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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由國家廣播電視總局重點指導、北京市廣電局重點扶持并列入“北京大視聽”重點文藝項目的電視劇《歸隊》，以九一八事變后東北抗日聯軍的活動為歷史背景，講述了抗聯小隊在一場慘烈的戰斗中被打散，但他們秉持著“只要打不死，那就打不散”的堅定信念，歷經千難萬險、生死考驗后再次集結歸隊的故事。該劇播出后，引發業內關注和觀眾熱議。本期兩篇文章，從東北抗聯精神的影像轉譯與影視創作手法的創新表達兩個方面展開深入解析，探討如何更好地以文藝作品感悟歷史，傳承抗戰精神。

——編者

從“打不死”到“打不散”

——《歸隊》對東北抗聯精神的詮釋

□徐海龍

反映東北抗聯歷史的影視作品不在少數，從20世紀的《歸心似箭》《最后八個人》《步入輝煌》到新世紀以來的《楊靖宇將軍》《懸崖之上》，這些作品從各個角度展現了這段林海雪原上的紅色史詩。近日熱播的電視劇《歸隊》塑造了普通戰士的群像，但敘事重點并不是他們在戰場上的奮勇殺敵，而是部隊被打散、戰士回鄉之后的生活。

《歸隊》中，魯長山、湯德遠等抗聯戰士從極端惡劣殘酷的戰場環境中幸存回鄉、暫時“復員”，其生存條件無疑出現了巨大好轉。從人之常情來講，這些人物可以就此告別戰場和部隊，選擇安穩生活，但他們為何能從“打不死”（回鄉）發展到“打不散”（歸隊）？這成為該片的敘事主線。可以說，創作者在敘事進程中有意識地從地緣、親緣、政緣三種社會關系上，回答了這一問題，從而彰顯了東北抗聯精神的獨特光輝。

所謂地緣，是指人們在一定的地理范圍內共同生活、活動而交往產生的人際關系。《歸隊》通過人物言行、場景和影像，真實展現了抗聯小分隊在東北大地的作戰與生活，尤其是在部隊被打散后，魯長山、湯德遠等抗聯戰士或返鄉回家，或在松林鎮暫時落腳，此時作品展現出東北特有的地緣文化。《歸隊》里的抗聯士兵與當地百姓的關系立體、多維。例如魯長山混在挖參隊里，湯德遠回鄉經商、娶妻生子，高云虎與松林鎮的酒館老板娘大闊枝暗生情愫，蘭花兒成為山寨頭子小白馬的“壓寨夫人”。由此，劇中為觀眾展開一幅豐富的風土人情和社會畫卷。更重要的是，這些場景不僅展示地緣文化，也襯托著隱于民間的抗聯戰士的自我身份意識和斗爭信念。例如高云虎和福慶正是在二人轉演出中引出了日本“坐探”（間諜）游世龍；魯長山帶著田小貴混跡于挖參隊，之后賣參籌集軍費；蘭花兒在做“壓寨夫人”的日子里，悉心照料山寨兄弟，發動大家加入抗聯隊伍。這些從戰場歸來的戰士同百姓結成了密切關系紐帶，融入到松林鎮、田家屯的地緣關系之中，讓觀眾在目睹戰場場面的殘酷之后，感受到一股親切熟稔的鄉土氣息。

在地緣關系基礎上，《歸隊》進一步為人物發展出更深層的親緣關系。劇中，魯長山回家后，面對的是守候多年的妻子和不肯認爹的兒子；湯德遠的母親因思念兒子而雙目失明；“富貴人家的兒子”田小貴衣衫襤褸地回來后，讓父親又氣又心疼。這些家族關系沒有因人物角色當初離家抗日而斷裂，反而隨著角色歸來而更顯緊密、珍貴。此外，蘭花兒和高云虎雖然失去了父母，但是卻分別與小白馬、大闊枝產生了愛情。戰火中的親情和愛情為這些“打不死”的抗聯戰士提供了巨大的心靈慰藉。

