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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9月3日，重慶舉行慶祝抗戰勝利大會

我們從竹片泥巴房一下子搬到了新樓房里，好似在夢境中一般。我不時擰一下自來水龍頭，又按一下電燈開關，有水有電的日子真好啊！

“回家！回家！！”

1945年，父親從英國回到母校上海醫學院（當時已內遷重慶）報到并擔任教職已有4年了。他和5位年輕人一起，在歌樂山建立了藥理實驗室，一心想為重慶缺醫少藥的大量瘧疾患者盡一份力。他們專注于研究工作，除了從國外同行寄來的縮微膠卷中得知一些自己科研領域的進展外，對世事了解甚少，但其論文卻被發表在國際一流的《科學》和《自然》上，這一切更激發了他們的工作熱情，對其他事簡直有些不聞不問。8月8日，小組中唯一被大家認為是消息靈通人士的王進英，沖進實驗室興奮地宣布，兩天前的8月6日，美國在日本廣島投了一顆原子彈！這消息引來極大振奮，大家紛紛議論，這下鬼子要撐不住了，最好再多扔幾顆，讓它快些完蛋！果然，幾天后的一個夜晚，衛生實驗院的羅叔叔來我家告訴父親：8月9日，美國在長崎又扔下一顆原子彈！8月15日天皇宣讀詔書正式向中、美、英、蘇宣布投降！現在歌樂山頂的廣場上正在慶祝呢。我們聽了高興得跳起來，隨著羅叔叔往山上奔去，這時山頂廣場上已聚集了一大群人，我們也加入了這個又唱又跳的隊伍，不時還和大家一起歡呼：“回家啰！”狂歡的人群直到凌晨方散，各自回家睡覺。

接下來是9月3日的重慶慶祝勝利大游行，整個重慶一片歡騰，重慶的“下江人”想的是回家！回家！！大家討論的是如何復員、如何離開重慶。生物化學講師陸明感嘆地說：“來重慶已4年多了，住的是竹子泥巴房，睡的是竹篾床，燒的是大灶，用的是大水缸，這些都帶不走了，只好拎個箱子回上海，再創家業吧。”旁邊有人反駁道：“你來時光棍一條，現在是三口之家榮歸故鄉，你還虧啦？”說得陸明也笑了。

首批返滬

上醫首批返滬的是朱恒壁院長等人，朱接到教育部緊急通知，攜王鵬萬副教授飛滬，接受日軍的投降交權，收回院產，籌備復員。我母親因擔任院長秘書，也隨朱等于9月底回滬。她在動身前夜和父親一同來到我的小床邊，為我拉好被子后，就坐在旁邊一條長椅上輕輕地談話。我知道母親明天一早要離開我們，而且再也不回重慶來了，心里害怕，睡不著，生怕一覺醒來母親不見了。我躺著不敢動彈，悄悄聽他們說話。在黑暗中聽到父親的聲音：“那我和阿中要孤零零在這里至少住到明年9月才能和你團聚了！”母親說：“你們籌備研究室遷滬要這么長時間啊？不能再抓緊點嗎？”父親回答：“有一個課題的實驗室工作和動物觀察還需要5個月才能結束，實驗條件不可以中途變換，必須等這些工作完成后才能把攤子拆掉。這個課題的主要負責人是周廷沖，論文應該由他來寫。他已主動提出留下，完成課題再走。還有一人自愿留下準備研究室遷滬，你猜是誰？”母親脫口而出：“王進英？”父親笑著說：“正是，他不愧是我們的老大哥。遇事總為大家著想。其他3個就可以及時回去了。這4年我們合作得很愉快，復員后他們希望能調在一起工作，做出更大成績來。這就要看領導的意思了。”母親嘆息道：“我真不知道在你心里，我和你的藥理學，哪一個分量更重？”父親著急地回答：“還有誰的分量能和你比嗎？”接著他用平靜的口吻說：“你是我此生最愛的人。藥理學是我的生命追求。你一直在幫我一點一滴地完成這種追求，知道我有多么幸福和感激嗎！”

他倆又輕聲談了許多，我卻安心地睡著了。

第二天母親走了，父親比過去更忙了。每天早上他還得幫我梳辮子，看我穿戴整齊后才去上班。中午他也要加班，只好帶飯去吃，飯匣是我幫他準備的，是米飯、茶葉蛋、醬瓜和一個橘子。晚上他盡量準時回家。這時，每天來為我們買菜做飯、洗衣做清潔的周嫂早已回去了，我把兩個人的碗筷飯菜放在桌上，等父親一回家就好吃飯，吃飯時我把這一天的所有“大事”都告訴父親，還發表感想，父親聽得很認真，也發表感想。他也講一些研究室的事情，譬如動物房里一只叫小花的狗生了3只狗崽，工友老陳特地為小花燒肉湯進補，等等。我聽了馬上決定明天早上要跟父親去研究室，然后請老陳帶我去看小花和它的狗崽。這些日子我沒上學（我本來已進了圣光中學附小住讀，暑假里發生了日本投降這樣的大事，學校正忙著復員遷校，新學期延緩開學），已經悶得慌了。

一家團聚

父親的研究室遷滬籌備工作終于完成了！現在輪到我和父親回上海了！在我們返滬前，發生了兩樁慘案：1946年8月，兩架自重慶飛滬的飛機相繼墜毀，據說是因為飛機太舊了。接著就是上醫為將物資運回上海，包了一艘木駁船由輪船拖帶到上海，不料到云陽時突然起火燃燒，卒告沉沒。雖然人員全部被救，但載運的公私財物損失殆盡。據說因七十多臺顯微鏡沉入江底，上醫曾一度開不了課，父親還寫信向海外校友募捐，呼吁幫母校渡過難關；他自己和一些在國內的校友，也抽業余時間兼職教學，將所得捐給母校。

