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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

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1938年10月，日軍侵入廣東大亞灣，中山大學的師生們在日機轟炸下，走上顛沛流離的搬遷之路：羅定、澄江、坪石、梅縣。

臨近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80周年紀念日，我們回顧歷史，來看中大在民族危亡之際，對精神文脈的堅守和和傳承。

流亡的課桌：中山大學抗戰往事

聶作平

從羅定到澄江

正當中大緊鑼密鼓地按計劃實施第三期工程時，鄒魯已經身在重慶。他無時不關心中大——既關心工程進展，更關心日益危急的華南局勢。

七七事變后，日本全面侵華。國難當頭，中大的建校經費停發了，第三期工程未完工者也一律終止。

1937年8月，日機開始轟炸廣州。從此直到廣州淪陷，日機對廣州的轟炸歷時一年多，在廣州市區投彈兩千六百多枚，炸死一千四百五十六人，炸傷兩千九百二十六人，炸毀房屋兩千余間。中大石牌本部和文明路校區也多次遭到轟炸，死傷十余人，校舍炸毀多間，圖書儀器損失慘重。

尤為艱苦的是，由于石牌地處廣州城東南郊，從海上飛來的日機進入廣州前，必從石牌掠過。跑警報便成為師生們的家常便飯。

遠在重慶的鄒魯一面安排將貴重校產打包，一部分運到香港，一部分運到其他相對安全的地方；一面開始籌劃內遷。

最初，內遷目的地定為廣西；及后，由于種種原因，內遷計劃未及實施就終止了。

中大繼續留在一日數驚的廣州。耳畔是隨時可能響起的尖利的警報，頭頂是隨時可能飛臨的黑壓壓的日機，坊間是不時傳來的真真假假的戰爭消息。隔三岔五的休課中，中大師生艱難地度過了1938年的前九個月。

到了1938年10月，終于非遷不可了。日軍從惠州大亞灣登陸，直撲廣州。

10月19日，中大師生已經能聽到從東邊傳來的隱隱約約的炮聲。離別石牌的時刻到了。這一天，中大動手將此前沒有轉移的校產——圖書、儀器、設備、教具、試劑搬到臨時雇來的一條條船上。20日半夜兩點，教職員工及家屬們面色悲愴，帶著大大小小的包袱，登上了停在珠江碼頭的客船。

在嶺南，東江、北江、西江及眾多支流構成的珠江水系呈扇狀流淌，兩廣地區河流縱橫交錯，水運十分發達。

中大師生內遷的目的地，就是珠江流域的一座小城：羅定。

如今，從石牌到羅定約二百五十公里，行車不過三小時，但中大的船只，走了好幾天——一者，逆水行舟；二者，屢遭日機掃射轟炸。

一周后，船上的中大人終于望見了瀧江之濱一座高聳的塔。在那個大多數建筑不過數米高的年代，幾十米的塔鶴立雞群。很多年后我走進羅定時，塔還是那座塔，只是已經很不起眼了。對岸，是瀧江上的古碼頭大埱頭。漫長而危險的航程終于結束了。

盡管曾做過管轄周邊的州城，羅定其實就是典型的不發達縣城的模樣，尤其老城區，民房大多古舊破敗。唯一讓我驚訝的是羅定學宮，即羅定文廟。這座清朝年間的建筑，修繕完整，面積廣闊。學宮門前的墻上有一塊銅牌：國立中山大學辦學舊址。

中大來到羅定，房舍寬大且又屬公共建筑的學宮，幾乎是必然要征用的。

經過羅定學宮西側的停車場，順著一條曲曲彎彎的小巷走上百十米，是一家家具廠。當初，中大來到羅定，如今的家具廠還是一座由廟宇改建的學校。中大把學校總辦事處設在了這里。在學宮與家具廠之間，一座座三四層的房舍雜亂無章地矗立著，其中一棟中西合璧的青瓦樓房，是一家酒廠。幾十年前，酒廠系云龍書院校舍。中大到來后，鄒魯等人就居住于此。

