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吳真（章靜繪）

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吳真教授最新出版的《暗斗：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是一部驚心動魄的文化抗戰史。在抗戰勝利八十周年之際，作者從書籍史的角度，重現鄭振鐸在1937年至1945年留守上海時期，以書為盾，以商為網，在日偽覬覦、多方角力的“三岔口”中，秘密組建“文獻保存同志會”，憑借個人膽識與民間網絡，為國家搶救珍本古籍，機智躲避來自敵方和己方的明槍暗箭，周旋于各方勢力之間，堅守在文化抗戰的第一線。在接受《上海書評》記者采訪時，她談道：如果將書籍的聚散比喻成長江大河，那么現代史上就有著一座“鄭振鐸大壩”：它把江南傳統藏書樓的累世珍籍攔截在上海，避免其零落流出海外。

《暗斗：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吳真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5年7月版

一、抗戰時期上海舊書業的畸形繁榮

關于抗戰時期上海的研究，過去已經產生了許多學術成果，這本書為什么獨辟蹊徑地選取這一時期的上海舊書業以及鄭振鐸這樣的書生作為主角呢？

吳真：1937-1941年的上海租界作為暫時安全的“孤島”，成為淪陷區民眾的避難所，同時，也是書籍的避難所。公家機構和私人藏書樓的劫余之物，從1937年底涌入上海租界，街頭巷尾出現了不少的舊書攤，大量地販賣上面蓋著“XX藏書”或“XX圖書館”圖章的舊書。在“孤島”上，百業凋敝，新書出版尤其凋零，古舊書業卻特別畸形地發展起來，從事舊書買賣的相關人員也比戰前多了許多。

我們知道，江南地區在宋代以來發展出全世界最為發達的藏書文化，家藏萬卷書的私人藏書樓遍布蘇州、常熟、湖州等地，但是在侵華日軍的劫掠之后，這些江南的劫余圖書流散到了上海，使得上海舊書業成為整個南中國的書籍集散地。因此我想通過追蹤這些書籍在抗戰時期的離亂經歷，大致可以勾勒出“全民抗戰”的另一幅拼圖，亦即書籍的命運與人的命運的“共浮沉”。

鄭振鐸雖然不是上海本地人，但是他可以說是上海出版文化托舉起來的一個成功典型。他在二十三歲進入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擔任編輯，1923年后，擔任國民讀物《小說月報》的主編將近九年。1897年創立于上海的商務印書館是中國第一家集印刷、出版、教育、電影、唱片、文教儀器和印刷機器制造等于一體的現代文化教育集團公司，它對全國文化的輻射力，是今天的互聯網“大廠”加上“商務印書館”再加上N個電影公司。因此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后期，中國出版書業的中心由北京琉璃廠轉移到上海四馬路，全國的文化中心亦由北京移至上海，主要是因為商務印書館就位于上海四馬路。從商務印書館這個“大廠”出來創業的職業出版人，有原《婦女雜志》主編章錫琛，1926年，他在鄭振鐸、胡愈之、葉圣陶等商務同人支持下，創辦了開明書店，后來夏丏尊、葉圣陶、王伯祥等人加入開明書店，從而形成了一個“開明書店派”文人圈。1937年全面抗戰開始之后，只有葉圣陶內遷，大部分的“開明人”都留在上海，形成了一個“沉默的抵抗”圈子。

“開明人”為什么甘愿頂著被“自由區”的朋友視為“偽民”“順民”的風險，留守淪陷區呢？其實這跟他們的職業生存很有關系。“開明人”大都有同鄉、同窗或同事之誼的老關系，家世和教育背景也大致相同：大都出身江浙一帶的平民家庭，一般讀到高中或師范學校，或在那些不很有名的高等院校受過教育。他們早早地步入社會養家糊口，受益于二三十年代上海出版業蓬勃發展的時代紅利，成為中國第一代職業出版人，作為外鄉人在上海站穩腳跟，步入城市中等階層行列。鄭振鐸在1931年從編輯轉為大學教授，1935年之后任職于上海的暨南大學，1937年“八一三”淞滬會戰之后，暨南大學遷入租界辦學，開明書店選擇在上海繼續營業，所以開明人和鄭振鐸也只能選擇“不走”。