《歸隊》里極富鄉土質感的地緣和親緣文化讓這些“打不死”的抗聯戰士暫時擺脫了艱苦卓絕的戰斗歲月，獲得了安穩生活，也為他們設置了“兩難抉擇”——人物角色還愿不愿意歸隊，隊伍如何實現“打不散”？這就要歸結到政緣這一點。政緣是激發思想共鳴的旗幟，體現了《歸隊》群像共同的信念和理想。首先，經歷戰火淬煉的抗聯戰士的理想信念和戰斗意識已經銘刻于骨、融化于血。即便是故土難離、家人難舍，但八棵松下的集結令始終縈繞在腦海。我們看到，即使回歸平民生活，但高云虎和福慶仍在松林鎮鏟除了日本“坐探”游世龍；曾是狙擊手的田小貴撫摸著護院家丁的步槍，對昔日的戰場心馳神往；湯德遠雖然對上門尋找他的排長魯長山避而不見，但在睡夢中還是看到戰友對他的呼喚；蘭花兒在傷好之后立即告知小白馬自己的抗聯身份；而魯長山更是近乎執拗地固守重建隊伍、堅持斗爭的信念：“鬼子還在，就不能停。”其次，圍繞在抗聯戰士身邊的平民角色也大都遭到日寇的迫害，小白馬以前參加過義勇軍，大闊枝雖周旋于三教九流之間，但俠肝義膽的她痛恨日本的殖民統治。他們都胸懷勇赴國難的民族大義，這就為這些角色最終理解和支持抗聯戰士的歸隊行為提供了合理性。最后，抗聯戰士的群眾工作能力和人格力量發揮了巨大作用。例如魯長山在準備離家尋找戰友之際，妻子問：“這個國家比俺家還重要嗎？”魯長山回答道：“日軍不僅要扒中國人祖墳，還要把咱們的先人挫骨揚灰，你說要緊不要緊？”同樣的，蘭花兒懷孕后攥著小白馬的手說：“孩子不能生在日本人踩著的土地上”，暗合了“抗聯從此過，子孫不斷頭”的東北抗聯標語，最終堅定了小白馬和弟兄們的抗日決心。

《歸隊》里塑造的抗聯戰士形象，成功將黨性與人性、人格統一起來，將理想信念內化于心、外化于行。作品合理、順暢地描寫出人物的“突圍—失散—覺醒—尋找—歸隊”的轉化過程和生命弧光，從而凸顯了抗戰烽火中英雄兒女情的濃烈與高潔，反映出共產黨人的坦蕩心胸和崇高情操，再一次書寫了東北黑土地上軍民同仇敵愾、共御外侮的紅色歷史，也為新時代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了歷史樣本。

（作者系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冷峻與溫暖的交融 史詩與日常的平衡

——《歸隊》創作手法探析

□李 蕾

冰天雪地，凜冽刺骨，魯長山俯身撿拾路上的馬糞，挑揀其中未被消化的玉米粒吃——電視劇《歸隊》開篇就以這樣一個令人震撼的場景，將觀眾拉回到八十多年前東北抗聯最艱苦的歲月。這段情節以1938年冬天為背景，那正是東北抗聯斗爭最艱難的時期。日軍實施殘酷的“歸屯并戶”政策，將百姓強行遷入集團部落，把原野村落變為無人區，徹底切斷抗聯的糧食供應。在饑寒交迫的極端條件下，抗聯戰士依然堅持斗爭，用生命和熱血書寫中國抗戰史上的悲壯篇章。

《歸隊》在敘事結構上大膽創新，采用多線并行、交叉推進的方式拓展表達維度。與以往抗戰題材創作多聚焦宏大戰場和激烈戰役不同，今年涌現的許多相關題材作品傾向于從更細微、更日常的視角切入歷史講述。而《歸隊》正是這一創作趨勢中尤為突出的代表。劇中，抗聯小分隊在拐子河的戰斗中遭遇重創后被迫分開，六位隊員各自踏上艱險曲折的歸隊之路。排長魯長山與田小貴意外闖入參幫，獲得一株百年老參。為了實現參把頭賣參為部隊籌集物資的遺愿，二人周旋于陰險的特務與精明的商賈之間，在利益算計與江湖道義的博弈中展現非凡的生存智慧。福慶先是與高云虎落入黑礦山，經歷驚心動魄的礦難，后又與湯德遠一同陷入暗無天日的日本勞工營，在非人折磨中堅守抗爭火種。蘭花兒負傷后，被落草為寇的蔥山小白馬所救，兩人漸生情愫。然而蘭花兒始終不忘歸隊的使命，試圖以抗日大義說服小白馬，帶領山寨隊伍下山抗戰。與此同時，高云虎在礦難中僥幸生還，被豪爽潑辣的酒館老板娘大闊枝收留。他暗中查出黑礦山故意制造塌方事故、以殘害礦工性命騙取撫恤金的真相，決定殺死幕后黑手游世龍，為死難工友討回公道。這些線索既獨立成篇，又彼此交織，共同繪就一幅個體命運與家國情懷緊密相連的抗戰畫卷。

