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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江西長篇小說創作，帶有強烈的贛鄱地理環境色彩及文化特征。地域文化是真切反映出人民需求的根性文化，更是克服創作同質化弊端的民族自信與文化自信的來源。江西自古以來就是物華天寶、人杰地靈的文化大省，在與不同文化的互鑒中，贛鄱地域文化釋放著強大的時代張力。德國詩人荷爾德林曾說：“人類的出路在于重返故鄉。”[1] 2024年長篇小說創作以書寫贛鄱大地為標識，以瞬間的敏感和沉淀的力量，在人間煙火的堅實中勾勒文化自信的詩和遠方。

一、新古典主義市井寓言中的魔幻現實敘事

程維所著《長安故事集》（百花文藝出版社，2024年）共有六十五個短篇什，其中長安是敘事的樹干，潛伏于眾多稗官野史之中的唐朝奇人逸事構成故事紛亂的枝丫。他們分別是：即將離別長安的阿拉伯商人，要將長安最珍貴物件——長安的月亮帶回家鄉，在客居長安的異國人眼中，長安的月亮與家鄉不同；夜行的食夢獏與造夢師，他們相生相克又唇齒相依；釀造并販賣忘憂酒的釀酒師；照亮暗夜的白馬；牧神混在長安平康坊跳胡旋舞，疏忽大意中現了原形，飄飛的衣袂之下是來不及掩藏的羊蹄。當然，會跳胡旋舞的不僅僅是從草原羊群中逃逸出來的牧神，還有安?山。這個體格肥碩的胡人，在旋轉時仿若是一道幻影，迷倒了宮廷中的美人和皇帝。楊貴妃在安祿山的叛亂中香消玉殞，徒留下疲憊而衰老的老

郎君沉淪在人間，命運早已設定好了一切，人生無從選擇。老郎君在長生殿中追問情人魂歸何處，他給愛人寫了一封又一封的信，委托形影相吊的高力士寄出。高力士也同樣老邁。一個人是另一個人的影子，老郎君憐憫起自己衰朽的容貌和身體，耽溺于被世界拋棄的深深憂傷之中。

《長安故事集》是繼寫作長篇小說《浮燈》之后，程維再度嘗試的藝術創新：打破傳統敘事的桎梏，以更為先鋒的姿態探索小說的可能性。《長安故事集》有著魔幻現實主義復雜的敘事結構，但每一篇什又沿襲了新古典主義市井寓言的敘事傳統，將新古典主義的理性、秩序與道德理想注入市井生活的煙火氣中，敘事風格簡潔明了卻又意蘊深長。每一篇什仿若花瓶上各不相同的碎片，每一碎片上的花紋和圖案則是與另一碎片銜接的密碼與暗號，讀者在拼圖般的閱讀體驗中重構故事的全貌。作者用瑰奇的想象和戲劇對白般凝練的語言重構長安城邦。在每一個字、詞、句中，長安被延展得宛若鄉愁，無窮浩渺。然而，長安又微小如隱匿在光線中的塵埃，不時落下，乍看是灰塵，細看卻是人的命運。《長安故事集》采取的是非線性敘事，從邊緣人視角切入，他們的漫游串聯起長安的褶皺空間。在繁榮富麗長安的另一面，宮中鼓樂和歌聲綿延不絕，權勢煊赫的虢

國夫人垂青于昆侖奴。她的故事可媲美《茶花女》，無關乎愛情，卻處處渴望被愛。羽林軍總管怔忡于不斷更新的戰情中，惶然不知所措。豫章城當代畫家黃秋園突兀地出現在關于古長安的故事集中。歷史縱深與當代生活互為鏡像，伴以凝練的節奏感和陌生化比喻，荒誕解構了宏大敘事，互文性寫作制造的錯位感模糊了虛實的邊界，使得文本既真實又神秘莫測。讀者可從任何一個篇章開啟閱讀。每一篇什都像是從長安舊城墻剝脫的舊城磚，是一座過往城市的挽歌和千年嘆息，蘊含著洞穿過往、現在和未來的哲思。

程維以詩性語言營造歷史余韻，以豐富的想象力、細膩的描寫勾勒出長安夜幕中神魔鬼怪的憧憧魅影，讓賣漿引車者皆成古典英雄。他試圖透過詭譎奇異的故事，探討永恒的人類困境，令長安這座“市井萬神殿”暴露出啟蒙理性的烏托邦裂縫——既是致敬，亦是反諷。

