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長調》:在行走中深入歷史與地域
《黃河長調》是一部厚重的行吟之書,它既是地理的史詩,又是心靈的獨白,既是歷史的回響,又是現實的切片。它也讓我意識到,通過長卷去展示詩性空間的同時也能折現自我的內心世界,兩者既并行不悖,又相互纏繞。
行吟詩自然跳不開行路中的一站又一站,涉及自然風光,人文風情,歷史鉤沉與傳說。詩人在出發前,必須作相當的文案功課,從中確立行走路線以及沿途的停留方式和關注重心,這功課絕非簡單的行程規劃,而是一次精神的預演與知識的奠基。它要求詩人提前潛入歷史的塵埃,觸摸地域的脈動,在紙上勾勒出一條不僅是地理的更是精神的、情感的、詩學的“預行路線”。而更為關鍵的是,詩人行走的使命不是探險或觀光,而是懷揣秘密的心事:行萬里路,寫萬行詩。這是生命力的投入,更是心智的產出。
詩人一路走一路被自然和異域風情所“融化”,這“融化”是靈魂的敞開與重塑,是詩人卸下都市的盔甲,讓高原的風、戈壁的沙、草原的雨浸潤肺腑,直至與萬物同頻共振;詩章或許邊走邊寫,但歸來復盤時,全書才能一氣呵成。李立九個月的行程,內心既有恒定的溫度也有驚悚與落魄,這構成貫穿全書的氣息,他的內心有另一條“黃河”,它同樣源遠流長,同樣泥沙俱下,同樣有九曲回腸的迂回,它是詩人個體生命體驗與民族意識交融的河床,承載著個人的孤獨、時代的困惑、歷史的回聲以及對生命本源的追問。
從全詩來看,不同的地域記述采用了同一種敘述風格,并沒有采取不斷“變調”或相異詩體的手法,保持了強勁的整體性和統一性,關鍵是,作為讀者一節節讀下去,自然隨著詩人的“吟唱”行走,盡管大部分地方我們或許沒去過,卻有似曾相識之感。這也是一首沒有起點也沒有終點的詩,你可以從任一章節出發,也可以在任一處結束。必須指出,李立詩中對一座孤峰或清流描述時,他著重的不是“拍照”而是“攝影”,這是內心情感、認知、生命和現實的投射,在一派純簡與質樸中給予人生的許多答案。
《黃河長調》的信息量是驚人的,也是節制的。當然,李立的詩沒有對一路風光作過多“象征性”的詩化處理,而是堅定“寫實”,作為一部“萬行詩”,他的選擇是明智的,近二十處不同風光的意象式描述反而會讓與自然的對話變得不那么可靠。李立詩歌傾向于明快與直截了當,這是他的個性也是他遣文造句的力道。他同時是激情的、有胸懷的,不然如此宏大場景的鋪排注定會無法安放。他在每一章的某幾個“轉合處”,往往會在平靜敘述中果斷加速,如一個情感“爆發點”,讀者也會跟著熱血沸騰。他的每一章節都會有一個主線索,實際上就是詩人“走進”每一處時雙眼和心靈初始接觸的點。如《極邊第一城》,詩人是從“翻越高黎貢山的石頭古道”進入的,于是從這條古道說起,從“生存之道”展開至命運的探討,轉至對“石頭”特別論述,又因為當地人生活與石頭的特殊關系展開對山石的哲思,將“詩與思”推至極限。可以說,這一章是一首完整的有關石頭“宇宙”的詩,相互鋪墊,轉合自如,前后關照,突顯了詩人筆力的蒼涼沉雄。
作者充分利用長詩創作中自由度廣的優勢,筆峰和意象的游走不拘一格,但不代表詩人對文字的簡約性沒有關注。《黃河長調》雖長至萬行,二十多個題材,卻始終顯示了通盤把控力,李立在寫作中或許曾做過多次修改,把多余的枝蔓刪除了。值得注意的是,李立是激情四溢的,但當他靜心打理長篇巨制時又顯示了沉靜與耐心,形成了細微處冷靜、全詩抒情的風格,甚至他窮盡了當代詩歌中多種抒情元素的可行性,情感成熟、豐盈但不外溢。他堅執地照著現實寫而非吟詠,見到什么、想到什么就寫什么,用語言跳躍和翻轉說出他想說的,毫無保留地和盤托出。所以他的抒情是寬闊而又細膩的,盡管情緒指向是多解也無確切內涵的,但他內心既孤獨又壯烈的“空疏感”讓讀者強烈感受到了。
如果我們將他的詩句置于恢宏又幻變的時代背景下,會發現他無意中確立的情感坐標以及清晰呈現的歷史想象力,所以從他的萬里行程可以斷定,這是他的思索之旅或曰人生修行之旅。在這部長詩的創作過程中,詩人的人生也發生了多個事件,將人生旅程與萬里河山行比照起來,我們就更能理解作者創作這部長篇的初衷,感受他的勇氣、“野心”、修為、哲思與巨大的“吞吐力”。
(作者系詩人、詩歌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