多線敘事不僅能拓展劇集的空間維度，更通過每個人物的獨特經歷，賦予了“歸隊”主題更加豐富的思想內涵。對魯長山來說，歸隊是組織與責任的召喚；對湯德遠來說，歸隊是忠孝兩難間的權衡與抉擇；對田小貴來說，歸隊是褪去富家少爺身份、在戰火中塑造自我的精神淬煉；對蘭花兒來說，歸隊是革命理想與個人情感交融的毅然奔赴；對高云虎來說，歸隊是從溫柔鄉到戰場的成長轉變；對福慶來說，歸隊則是一種近乎本能的堅持。但無論經歷何種境遇，他們一直銘記離散之際立下的約定：“奔牡丹江松林鎮以北的八棵松去，在那找到最粗最高的那棵松樹，把自己的號刻上去。”最終，所有奔赴都在松樹下交匯，抗聯戰士們不僅完成了身體意義上的集結，更實現了精神層面的回歸。這樣的設置，使《歸隊》突破了傳統抗戰題材的敘事框架，升華為一部關于信念、成長與生命選擇的時代寓言。

將敘事根植于真實的歷史肌理與人性邏輯，展現普通人在忠孝、情義之間的艱難抉擇。《歸隊》是高度戲劇化的故事，但觀眾卻覺得特別真實。這是因為創作者始終將敘事根植于真實的歷史肌理與人性邏輯。編劇高滿堂早在創作“《闖關東》三部曲”期間，就采訪了三十多位抗聯戰士，積累了珍貴的一手史料。這次為創作《歸隊》，他再度深入東北，尋訪第八十八國際旅的后人。這些素材被真實而克制地寫進了劇情當中，例如抗聯小分隊分食一塊餅子，轉了一圈仍未分完，這些細節真實揭示了抗聯戰士所面臨的極端困境，以及絕境中不曾熄滅的人性光輝。

更難得的是，劇集并未將英雄的堅定表現為從不動搖，而是真實地刻畫他們于小家與大家、個人情感與民族大義之間所經歷的痛苦掙扎與艱難抉擇。湯德遠逃出日本勞工營后回鄉，面對年邁體弱、亟待照顧的父母，一度陷入是盡孝還是歸隊的劇烈掙扎；高云虎在大闊枝的酒館中體會到溫暖情誼，也削弱了他重返戰場的決心；而魯長山歸家后，看見妻子憔悴的面容和孩子陌生的目光，亦為多年疏于照顧家庭而深深愧疚自責。這些細膩真切的情感刻畫，不僅沒有削弱英雄的形象，反而讓他們更加血肉豐滿。因為他們不僅是戰士，也是兒子、父親、愛人，有著普通人的牽掛與軟肋。在猶疑、痛苦與自我拷問之中，他們的選擇顯得愈發真實而珍貴。

在刻畫抗聯戰士的歸隊歷程同時，作品還將敘事視野拓展至東北的廣闊社會圖景。從蒼茫的深山老林到喧鬧的市井酒館，從神秘的采參林場到殘酷的金礦礦山，該劇塑造了眾多形形色色的立體人物。這些人物性格鮮明、動機各異，共同構筑起東北社會復雜多樣的面貌。在遼闊而細膩的敘事中，那些于苦難中掙扎前行、卻依然選擇堅守信仰的靈魂，顯得更加真實而鮮活。這些生命個體匯聚成抗日戰爭的有生力量，共同書寫出中國必將勝利的歷史答案。

冷峻風格與煙火氣息在鏡頭下交相輝映，《歸隊》成功營造出一種獨屬于東北的美學風格。在藝術表現上，劇組深入遼寧、吉林等地的林海雪原，在零下30℃的環境中實景拍攝幾十個主要人物、將近1400場戲。該劇鏡頭下的東北既有白山黑水的廣袤厚重，又有荒原雪林的肅殺粗獷。尤其是八棵松的場景極具象征意義，在一片白茫茫的冰雪世界中，一棵松樹屹然挺立。這里作為歸隊的終極目的地，不僅是地理坐標，更是精神信仰的視覺化身。劇集還在冷峻的基調中注入了濃郁的生活氣息。硬到咬不動的野菜餅子、露出飛絮的棉襖等物品，成為那段艱苦歲月的真實注腳。

不過，劇集并未沉溺于對殘酷與冷峻的單向描摹，而是為溫暖日常留下充分言說的空間。福慶與高云虎輕松搞笑的互懟日常、小白馬對蘭花兒深情而笨拙的守護、魯長山老婆對魯長山的理解與照顧等，這些生動片段與質樸粗糲的東北方言交織在一起，不僅展現了黑土地人民苦中作樂的豁達天性，更在殘酷的戰爭背景下勾勒出人情的熱度。這種冷峻與溫暖的交融、史詩與日常的平衡，正是《歸隊》的藝術魅力所在。

抗戰勝利從來不是一個人的英雄傳奇，而是一群普通人在極端環境下依然選擇堅守、選擇歸隊的集體史詩。在抗戰勝利80周年的今天，這種“歸隊”精神依然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它關乎信念，關乎選擇，關乎每個人在時代中如何找到自己的位置和價值。

（作者系光明日報影視與舞臺藝術編輯室副主任、高級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