二、新時代愛情邏輯中的女性主義與植物詩學

阿袁《公寓生活》（《十月·長篇小說》2024年第1期）沿襲了她的高校系列小說獨樹一幟的風格：清一色的學院派知識女性婚姻愛情主題；極具辨識度的語言風格，繁花似錦，引經據典，以陽春白雪之態描摹下里巴人之人、之事，雅中見俗；敘事節奏枝蔓橫生，雜花生樹；炫技式的敘事技巧，仿佛將高音飆到最高，令人心懸一線，然而歌者音準和氣息都極強，歌聲依然穩定、有力。

小說主人公海歸博士潘苡寶無視家族安排，自作主張與南方的一家二流高校簽訂了工作合同。潘苡寶以前未曾去過這個城市，在校園流連時，路邊的楝樹花，令她剎那間做了決定。她養了兩只貓：一只是流浪貓布丁，一只是法國房東“托孤”的斯萬。她不遠萬里將斯萬帶回中國，為慰藉斯萬思鄉之苦，托人代購法國昂貴的貓糧。在母親周莉莉一怒之下踢傷布丁之后，她毫不通融地訂一張車票“遣送”母親回家。在社會學家觀察里，東亞家庭關系是一種雙向辜負的親密關系，母親看似飽含愛意，實際上實施的是一場以愛為名的隱秘而盛大的暴力。以保持邊界感為親子核心關系需求的女兒，從母愛的控制里決然抽離，涇渭分明的傳統女性與現代女性走向各自的殊途。

周莉莉是阿袁筆下帶有“復古與退化”意味的傳統女性，雖出身寒微，姿色資質均平平，卻長袖善舞，通過婚姻得以獲得階層躍升。周莉莉將自己歸類于“智慧女性”，潘苡寶的學業有成顯然得益于她的智慧。當潘苡寶步入而立之年，周莉莉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危機：潘苡寶雖然生活自律，但卻不修邊幅，毫無女人嫵媚之態；她認真完成分內工作，只愿做一個沒有存在感的邊緣人；更為致命的是她清心寡欲，不想戀愛更不想結婚，她想要的生活是介于波伏娃和伍爾芙之間的那種。雖然潘苡寶因接受高等教育而呈現出女性主義意義上的進步姿態，然而依然陷入傳統女性的困境：母親將婚姻視為評價女性價值的最終標準，急于教會女兒如何巧妙釋放女性魅力吸引男性，以便盡快步入婚姻與家庭的正軌。最終的結果當然是周莉莉鎩羽而歸，她在離開女兒公寓的前一夜，與丈夫老潘通話時忍不住悲泣：“總有一天我們是要死的，是要死的，到那個時候，就留下她，孤零零一個人在世上，怎么辦呀？”周莉莉的問話留下了一個懸念及開放式的結局。

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愛情邏輯，新時代的愛情故事要體現先進的時代內涵。以潘苡寶為代表的“千禧一代”的婚戀價值觀及時代癥候，是復雜的社會生態環境系統作用的結果。婚戀不再是個人的剛需與標配。“千禧一代”更看重生活的自由、隨性與簡單，不躺平也不將就，有一種真正的獨立自足與回歸本真。

值得一提的是，楝樹花的意象反復出現在文本中，清淡的香味、細小的花蒂、細長的花瓣。每一筆看似閑筆，卻飽浸閱歷和知識。楝樹花在二十四番花信風中意味著春天花事已了，植物般的沉靜自足與社交距離，仿佛是潘苡寶的人生自況。植物成為阿袁小說敘事的一種路徑或方法，阿袁小說中的植物詩學，不僅是對傳統詩學和文化內涵的呼應與重振，更是解讀女性生命情感的重要密碼，并借此重構女性主義的生活美學。

三、成長小說中嵌套敘事與空間敘事的美學表達

阿癡所著《問道江南西》（廣東人民出版社，2024年）是一部關于藝術探索及心靈成長的問道之書。主人公葉長鷹來自上海靜安區，他醉心于繪畫，然而如黃浦江一般平靜的生活終究是被打破了。在20世紀50年代，隨著革命領袖發出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號召，葉長鷹來到江西鄉村，回鄉無望之下他參加本地鋼廠招工，混跡于工人之中。20世紀90年代，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下崗成為時代的隱喻以及人物悲喜交集命運的起點，葉長鷹的平靜生活再次被打破。他二次創業，將上海的服裝販賣到江西，逐漸積累生意經驗與財富，最終回歸上海。然而故事卻并非都有一個花好月圓的結局，葉長鷹罹患癌癥晚期。臨終前，他回到江西探望忘年故交陳報生。陳報生篤定坦蕩，不介意命運的困頓和生活的拮據，依靠體力活謀生，當兼職書法老師。在培訓班看到陳報生給學生授課的那一剎那，他瞬時明白：人生何處不道場，求道若正，又怎會計較在哪里求呢？他以為道在繁華，其實道在田間一盞燈下。