事實上，留在上海并不容易，上海物價一日三變，開明書店的薪水不足以支撐一個家庭的生存。1942年上海全面淪陷之后，鄭振鐸、李健吾、王統照等暨南大學教師都沒有隨著大學南遷，留在上海，變成失業人。相比之下，那些具有歐美留學背景和中間階層以上家庭出身的國立大學教授、政府文職人員，大部分都隨著國民政府內遷了。因此，鄭振鐸及其朋友們留守上海的文化抗戰，也就具有了“平民知識分子抗戰”的象征意味。

一個人怎樣才能在淪陷區活命，同時也不背叛國家和自己？這是留守上海的平民知識分子普遍面臨的道德困境。李健吾失業之后，選擇給黃金榮的孫子黃偉經營的劇團寫商業劇本，他在寫給內地的友人書信中說：“朋友，你們在大后方的斗士有政府做靠山，即使幫不了你們多少生活上的忙；我們流落在淪陷區的人總以為你們頭頭是道。但是，我們最后也找到了靠山，那些值得感謝的不談政治的商人。我們有一技之長，他們利用我們這一技之長來做生意，商業自然而然形成我們的掩護，我們可以茍全性命于亂世了。”商業也是鄭振鐸的掩護色，恰恰由于抗戰時期上海舊書業的畸形繁榮，給了擅長鑒定古籍的書生鄭振鐸充分發揮的歷史舞臺。鄭振鐸成長于上海的商業文化傳統之中，利用“大上海”的文化商業網絡，從而與敵人展開這場沒有硝煙的文化暗戰。

舊書業聯系著收藏界，民間流傳著一句話說“盛世收藏，亂世黃金”，您覺得這句話適用于抗戰時期的上海嗎？

吳真：其實我覺得“盛世收藏”并不準確，更準確地說應該是“盛世則國家收藏”，“亂世則民間收藏”。國家收藏指的是古代的皇家館閣和國子監、現代的圖書館和博物館等公家收藏，民間收藏指的是私家比如藏書樓的收藏。在中國歷史上，收藏熱潮經常會出現于兵火亂世之中，很多收藏大家偏偏就是亂世造就的。書畫、古籍、古董作為和黃金一樣的“硬通貨”，反而成為社會各界競相儲財、生財的主要選擇。亂世也給有膽識的收藏家創造了賭博的機會，亂世低價買進古籍，待太平到來再回歸市場價值。丁祖蔭、劉承幹、龐元濟、葉恭綽、鄧邦述……《暗斗》這本書涉及的大部分收藏家均是在清末民初的亂世收藏熱中，把握機遇，乘勢而上，成為古籍書畫大藏家的。

我多年來留意搜集舊書市場的行情價格文獻，發現1940-1941年之間，上海曾經出現古籍收藏熱潮。因為社會動蕩不安，許多逃難者帶來了大量的體積小、好攜帶、價值高的名家字畫和珍本古籍，貨源充足；同時上海租界人口激增，各地攜來的大量游資集聚于租界，尋找出路。1940年，由于歐戰爆發，日美、日英關系日趨緊張，存于英美的海外資金部分回流上海，香港和南洋一帶的華僑資金也紛紛流入上海，同時北方淪陷區資金也向上海逃避，導致上海游資進一步過剩，不少游資無所歸宿，走上投機囤積的道路。1941年上半年，集聚在上海的社會游資總額達到五十七億元，相當于國民政府1940年底法幣發行總量的三分之二以上 。于是這一年，上海加入古書競購的社會游資多了起來，古董古籍一如棉紗、大米、原煤一樣，亦成為囤購對象。

那么，這些游資熱錢為什么看好古籍呢？其中一個原因是日本的東方文化研究所、“滿鐵”、北方交通公司、美國國會圖書館、設于燕京大學的哈佛燕京學社等日美機構紛紛花重金購買古籍，哈佛燕京學社單是1940年端午節的結算日，就向北平各書店支出五六萬元的代購書款。這樣就導致古籍變成了在國際市場可以流通的、比較不會受區域市場或情勢影響的、兌換性很高的保價品。

