和脫貧攻堅的故事書寫，并通過分析脫貧攻堅文學的書寫，鮮明地展示農業社會的中國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的浪潮中不斷代謝著鄉土倫理與人性變化。比如在“厚重鄉土的變與不變”中，文中將劉上洋筆下的改革譜曲、樊健軍筆下的時代轉型期焦慮、吳仕民筆下的當代鄉村生態變革、溫燕霞筆下的脫貧攻堅等納入考察和分析的范疇，實現對江西文學現場的“在場”評價與判斷。

與此同時，關注江西文學創作和贛地文化的聯結，是本書的一個重點。比如在評論胡辛筆下的陶瓷世界時，充分關注到了其創作中陶瓷文化在人物個體上所呈現的獨特的情感和氣質，更注意到了陶瓷文化中所蘊含的比江西白色文化更具生命質感和靈性的特點，從而將胡辛筆下瓷都的“母性”光輝挖掘出來，成為引導大眾去進一步閱讀、理解瓷都文化的一把鑰匙。在探究熊正良小說中的人性書寫時，充分注意到了文本所體現的作家本身從紅土地上走出的漢子帶出來的紅土味兒，并將這種紅土味兒熔鑄到小說創作的分析當中去，挖掘作品中如青年女子野貍子，為保護兒媳而自扎一刀的馬福，執著尋女的徐梅等等充滿生命韌性的靈魂。這些人物的身上都透露出了來自紅土地的文化浸潤下的紅色野性。還有吳仕民筆下的鄱陽湖生態文化、溫燕霞筆下的贛南紅色文化等，江臘生將作家的創作與江西文化的發展脈絡接續起來，表現了作為江西文評家的一種無意識選擇，也體現為一種傳播江西文化的自覺使命擔當。

作品的文學現場意識不僅僅體現在對贛地文化的傳播弘揚的自覺意識上，也體現在對江西文學創作真誠且中肯的評價上。文中解讀劉上洋小說中的改革歷史的書寫時贊賞其對江西本土地域文化和反思的思考，也看到了作家在“鄉村生活氛圍營造與鄉村文化性格的關系等方面缺乏足夠的文化高度”[2]。在評析吳仕民文學中的鄱陽湖時，直截了當地指出其創作忽略了“鄉土中國在巨變中可能出現的更為復雜而多變的情況……使作品缺乏經典現實主義文本所具備的那種厚重感和張力，更缺乏巨大的現實承擔力和深度的介入精神”。這讓我們由此看到江西作家在與傳統贛地文化的接洽上所做出的探索和思考，也看到了這種接洽還缺乏一定的力度和深度。因而，我們也深刻認識到，對于承擔建構和傳播江西地域文化這一地方文學的使命而言，江西文學創作還有一段較長的路需要走。這既是對江西文學創作的焦慮，也是對江西文化傳播的擔憂，更體現一個文學評論家對社會、對歷史的責任感和使命感。

本書始終踐行文學現場的使命與擔當，堅守批評家的責任與情懷。作者一方面把握時代熱點，關注江西文學創作與江西文化之間的關系，洞察江西文學對于弘揚江西地域文化所作的努力；另一方面又始終以赤子之心真誠而深切地對江西創作的不足提出切實而中肯的評價，以自己獨立批評的姿態與個性傳達對社會和人生的洞見。書中對新世紀以來江西文學創作的文化探索、歷史變遷與生命書寫都予以深刻的觀照與審視，充分發揮文學評論的價值和作用，以文學現場的使命與擔當介入江西文學發展變遷的過程。

二、沉入文本的人性觸摸

文學是人學，文學需要表現的是人性內部諸多因素的對抗。正是在這個基礎上，文學有了審美的價值和意味。“真正有價值的優秀作品，總是和人類本性相關聯的……文學的歷史與人性的發展相關聯。”[3]縱觀《紅土地上的執著》一書，無論是在追尋紅土地上的文化變遷，還是在摹寫城市書寫的生命體驗，抑或是表現改革開放和脫貧攻堅的宏大主題，本書將把握“人性的復雜、生命的厚度、生活的質感”，作為一以貫之的美學追求。