小說的空間敘事在工廠與家庭、城市與鄉村、贛江以西與黃浦江畔循環往復，用空間的變化串聯起中國發展的軌跡，將個人生命中的悲歡離合與歷史洪流中的社會變遷緊密結合，揭示個體與社會之間復雜的張力以及個人在時代洪流中的無力感，牽扯出來的是一群人的問道之路。攝影店的小胖以拍照謀生堅持繪畫，小梅姨夫辦了內退只為唱佛經，報生師父林玉黛精通書畫，卻只開爿小店，最后遠渡重洋含飴弄孫以了此余生。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不完美和不順意，人間活法，不過是順勢而為，是“此心安處是吾鄉”的篤定。在時間處理上，作者展現了更為復雜的藝術構思、多元的歷史觀照方式。文本打破了傳統的時間序列，穿插了懷仁、湯顯祖、八大山人、傅抱石等藝術求索之道。作者將第二時空插入主時空中，從而打破傳統的線性敘事，增加了敘事的復雜性和美學吸引力，創造出新鮮的閱讀審美，并回歸到一個更宏大的母題：江南西道的文化傳承。這種探索文學表達邊界的表現手法，借鑒了電影嵌套敘事結構的層級嵌套模式，江南西道過往藝術家的閃回與引入的片段，是嵌套敘事結構中的“故事套故事”。當敘事從“講述故事”轉為“展示敘事行為本身”，闡述不再追求故事背后的隱喻。歷史時空參照現實世界的維度在文本中完整復刻。與此同時，人物的肉身仍處于現實的時空中，現實中的時間也在同步流逝。

作者試圖通過藝術來闡明孤獨的緣由，更展現市井學藝之人是如何抵抗寂寞，重新獲得救贖。在俗世中，藝術受制于它的局限性，但卻有著神奇魅力，即便是素昧平生，卻能滲透并且滋養彼此的人生。世上很多人終其一生都急切在世間的紛繁與喧囂中尋求安身之地，從而喪失了生命的真實面貌。在浩瀚的時空背景下，人類不過是孤獨的飛鳥，短暫的棲息之后，瞬間消逝。孤獨并非是對群體的背離，而是與宇宙獨來往的怡然自得，這是中國傳統藝術中最具閃光點的組成部分之一。

阿彩所著《飛流之上》（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24年）入選中宣部2024年主題出版重點出版物選題、中國作家協會“奮進新征程、書寫新史詩”主題“網絡文學”類扶持項目、江西省文聯文藝精品創作扶持項目。作者以景德鎮三寶村為原型，虛構了一座名為“飛流”的古村落。因醉心于陶瓷藝術而與家庭發生激烈矛盾的南飛凡離家出走，成為“景漂一族”。他意外來到大山深處的飛流村，結識了村支書楊素青，并邂逅了同為“90后”新生代畫家郭梓熙。他因此得知村里有著悠久的制瓷歷史及三十九位有著精湛制瓷技藝的老工匠，于是成立了“飛流精神”組合，將飛流村打造成為一個以瓷器技藝為核心元素的文化聚集村，令傳統制瓷工藝以更加現代化的形式得以傳承。在“飛流精神”的感召下，許許多多的年輕人從城市奔赴而來。在他們的共同努力下，飛流村產生了巨大虹吸效應，吸引了更多的優秀匠人，這支“90后”團隊也在不斷地發展壯大。小說融合了網絡文學及非物質文化遺產元素，以景德鎮為文學場域，深度呈現了新時代青年在鄉村振興中的成長與作為。

四、鄉情小說的多維呈現與現實意義

溫燕霞所著《鳳凰飛》（漓江出版社，2024年）入選了2022年度中國作協重點作品扶持項目及中宣部2023年主題出版重點出版物選題。故事的緣起，是地處革命老區的鳳凰村委會和駐村工作隊聯合發出的“英雄帖”，力邀在外拼搏的家鄉兒女回鄉。柳秋蘭帶著妹妹柳冬雪、柳夏花，與嚴慶瑞、嚴亞寧、劉水根、張孝哲等人來到鳳凰村共同建設宜居宜業的美麗鄉村。他們立足農業資源多樣性優勢，培育特色產業，改善農村人居環境。在奮斗中，他們不僅收獲了豐厚的物質回報，更找到了內心的歸宿。