日美機構，再加上社會游資，使得文獻保存同志會在這兩年搶購文獻，兩面受敵，鄭振鐸跟張壽鏞感嘆說：“上海游資過剩，將來大有問題。奈何，奈何！”1941年冬天，上海書價升到極點，與1937年春相比，善本舊抄精校書溢價十倍以上，宋刻善本，動輒以金條計價。

那么鄭振鐸和“文獻保存同志會”在這一場“亂世收藏”之中充當了什么角色？

吳真：說到抗戰時期的文物古籍搶救，故宮文物南遷、北平圖書館善本南遷、清華大學圖書館圖書南遷等等，這些屬于公家文獻的搶救保全。而1939年底在上海成立的民間組織“文獻保存同志會”所搶救的卻是民間的藏書，他們利用中英庚款和政府撥款，收購了江南多家私人藏書樓的精華珍籍。鄭振鐸在《求書日錄》中表明發起成立動因說：“我覺得：這些兵燹之余的古籍如果全都落在美國人和日本人手里去，將來總有一天，研究中國古學的人也要到外國去留學。這使我異常的苦悶和憤慨！更重要的是，華北交通公司等機關收購的書，都以府縣志及有關史料文獻者為主體，其居心大不可測。近言之，則資其調查物資，研究地方情形及行軍路線；遠言之，則足以控制我民族史料及文獻于千百世。”

來到1940年4月，面對各方的重重圍堵，鄭振鐸強烈地意識到，“此數月中誠江南文化之生死存亡關頭也”，他說：“若我輩不極力設法挽救，則江南文化，自我而盡，實對不住國家民族也。若能盡得各家所藏，則江南文物可全集中于國家矣。故此半年間，實為與敵爭文物之最緊要關頭也。”如果將書籍的聚散比喻成長江大河，那么現代史上就有著一座“鄭振鐸大壩”：它把江南傳統藏書樓的累世珍籍攔截在上海，避免其零落流出海外。同志會在1940年1月至1941年11月的不到兩年時間里，購進善本珍籍達三千八百余種，其中宋元刊本三百余種，文獻規模幾乎可與經營了二十多年的北平圖書館媲美。

二、利用舊書業商戰的潛規則

在國家力量暫時缺席的上海租界，鄭振鐸的文獻搶救工作，只能遵循古舊書業的商業規則，以個人名義進行秘密交易。但我們知道，鄭振鐸在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的時候，曾經因為參加抗議游行和公開發表抗議信，而被迫出國避難。那么在1940年，重慶政府為什么可以放心讓鄭振鐸代表呢？

吳真：我想這中間首先是因為暨南大學校長何炳松的存在，他是鄭振鐸在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工作時的上司，后來也轉入學界，1935年，何炳松禮聘鄭振鐸到暨大擔任文學院院長。1939年7月，何炳松飛重慶述職 ，向蔣介石力陳“上海為東南人文薈萃之地，非至最后關頭絕不可輕易放棄”，此語觸動了重慶當局，返滬后，何炳松除了暨南大學的校務外，并受教育部的委托負責管理上海各國立大學及各特種文化教育機關的臨時經費。受到返滬后何炳松的鼓勵，鄭振鐸開始謀劃搶救文獻的集體大行動。1939年11月，鄭、何等人聯名打了幾個電報到重慶，“要以國家的力量來‘搶救’民族的文獻”。但是鄭振鐸在1940年初，還沒有完全獲得重慶的信任，上半年“庚款會”和重慶教育部、中央圖書館的來往公函里，基本不提鄭振鐸。1940年2月23日，中央研究院總干事兼史語所所長傅斯年在昆明聽聞庚款會購書事后，致信該會董事長朱家驊和總干事杭立武，認為此事“在進行上亦大不易”，因為很難找到堪當此任者，而且“上海各人，市儈成性，極易上當。必其人有才、精明、認真方可”。傅斯年當時唯一推薦的人選是徐森玉。