在《羅定市教育志》中，中大農、醫、法三學院安排在城內，借用了羅定學宮、民眾書院以及羅定中學；理、工兩學院安排在城西五十里的大灣；文、師兩院及圖書館和研究院安排在城南七十里外的羅鏡鎮；附中安排在瀧江對岸的文塔附近。龐大的中大只得如此委屈地化整為零。

中大遷羅定，主要出于幾個方面的考慮：一是羅定地理位置優越，處于廣東通往廣西及云南的交通要道上；二是羅定物產豐饒，物價低廉；三是鄒魯與當地軍政界關系密切。

然而，事情并非想象的那么簡單。首先是校舍極其緊張。羅定本是一座小城，除中大要全校遷入外，還有另外多所學校——廣東省立文理學院、省立藝術專科學校、省立仲愷農校、私立廣州大學、華僑中學、金陵中學、國光中學、長城中學，以及澳門雨芬中學也要遷入。其次是外來人口激增，物資立即緊缺，物價連續上漲。一度，羅定縣政府要求每家居民每天至少要吃一頓雜糧，以減少大米消耗。最后，羅定距離廣州只有二百多公里，萬一日軍繼續西進，羅定也將失守。

無奈之下，中大只得放棄羅定，另選新址。

一度，中大考慮遷往西距羅定五百多公里，地處中越邊境的廣西龍州。這一設想很快被否定。另一個更遙遠，相對更安全的小城進入決策者視野。

抗戰爆發后，隨著北方和東南國土失陷，大批高校內遷。內遷之地，主要集中在四川、云南、貴州。唯有山遙水遠的西南地區，還能暫避敵軍鐵蹄。尚在斟酌是否遷往龍州時，猶豫不決的鄒魯給一個叫鄧孝慈的人拍了一封電報，征求他的意見。

鄧孝慈，云南鹽津人，曾任云南政法學校校長及李宗仁第四集團軍秘書。1927年，鄧孝慈南下廣州，受聘為中大法學教授。鄒魯重掌中大后，鄧出任法學院院長。廣州失陷前，他回到昆明。接到老上級電報后，鄧孝慈立即找同樣在中大法學院任職的吳信達商量。吳信達系云南澄江人，熟悉澄江諸種情況，遂向中大推薦了此地。

從廣州前往澄江，按當時交通條件，有兩條線路可選。一是陸路，一是海路。

陸路，即從廣州乘粵漢鐵路火車到湖南衡陽，由衡陽轉剛通車的湘桂鐵路衡桂段到廣西桂林；從桂林坐汽車至宜山，由宜山北上貴州，經都勻到貴陽；從貴陽到昆明后，先坐火車到呈貢，再騎馬或驢到澄江。

海路，即從廣州或汕頭、澳門等地到香港，從香港坐船到越南海防，由海防轉滇越鐵路經河內和老街，在河口入境至昆明。

為了方便師生，中大編印了一本小冊子，叫《赴滇指南》。同時，分別在香港、龍州、同登、海防、河內、昆明幾個師生們陸路或海路的必經之地設立辦事處。

從1939年1月30日到2月28日，一個月里，上千名中大師生，從廣東各地出發，前往那個此前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從沒去過的小地方：澄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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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節選，全文可訂閱《花城》2025年04期

【聶作平，男，1969年生于四川富順。曾從事過企業秘書，報刊編輯等職業。現居成都，從事專業寫作。已出版著作50余部。主要有長篇小說《自由落體》《長大不成人》《青山夕陽》《化蛹為蝶》。隨筆《1644：帝國的疼痛》《皇帝不可愛，國家怎么辦》《歷史的B面》《歷史的恥部》《天朝1793-1901》《紙上城堡》《一路鐘情》《一路漫行》《大地的細節》《天地沙鷗：杜甫的人生地理》《此情可待：李商隱的人生地理》《尋秦記》《山河做證》；15卷通史《少年中國史》；詩集《靈魂的鑰匙》等。主編有《中國第四代詩人詩選》。部分作品譯為外文。擔任多部紀錄片撰稿或總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