1946年夏，滯留重慶的上醫人員紛紛返滬，不少人僥幸買到船票回了上海，我們沒買到，但有幸登上一架軍用運輸機。沒有座位，大家席地而坐，所幸平安抵滬。當飛機降落后在跑道上滑行時，大家不由得歡呼：“上海！！”上醫派車到機場接我們，母親從車上下來，看到父親向她走來，眼淚就出來了。她用埋怨的口氣說：“一連墜毀兩架飛機，你們還坐飛機回來啊？知道我有多害怕嗎！”父親憨厚地回答：“不是想早點闔家團聚嗎？”

搬進新家

我們被上醫分配入住市政府路（后改名平江路）外交大樓院內十幢小樓中的第九幢。那里有十幢小樓，分兩排，一律朝南，兩上兩下，帶頂層閣樓，門前有一小塊由竹籬笆圍成的小花園。靠院大門的小樓為1號，由肺科吳紹青教授入住，2號為內科錢教授，3號是生理科的徐豐彥教授，4號為病理科谷鏡汧教授，5號是林國豪教授，6號是內科林兆耆教授，7號是五官科王鵬萬教授，8號是胸外科黃家駟教授，我家住9號，10號是外科沈克非教授。我們從竹片泥巴房一下子搬到了新樓房里，好似在夢境中一般。我不時擰一下自來水龍頭，又按一下電燈開關，有水有電的日子真好啊！父母親趕緊把他們父母和我妹妹接來同住，外公已在上海淪陷期間去世，剩下的3位老人總算團團圓圓過上了幸福的晚年。

搬入新居，首先缺的是家具，我們的床和桌椅都是公家在接收敵產時分到的家具，隨后就借給我們使用，雖然陳舊簡陋但還實用，各家都如此，也就不覺寒磣了。那時也有不少僑民離開上海，寄售商店里舊貨很多，還比較便宜，母親去買了許多椅子，還有一架舊鋼琴！這使我萬分欣喜，從此，我和妹妹就跟著鄰居王鵬萬醫師的夫人學鋼琴了。在這之前，我經常隔墻聆聽沈克非夫人彈鋼琴，不敢相信一向嚴肅的陳翠貞教授能彈出這么美的音樂來。沈克非當時是中山醫院院長，是出名的嚴師，其實在日常生活中他是個幽默風趣的人，還熱愛小動物。每天傍晚他下班后從中山醫院走回家時，他家養的一只灰母雞就急匆匆奔上前去迎接，一面咯咯地叫，并湊上去接受主人的輕拍愛撫；吃晚飯時，一只貓咪神氣活現坐在飯桌上，把沈克非含在嘴邊的蝦輕輕銜到自己嘴里，它的主人樂得直夸貓咪動作精確是個天才。當時好萊塢電影盛行上海，我們這些初中生都挑一個自己敬佩的演員然后宣布做他（她）的影迷，父母反對我和妹妹去做什么影迷，但沈克非卻認為這也是人生一段經歷，他雖然沒時間看電影，卻選了“多羅西拉莫”，要當她的影迷，還把她的照片貼在床頭的墻上，使他的夫人感到十分別扭，幸好照片紙張逐漸蒙灰并泛黃，他家的阿姨就此把它掃除了。

大院人情

我們住的大院內有一片廣場，白天有孩子在踢球。晚飯前，大人們會走出家門，站在廣場上聊聊天，雖然時間很短，但能簡單交流并放松身心。一般5號到10號的人容易相聚，對面一排小樓因距離較遠，除了2號里錢教授偶爾找我父親談事，其他人很少過來。我們這一排小樓中，8號的黃家駟教授很少出來，當時他正在中山醫院和中國紅十字會第一醫院（今華山醫院）創建胸外科，日夜繁忙，夫人身體虛弱，兩個孩子都患嚴重哮喘，因此他還得管點家務，忙得他神志有點恍惚。一天他家來了個客人，熱得一頭汗，黃家駟教授忙從冰箱里倒了一杯冰水給他。客人喝下一大口，突然皺起眉頭說：“這水不對頭！”主人趕緊檢查，才發現是一瓶DDT溶液錯放進冰箱里了，馬上送中山醫院急救。這事鬧得沸沸揚揚，大家都來關心筋疲力盡的黃教授，我媽媽幫黃太太找了個小保姆，幫著做家務并照顧兩個孩子，林兆耆教授還來對黃太太的病進行診治，連吳紹青教授也自告奮勇為兩個哮喘孩子設計新的治療方案，這才把黃家駟從家務中解放出來了。從此他偶爾也來參加晚飯前在廣場的短暫聚會。其實這個大院內匯集了多學科的醫藥專家，有些事不一定要跑醫院跑有關單位，廣場上相互請教就解決了。我媽對此利用得有些過。我家貓咪喉嚨里卡了一根刺，痛苦萬狀，我媽就抱了它到廣場找王鵬萬醫師求治，等王醫師回家找到額鏡和鉗子又把小貓固定起來就花了近一個小時。刺被順利拔出，醫生的手被小貓抓出一條血痕。媽媽十分感激，請王鵬萬夫婦來我們家吃外婆做的酒釀湯圓。王太太當時已是我和妹妹的鋼琴老師，兩家的關系親近了不少，只是小貓見了他倆總是沒命地逃。

1946年還來了“美國救濟總署”，按戶分配一些生活用品。我和妹妹都穿上嫌大嫌長的舊呢子大衣，吃壓縮餅干，給捐贈這些東西的美國孩子寫回信。那段時間，我們的英文長進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