當時在文獻保存同志會里，張元濟（商務印書館董事長）也是鄭振鐸進入商務印書館的伯樂，還有另一位德高望重的上海名宿——張壽鏞，他歷任北洋政府的浙江、湖北、江蘇等省財政廳長及國民政府的財政部次長等職，1925年在上海創辦私立光華大學。張壽鏞是政經界的“寧波幫”代表，在政界人脈深厚，抗戰時期與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兼中統局局長的朱家驊聯系尤為密切，朱家驊也是為同志會出資的“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的兼任董事長。正是因為有這三位耆宿的保舉，鄭振鐸才成為這次國家行動的先鋒官。事實證明，鄭振鐸恰恰當得上傅斯年所說的兼具“有才（版本鑒定能力）、精明（商業頭腦）、認真（辦事態度）”的天選之材。他行走書市二十年，錘煉出一身鑒賞本領，被書賈們稱為“門檻精”，既不輕易上當，且有議價能力。

《暗斗》書中有一章名為“古書局中局”，在民國時期的上海舊書業，設局是一種常態嗎？

吳真：我其實在書里講了好幾個“古書局中局”，第一個局是1938年鄭振鐸洽購稀世珍品《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之時，遭遇了好朋友陳乃乾的設局，導致這套書售價從一千多元哄抬至一萬元。我順著陳乃乾化名在日本期刊《書志學》搶發論文這條以前研究者還沒有關注的線索，結合上海舊書業買賣的行業生態，重新覆案這一個“古書局中局”。后來潘博山、孫伯淵、張叔平，雖然也是鄭振鐸的朋友，其實也在暗中設了局，希望從舊書買賣中獲得更多利益。

民國舊書業存在著諸多“潛規則”，其中一條便是“中間人”（在滬杭叫做“掮客”“行商”，北京則稱為“局子”“包袱齋”“跑單幫”）把控著買賣的成敗。陳乃乾從1925年開始就是上海著名的舊書中間人，1943年他曾經寫過一篇《上海書林夢憶錄》揭示這些潛規則，中間人在賣家（書商、書主）與買家之間居中撮合交易，通常的做法是：中間人從書店處“取得”一套書里的頭一本 ，到各藏書家的家中兜售，如果對方有意，則回到書店取得全書，交到買家手中。民國的舊書業習慣，就算買賣雙方相互認識，一般還是需要委托一個彼此相識的中間人從中斡旋，以便留出回圜的余地。中間人負責在買賣雙方之間傳話，價格亦由中間人居中協調商定，在訂約和交貨之前，買賣雙方并不見面，而且簽約和取書的全程均有中間人在場見證。按照舊書業行規，中間人的傭金至少百分之十，有時候甚至可以收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 。

由于中間人幾乎掌握了買賣的成敗關鍵，因此常有中間人不滿于被攪局或分利不遂，故意挑起事端。比如1931年的揚州測海樓藏書出售過程中，當地中間人黃錫生介紹的生意被北京富晉書社“截胡”了，黃氏為了阻攔這筆交易，遂向外界散播富晉實際代日本人買書的謠言，逼得縣長出面阻止裝運。《暗斗》就從這樣一個行業生態入手，破解了過去在研究鄭振鐸為國家搶救文獻過程中的一些疑難點。

另外我覺得很有意思的是，鄭振鐸雖然是個大學教授、西式知識分子，可是他特別尊重舊書業的這些老規矩。他在1939-1941年的三年之間，代表中央圖書館向許多藏書舊家購入古籍。他本人其實都認識這些賣家，因為都是同一個文人圈里的朋友。鄭振鐸與嘉業堂主人劉承幹“前在商務印書館曾經相識”，在長達一年的嘉業堂洽購中，二人同樣住在上海租界，雙方就是不見面，只是通過在嘉業堂兼職整理目錄的施韻秋在中間傳話。劉承幹與“同志會”里的張元濟、張壽鏞都是至交好友，但二張均回避代表同志會前去洽購。等到簽訂合同之后，鄭振鐸才到劉承幹府上赴宴，二人“已十余年不見矣”。施韻秋因為居間此樁買賣而獲得五千元傭金。

