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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戰爭題材兒童小說《虎羊符》的作者黃國榮是一位卓有影響的軍旅作家，寫過很多展示中國軍人風采的作品，這次他將講給成年人聽的故事講給孩子們聽。今天的孩子們生活在和平年代，像公園里美麗的花朵盡情開放。但我們國家曾經遭受過外來侵略者的蹂躪，中國人民經歷了長年艱苦卓絕的英勇抗戰，趕走了侵略者，國家才一步步走向富強繁榮。這段歷史不能讓孩子們忘記。抱著這樣的使命感，黃國榮寫下了一群十來歲的孩子在抗日戰爭的烽火年代是怎樣生活和成長的。

小說開篇呈現了戰爭的嚴酷場景。鄭漢松、鄭漢柏兩兄弟和小妹妹程丹梅為躲避侵略軍，被迫跋涉在崎嶇的山路上。他們的父母都是八路軍，正與日軍進行殊死的戰斗，孩子們親眼目睹父母在戰場上的壯烈犧牲，萬分痛苦。三個孩子在老八路隋德明和偵察班長譚瑞林的護送下，歷經日軍追捕、隋德明犧牲等磨難，最終抵達“黃埔子弟學校”。這所學校是專門為烈士遺孤而設立的，來到這所學校學習的孩子，他們的父母都在同侵略軍作戰時犧牲了。這些孩子年齡、性格不一，有的還不能獨立生活，有的在戰火的刺激下變得孤單冷漠，但他們都懷著對侵略者的刻骨仇恨，要為自己的父母報仇。正是這一共同的情感使他們逐漸相互了解、相互幫助。孩子們在這所特殊的學校里，經受到戰火的洗禮，接受知識的教育和能力的訓練，變得越來越堅強，長大后各自走上不同的戰斗崗位：有的加入八路軍129師，有的成為飛行員，有的成為潛伏在敵人陣營里的情報工作者。在新中國成立之際，這些孩子們在勝利中重逢。

作品的成功首先在于在題材的選擇，抗日戰爭中發生了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烈士遺孤的故事更適合也更應該講給今天的孩子們聽。更為巧妙的構思是關于護身符的設置，呼應著標題“虎羊符”，這是鄭漢松的母親汪一君在臨死前專門為孩子準備的兩個護身符。汪一君精心繡制了布老虎和布綿羊，她把布老虎交給了兒子鄭漢松，把布綿羊交給了程丹梅，然后鄭重叮囑三個孩子從此要以兄妹相稱，叮囑他們千萬不能丟了這兩個護身符，因為這是他們以后相認的憑證。虎羊符作為重要意象，貫穿在情節發展之中，既是親情的信物，也是歷史記憶的載體；既是孩子們的護身符，也是兄妹情誼的憑證，更是革命信念的象征。虎羊符串聯起分離與重逢、個人命運與民族大義，成為了貫穿全文的情感與主題的紐帶。

布老虎和布綿羊是兒童能夠理解的具體物象，當這兩個具體物象作為護身符在小說中出現時，無形中就將抽象的家仇國恨移植到具體的物象里，使其承載著沉重的情感寄托。程丹梅丟失了布老虎，不僅是女孩子丟失心愛之物的焦慮，還包含著烈士的囑托、哥哥的信任，護身符讓愛國主義、責任擔當、相互幫助等抽象理念變得具體可感。布老虎和布綿羊還分別對應著兩個孩子的生肖。鄭漢松屬虎，程丹梅屬羊，汪一君是根據孩子的生肖專門為他們定制的。黃國榮借用生肖文化的寓意實現了烘托人物性格的目的。鄭漢松屬虎，老虎的“勇猛”與鄭漢松的成長軌跡相呼應——從最初沖動的少年到后來有擔當的戰士，他始終以“虎”的韌性和威猛面對磨難；程丹梅屬羊，綿羊的“溫順”與“柔中帶剛”，暗合她從依賴到獨立的成長，最終成為堅定的文化戰士。護身符的構思打通了故事的經絡，既讓傳統民俗的象征功能護佑著孩子們穿越戰爭的兇險，又通過革命斗爭的現實性賦予其“親情契約”“革命信念”的嶄新意義。作品對護身符的巧妙借用，使傳統文化元素與敘事需求深度融合，既增強了故事的真實性與感染力，又讓民俗符號成為承載人物情感與主題思想的重要載體。

（作者系沈陽師范大學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