孟繁華在評論新世紀文學時指出，“文學關心的是人類的精神生活領域、人的心靈的領域”。[4]在文學評論較為浮躁的當下，我們可以在書中看見批評家執著關注人的心靈世界的堅持，文本中處處可見對人的生命的思考和對復雜人性的挖掘。比如在把握江西城市文學的整體風貌的時候，文中敏銳而直接地點出“江西城市文學的最大成就就在于表現了人”。[5]在理解女性作家筆下的城市時，他將作家本身的女性特質與文本閱讀的理解感受結合起來，認為她們或是表現對城市生活內在肌理的冷酷外顯，或是展示城市中個體靈魂的孤獨感，抑或是體悟對生命殘酷的真切理解，或者是表達對知識分子人格的審視，無一不貫穿著對城市世界中的人性書寫的思考，表現的是筆下的人物在城市尋找人性的安放之地……但是，人性是一個深奧且復雜的主題，它涵蓋了人的本質特征和行為方式，因而在觀照個體的命運時往往要考慮到諸多因素的疊加。基于此，在評析作家筆下的人物時，文中既有對人性幽暗的洞察與批判，也有對自然人性的回歸與頌揚，并且以此為出發點去觀照作品中的人物命運，從而傳達自己的理解與同情。比如在展現陳然筆下的知識分子的精神困境時，作者尖銳地指出，“現實社會中，程式化的社會對人性消解和壓抑，讓知識分子進退兩難，既要維持生存現狀，又要堅持內心的自我。道德對心靈的拷問，現實的困惑反照精神上的困惑，來自人生尷尬的痛感久久不能揮灑而去”[6]。既對如馬光、老安、王越羊、曾敏等知識分子的精神困境找到了根源，又隱現著對這些人物的同情與不忍。

與此同時，作者對人性的把握不是空洞的，而是建立在文本的深入閱讀之上的，沉入文本的精細閱讀是他能夠觸摸和把握到作家創作的精神內核和原生動力的重要原因。比如在分析陳世旭的小說時，作者從作家的文本內涵出發，通過對其筆下的人物命運的把握、自我靈魂的剖析和生命價值的審視，如富有傳奇色彩的師姐、老一輩知識分子黎丁等，找到存在于陳世旭文本中的人格力量，并點出，“陳世旭在他的小說中，無意于精神層面高高在上的救贖，也沒有主觀層面的文化突圍的跡象，他總是實實在在地貼著生活的現實，以他來自本然深處的魅力和鄉土文化倫理的資源，凝聚成一種獨特的人格力量，貫穿在其筆下的個體生命與生活當中”[7]，直指小說創作的精神內核。這種敏銳而又中肯的結論，是基于對作家創作全貌的關注。只有通過細致入微的閱讀，并具備一定的文學素養和審美水平才能將之準確地提煉出來。在《紅土地的執著》中，我們閱讀每一篇評論都能看到作者通過文本細節展示出的獨到觀點與見解。

三、文化歷史視域下的批評意識

文化歷史視域下的批評強調從更加廣泛的文化視域中觀照、研究文學。因而，“從事文學研究的人，需要對產生文學的歷史背景和時代氛圍有長時期的觀察、體驗和感受，不僅要了解作家生平和作品本身，而且要有能力把握文學與時代錯綜復雜的關系，敏銳感知文學作品所揭示的歷史命運”。[8]本書重視從文化歷史的視角出發，去審視作品作家筆下的歷史與現實人生。我們能看到文中對個體在歷史長河中變與不變的深切思索，能看到時代洪流命運沉浮背后的歷史文化反思，也能看到整個社會變遷和發展進程背后的歷史文化語境闡述。

作家的文學創作從來不是獨立的個體，本書特別注重將文學創作放到文學史的脈絡中去觀照和審視，從而揭示作家創作的獨特文化價值與意義。江臘生長期扎根于文學評論的土壤，十幾年的文學評論生涯讓他對當代文學的生長路徑有著深刻而清晰的認識。同樣的，江西作家的文學創作成長道路也在其視野當中，在他的筆下“既有歷史傳統的貫穿，又有紅色文化在當下的文學傳承，還有江西未來的現代發展書寫”。比如在考察阿袁筆下的高校知識分子時，作者將其納入中國現代文學以來的中知識分子群像進行剖析，從葉圣陶筆下的“