讀《販書偶記》等舊書業掌故書，可以大概了解從事舊書店的商人手腕，都是出手穩、準、狠的書林高手。鄭振鐸與他們打交道，是否使用了一些策略？

吳真：是的，鄭振鐸和上海本地的舊書店老板的私交比較好，但和北平的書店老板（他稱他們為“平賈”）就關系一般，這些平賈背靠日本、美國和偽滿的金主，資力雄厚，出價往往高于上海本地買家，這就給同志會搜購帶來極大壓力。還好鄭振鐸深諳南北書林的潛規則，他首先采用的策略就是分化書賈，向本地供貨商許以高價，“千金買馬骨”，取得優先權。經過一年的較量之后，平賈被鄭振鐸的氣魄給“震住”了。

販書者與買書者相互依存，又暗自角力。書賈們雖也知道民族文獻的重要，然而，鄭振鐸深知“商人重利，實難動以感情，責以大義也”，對于商人不能過于苛刻，和書商爭利，最終將把他們推向敵方。“我輩不收之書，欲收之者大有人在” 。鄭振鐸對張壽鏞說：“閱肆二十載，自信于坊賈情偽，知之甚諗。我輩決不至受其欺詐，亦不至浪費浪購。惟在情理中之‘利潤’，則不能不任彼輩沾之。蓋商人重利，不利何商？但過分之索詐，則斷斷不能許之耳。”因此我們可以從鄭振鐸的一次次洽購行動中，看到他如何與這些精明的書商折沖、博弈。

鄭振鐸在致重慶的工作報告和信件中經常提到舊書買賣的“俗情世態”，亦即商業習慣，可以說，舊書交易是中國傳統社會人情世故的最集中表現。舊書買賣到處充滿著陷阱與心機，所以這本書名為什么叫做《暗斗》，因為我想呈現鄭振鐸在抗戰八年搶救文獻過程中，他的對手不僅有日方、偽方，其實每一個古籍的賣家跟鄭振鐸也都有費盡心機的角力。

鄭振鐸自己曾經說過“劫中有所諱”，他有所隱晦的是購書牽涉的人事與利益，還是日本侵略者造成的白色恐怖？

吳真：我想應該是兩者都有。首先是人事與利益，鄭振鐸所寫的《劫中得書記》《求書日錄》，只是記錄了在1945年的上海環境中“可以說”的“陽謀”，更多背后的運作以及鄭振鐸為藏書舊家包容隱諱之苦心，尚待我們通過文獻細讀去“看見”。我從2009年開始著重搜集日本的檔案文獻和各類戰時出版物，后來又加入民國時期的文人日記、回憶錄以及中央圖書館的檔案資料。這些第三方視角的史料，能夠讓我們跳出當事人的主觀視角，從多個角度來觀察購書事件的歷史處境。鄭振鐸本人在公開發表文字里面，不會提到這些陷阱與心機，是因為藏書家都是社會名流，讓售藏書的消息如若泄露出去，難免有損名聲，所以他一般不會提到藏書家及中間人的名字。通過鉤沉檔案，我發現，為了幫國家收書，鄭振鐸事實上動員了他所有的人脈關系，李拔可（中介費氏書）、瞿鳳起（中介宗氏書）、潘博山（中介群碧樓諸家書）、金頌清（中介袁氏書）、張蔥玉（中介張芹伯書）……這些古書文物界的泰斗式人物，甘當同志會洽購古籍的中間人，可見同志會在上海深厚的人脈網絡。正是有了這些可靠的中間人，鄭振鐸才能搶在書賈前頭獲得第一手貨源，確保書價的合理性。

