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有三個箱子：一個鐵皮箱，墨綠色；一個紙皮箱，棕紅色；一個小牛皮箱，橙黃色。都是父親年輕時候買的，跟著他顛沛流離，一直到北平和平解放，到我們幾個孩子長大。三個箱子，兩大一小：鐵皮箱和紙皮箱大，裝衣服和被褥；小牛皮箱小，裝我家的“金銀細軟”。所謂“金銀細軟”，不過是那個年代的糧票肉票布票等各種票證，還有戶口本副食本，和父親每月70元的工資。

1952年秋天，姐姐不到17歲，去內蒙古修京包線鐵路，沒有想起要帶走兩個大箱子中的一個，只是拖著行李卷，背著個背包，離開了家，離開了北京。

1967年冬天，弟弟剛滿17歲，去青海油田，也沒有打那兩個大箱子的主意。父親給了弟弟十元錢，讓他到前門大街的竹木器商店，買回來一個竹箱，這是父親早就“偵察”過的結果，父親沒有舍得騰出自己那兩個大箱子中的一個，讓弟弟裝他新發的工作服和被褥。

1968年夏天，我21歲，去北大荒，父親破例讓我用那個鐵皮箱裝行李。但是，我還有那么多書，都是讀中學時候節省下錢，一本一本買回來，燕子銜泥一般，好不容易積攢下的，想都帶走。父親看我擺弄著那些書，看出我的心思，騰出了那個紙皮箱，幫我把書一本本裝進去。我看出父親猶豫之間的舍與不舍，第一次，感到對家里默默存放這么多年的箱子，存有的感情。

這個外表裹著棕皮，涂了一層厚厚棕紅色油漆的紙皮箱子，很結實，馱著滿箱沉甸甸的書，到北大荒，竟然沒壞。打開箱蓋那一瞬間，同伴們十分驚訝，因為誰的箱子里也沒有滿滿一箱子的書。由此，有人戲謔地給我起了外號“肖箱子”，取“瀟湘子”諧音，拿我打镲。我心里明白，這是父親對我的偏愛。家中的孩子，因為我的學習成績最好，最愛看書。在父親傳統的觀念里，還是根深蒂固覺得“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但是，那時候，我只顧自己的書，就那么理所當然地帶走了兩個大箱子，沒有想到，父親把家里的兩個大箱子都給了我，家里的衣物該放在哪里？

流年似水。

1974年春天，我從北大荒調回北京當老師，又把那兩個大箱子帶了回來。鐵皮箱，還是裝衣服被褥等行李；紙皮箱，還是裝著滿滿的書。從北疆邊陲那個叫福利屯的小火車站，箱子慢件托運，一路千里，沿途在佳木斯和哈爾濱轉運，顛簸到北京，鐵皮箱安然無恙，紙皮箱已經散了架。想它跟隨父親大半生，跟隨我到北大荒六年，風雨兼程，也算是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1978年，我考入大學，母親住姐姐家，我住校，家的屋子空了之后，借給一位年輕的朋友結婚暫住。屋子不大，年輕人比我講究，嫌屋里的東西太多，過于擁擠雜亂，便把又破又舊的鐵皮箱搬到屋外。四年后，大學畢業，我回家一看，鐵皮箱不見了。那里裝著的倒不是什么寶貝，卻是我讀中學和在北大荒寫的幾大本日記，一部三十萬字的長篇小說稿，寫滿厚厚一千多頁稿紙，還有高中三年女朋友寫給我的信，以及兩地分居時我和妻子相互寫的全部信件。我忙四下尋找，遍尋屋子的角角落落，都沒有找到。最后，在院子一角發現，經過四年的風吹雨淋，鐵皮已經漚爛，箱子里的紙頁，成為一灘爛泥。那時候，我心里有些埋怨那位年輕的朋友。

幾年之后，1984年，我搬家住進樓房，三個箱子，只有小牛皮箱還在，隨之一起搬進樓房。以后幾十年，陸續幾次搬家，新東西不斷增加，舊物不斷遺棄，那個曾經裝有我家生活乃至生命必需的小牛皮箱，不知什么時候不經意間丟掉了，失之交臂，竟然麻木得毫無知覺，想都想不起來了。想想，那是父親留下的最后一件寶貝，不是也被我棄之一旁了嗎？自己都不曾珍惜，又怎么能怪朋友呢？埋怨那位年輕朋友時，曾想起過茨維塔耶娃的詩：“在我們之間還隔著一個自然段，整整一段。”其實，我和父親之間，同樣隔著一個自然段，也是整整一段。長長的一大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