潘先生”到沈從文筆下的“八駿圖”再到錢鍾書筆下的“三閭大學”，認為阿袁“突破了以往作家對高校知識分子價值取向的誤區，以既批判又認同的態度，還原出知識分子個體的生活本相，并投諸真切的思考與審視”[9]；又從阿袁本人的作家、高校知識分子的雙重身份出發，探求阿袁文字背后知識分子自我身份價值認同的復雜情感。在考察劉偉林的作品時，作者從中國文學現代性的角度審視當下中國文學的發展，認為劉偉林的小說體現了“關注中國本土的文化事實，展現當下中國的社會文化心理，腳踏實地走進中國民眾的生存語境”[10]這一中國文學的當代走向。在評論溫燕霞的作品，江臘生從“百年鄉村現代性進程中”[11]去闡述當下脫貧攻堅文學的文化歷史，認為作者將江西贛南中央蘇區革命精神嫁接到當下共產黨人在貧困山村脫貧攻堅的事跡中去。這一指向聯結著中國社會特別是江西作為革命老區的當下與過去，實現了對革命歷史文化的回望和再闡釋。此外，本書還從突破現代文學以來的城鄉二元對立或后現代式的城市書寫模式角度去挖掘陳蔚文城市書寫的獨特價值，從現實主義文學創作發展的角度發現宋小詞對表現時代經驗的意義……

與此同時，文化歷史的批評意識是通過對歷史的認識、反思、深化和總結，準確把握當下的歷史位置。因此，論著中的批評意識同時還滲透著對歷史文化的反省與思考。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不斷蓬勃前行，影響著文學創作的內容，而作家的創作也浸透著對現代文明發展的反思與探索。不論是對現代文明中的傳統文化處境的批判，還是對社會現代化建設中出現的文明悲劇的沉思，都體現為對現代歷史文化發展本身的反思。比如，作者看到了吳仕民筆下的生態家園書寫是在反思現代化建設中生態文明的境遇，思考其出路的可能。因此論者指出《舊林故淵》是一部活生生的“生態啟示錄”，透過小說中的錦鯉村的命運，展現了人類社會發展進程中的必然結果。而在有著幾千年記憶的傳統文明在現代化的春風中像冬日的冰雪一般消散，他認為“這是傳統的大哀，也是時代轉型期的大悲”。因此提出了一個問題：“斷絕了傳統根脈的我們，是否也會像花貓一樣被套上不合身的羈絆，踉踉蹌蹌地在生活中舉步呢？”[12]文中還看到了

李曉君立足城市化語境下的鄉村現狀的反思和對鄉村文化消散的憂慮，看到了劉上洋對改革開放過程中個體的主體精神和價值的缺失的反思，還看到了陳蔚文、楊帆等筆下城市化文明對人性腐蝕的反思……

“批評的歷史意識，是指批評家對自己時代的歷史積淀、社會生活和觀念意識的總體把握。”[13]批評家能夠將自己對社會當下、歷史進程的理解，對文本所呈現的社會歷史問題的看法，融入文學批評的字句之中，是非常難得的。該論著將歷史文化的反思滲透進文本的解讀和闡釋中去。讀者在閱讀論著的時候，能清晰地感覺到歷史文化的蓬勃脈動。

注釋：

[1]江臘生：《紅土地上的執著——新世紀江西文學創作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3年，第1頁。

[2]江臘生：《紅土地上的執著——新世紀江西文學創作論》，第89頁。

[3]章培恒、駱玉明：《關于中國文學史的思考》，《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96年第3期。

[4]孟繁華：《新世紀文學論稿之文學思潮》，人民文學出版社,2018年，第440頁。

[5]江臘生：《紅土地上的執著——新世紀江西文學創作論》，第23頁。

[6]江臘生：《紅土地上的執著——新世紀江西文學創作論》，第251頁。

[7]江臘生：《紅土地上的執著——新世紀江西文學創作論》，第61頁。

[8]程光煒：《簡議批評的歷史意識》，《文藝研究》2022年第2期。

[9]江臘生：《紅土地上的執著——新世紀江西文學創作論》，第215頁。

[10]江臘生：《紅土地上的執著——新世紀江西文學創作論》，第113頁。

[11]江臘生：《紅土地上的執著——新世紀江西文學創作論》，第119頁。

[12]江臘生：《紅土地上的執著——新世紀江西文學創作論》，第95頁。

[13]程光煒：《簡議批評的歷史意識》，《文藝研究》2022年第2期。

（作者單位：南昌理工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