另一方面，鄭振鐸搶救保全民族文獻，發生在侵華日軍的“虎口”之下，在這樣的高壓之下，鄭振鐸、陳乃乾、劉承幹等當事人的敘事必然存在一些“禁忌”與“失語”。當時出于安全考慮，鄭振鐸與張壽鏞、蔣復璁、徐森玉等人來往共四百多封信件，多以“某方”等模糊詞語指稱對手。由于日方文獻的缺失，過去研究者無法釋讀“某方”究系何方，從而使研究僅側重于“搶救”工作，無法凸顯鄭振鐸與敵“爭奪”的對抗性和危險性。我曾多次到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圖書館、日本國立公文書館、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憲政資料室、東京大學圖書館、東洋文庫等機構查閱戰時檔案圖書，通過中日雙方的史料對照閱讀，將“侵略者”與“被侵略者”兩種視角的史料加以比對，更加清晰看到鄭振鐸及文獻保存同志會諸同人所面臨的白色恐怖。

三、以書店為據點的情報工作

您在引言中說：“這是一場發生在上海的國際商戰，更是與敵偽爭奪情報的諜戰，歸根結底是一場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文化保衛戰。”為什么稱為“諜戰”呢？

吳真：文獻保存同志會在上海保全的許多文獻在戰時狀態下就是一種情報，而在日本方面，圖書的出版和“接收”整理也是日本在華情報工作的重要一環，清水董三（日本大使館一等書記官）主管的“中支建設資料整備事務所”，專事經濟戰略情報整理。清水董三曾親自到上海的中國書店去找鄭振鐸，還試圖通過一個當了漢奸的“朋友”來收買他。鄭振鐸一直以為清水董三只是“管文化工作的”，他有所不知的是，清水董三從1939年3月開始主管淪陷區的圖書情報工作，而且也是日本侵華特務機關“梅機關”的日方決策層之一。

鄭振鐸參與發起并實際負責的一個民間組織“復社”，在1938年秘密出版了美國進步記者斯諾的Red Star Over China（紅星照耀中國）第一個中文全譯本《西行漫記》，即刻引起日偽、租界當局和國民黨政府的密切注意。“梅機關”的機關長、汪偽最高軍事顧問影佐禎昭認為《西行漫記》是了解“事變以來取得了令人驚嘆的發展的共產黨”的重要文獻，特令日森虎雄將中文版翻譯為日文，作為“極秘”資料派發至各機關。復社因此被日偽視為上海租界最大的“敵機關”，各特務機關曾用了全力來追尋復社的蹤跡，直到1945年，始終未能明白究竟復社的主持人是誰。

地方志、古地圖、地理書等古代文獻是日本各機構特意摸查搜購的重點，因為清末以來，日本各軍方機構根據從中國搜羅而來的方志繪制了詳細的具體地域圖，從而為侵略中國提供了翔實情報。鄭振鐸深知此類文獻關切國防與國家安全，萬不能聽其流落在外，所以他秉持地方志和古地圖“逢見必收”的原則，1940年6月，通過中國書店介紹，同志會以四千八百元購入古今地圖共六百余種。這批地圖很快就在對敵作戰中派上用場。1941年11月1日，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事務所向中央圖書館發送急函，表示中國地理研究所急需程守中原藏地圖，請上海方面迅速打包，將這批地圖與第二批古籍精品一并運香港后，設法寄至重慶。

如果理解了“古籍即情報”這一層意義，我們才能明白清水董三、高倉正三等日本情報人員執著于追尋鄭振鐸蹤跡的原因，恐怕不僅僅是出于“粉絲”對于偶像的追慕。

現在的抗日影視劇，很少用舊書店作為場景，在您的研究中，舊書店是否曾經作為地下工作的活動場所呢？

吳真：我看一些研究稱，1927年，為了掩護地下工作，中共“特科”至少在上海設立了四處古玩店。其實舊書店或者古玩店，聯系著上海傳統社會中的富裕階層和知識群體，是探聽動向的好窗口。《暗斗》一書提到三個與情報工作相關的舊書店。

一個是鄭振鐸在1943年和耿濟之合伙開設的“蘊華閣”，由于兩人都沒有什么本錢，這家只有一間門面的小書店，一半賣舊書，一半賣文具。蘊華閣表面上以購銷古書、舊書為主，實際上成了鄭、耿二人與一些改名易姓的朋友們碰頭談天的地方，店頭也寄賣王伯祥、陳乃乾等朋友的舊書。耿濟之當時正在翻譯《高爾基全集》，這是日本憲兵隊嚴查的“敵性書籍”，他在蘊華閣靠近門口的窗戶下放了一張寫字臺，每天一邊照看書店，一邊寫作，還能隨時觀察門外的動靜。如果看到鄭振鐸等熟人來了，立即起身迎進；如果看到來的是一個不三不四的陌生人，立即從后門走掉，免遭麻煩。利用蘊華閣作為舊書買賣的掩護，蟄居中的鄭振鐸搜購了八百多種清人文集。

第二個是開在靜安寺大華商場的木簡書屋，店主范紀曼本來與中共隱蔽戰線“脫線”許久，1944年，在三方間諜“任庵”（《暗斗》第八章有詳述）幫助下，恢復組織關系，靠經營木簡書屋為掩護，為上海中共情報主管潘漢年提供情報。

第三個中國書店，我覺得更具有上海舊書店的典型性。陳夢熊《我淘舊書的經歷和故事》曾說：“在日偽統治時期，上海的舊書店里也會冒出對敵斗爭的硝煙。”這說的是中國書店之類的掩護鄭振鐸、幫助鄭振鐸搶救文獻的上海舊書店。1924年，金頌清在虞洽卿路（今西藏中路南京路口）大慶里開設了中國書店，專門經銷古舊圖書。由于經營得法，中國書店很快成為上海書餮們聚集的中心，“凡談書林掌故的，總要談到該書店，因該店專售古本線裝書” 。中國書店營業至1942年。是抗戰時期上海最大的舊書店，一天向外地發送郵包達到一千包以上。當時中國書店可說是上海“淘金窟”：人來人往的店鋪內，有前來淘書的北平書商，有前來購書的日本情報人員，有前來打聽鄭振鐸下落的日本密探，還有喬裝打扮的鄭振鐸，與北平書商比賽著誰捷足先登獲得珍貴古籍。掌柜郭石麒猶如《沙家浜》春來茶館的阿慶嫂，各方生意他都做，但是，抗日救亡的事情，他在暗地里做得尤其多。

正是出于對中國書店長期以來合作關系的信任，鄭振鐸把文獻保存同志會所搶救古籍的包扎郵運，都托付給了“極為慎密可靠”的楊金華（中國書店伙計）。放眼“孤島”時期的上海，也只有中國書店具備如此強大的貨運能力。中國書店是外地書商到上海搜書的集散地和中轉站，該店還有一項為外埠客人訂購書籍并郵寄上門的業務，雖然1941年6月的上海租界已經岌岌可危，但是作為上海書市集散地的中國書店卻照樣熙熙攘攘，每天向各地發送幾千件郵包。最熱鬧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正是在中國書店，三千二百余部善本古籍，被包扎成兩千七百九十余件郵包，在兩個月的時間內，從敵偽的眼皮底下，瞞天過海，陸續運抵香港。

民國時期的郵包，鄭振鐸等人搶救的古籍就是通過郵包方式郵寄到香港

在日軍的重重封鎖之下，最后打通一條隱秘的“孤島書路”的，仍是中國書店這樣的民間商業力量，還有鄭振鐸這樣的布衣書生。這是我認為上海“文化抗戰”非常了不起的地方，復社、“星六會”“星二會”等民間團體，“開明文人”等朋友圈，中國書店、來青閣等舊書店，這些民間組織解決了“孤島”上發生的許多重大事件，填補了國家力量休克時期造成的臨時真空。隱蔽的相互幫扶帶來的團體感與親密感，也緩和了危機面前人們的彷徨和痛苦。這些民間團體的存在，是對占領者的一種隱形挑戰。

正如鄭振鐸在《記復社》一文中說，復社所代表的是“‘自由上海’的各階層‘開明’的與‘正直’的力量”，我想，鄭振鐸的搶救文獻事業，正是在這樣的民間互助中獲得了力量與支持，才對人類的書籍文明產生了那么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