作者以柳秋蘭姐妹為切入點，通過女性面對生活困境時的選擇與妥協、內心的掙扎與成長的書寫，反映了社會變革對個體命運的影響，寫出了第二性女性的桎梏。她們是孤獨的、懦弱的，等待被愛、被凝視。然而當將自我提升、保持獨立置于一切之上時，她們終于重獲自由，第二性由此掙脫了束縛，變成第一性。

《鳳凰飛》可以視作是作者創作的長篇小說《琵琶圍》續篇，《琵琶圍》書寫的是貧困山村脫貧的故事，而《鳳凰飛》講述的則是消除了絕對貧困的鄉村如何實現振興的故事。村莊以“鳳凰”為名，蘊含著多重深意：鳳凰村有著渾然天成的自然生態環境，村人們量身打造了鳳凰村的“花經濟”，使得鳳凰村熱度迅速攀升，讓村民走出去，讓外人走進來，一表一里，共同摹畫美麗鄉村。鳳凰村寓意著鳳凰涅槃、浴火重生，以呈現鄉村振興中日新月異的變化，也寓意著鄉村里飛出的“金鳳凰”反哺鄉里，造福鄉梓。書的開篇，留下結構性懸念，柳秋蘭丈夫秦玉國出差，從此生死下落不明。柳秋蘭四處尋找無果。及至篇尾，柳秋蘭終于獲知秦玉國的下落，秦玉國卻因失憶已無法辨認妻子。直至柳秋蘭將他帶到鳳凰村，秦玉國望著廣場新建的鳳凰飛翔竹編，忽然憶起前塵往事。鳳凰寓意吉兆，作者借此完成了鳳凰敘事。

《鳳凰飛》采用多條線索并進的敘述結構，落筆于人情倫理和時代變遷，描繪了當代中國鄉村的縮影，揭示了鄉村振興中存在的矛盾沖突，圍繞建設文明鄉風，聚焦新農人們創業創新的奮斗經歷，深度敘述新時代鄉村振興的核心要義，廓清了新世紀鄉村狀貌。它們細密而闊大，既是文學書寫，更是社會調查文本及人類學文本；既有農業時代與工業時代的余韻，又有信息時代與智能時代的強音；既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大敘事，也有鄉村生活的象牙微雕與杯水微瀾。

李桂平所著《種城記》（作家出版社，2024年）以拆除違建、舊城和城中村片區改造為主線，將鄉村扶貧一并納入敘事主體，聚焦先鋒人物、典型故事，塑造了以副縣長席火根為典型的基層干部群像，呈現了搬遷群眾復雜的情感和內心世界，描繪了一幅城市改造與脫貧攻堅的時代畫卷。

“種城”在小說中指代像種植樹木一般規劃改造城市，與“拆遷”所蘊含的拆除舊事物、遷移新住所之意相比，少了幾分斬釘截鐵的決絕，多了幾分慎重與生生不息的人情味。作者虛構了中江省漁梁縣這個南方普通的縣城。漁梁的生態斑駁且有著草莽意味，人物關系錯綜復雜，矛盾叢生。省長是中江省官場戲稱的“酷吏”，把打造“美麗中國中江樣板”口號喊得山響，力推三件事，一是拆廣告牌，二是拆藍色鐵皮棚、防盜網，三是挖祖墳、收棺材板。這是漁梁縣“種城”的緣起，副縣長席火根因此被委以舊城改造的重任。人們想象：省長即將視察漁梁，書記、縣長因此如履薄冰；而在外工作的游子似乎心寒，誰能想到挖祖墳、收棺材板居然成為打造美麗鄉村、精準扶貧的重要內容。

“一個沒有文化情懷的地方官員足以滅絕一個地方的文化”，專家如是說。席火根并不在意工作調整是否讓他從相對邊緣的崗位走向萬眾矚目的權力中心，而是一直思考并努力踐行：在統籌“留改拆”中推動人居環境改善，留住歷史文脈，保存城市記憶，堅持人民至上。理解中國，從縣城開始。“郡縣治則天下治，郡縣安則天下安。”縣域作為現代治理的重要單元，既是城鎮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城鄉融合發展的關鍵支撐，是中國社會最細微、最敏感同時又是最矛盾的經濟單位。縣域政治生態類同于自然生態，是一個復雜而又脆弱的系統，易受政治土壤、社會風氣、教育管理、個體腐敗等外在因素干擾。作者意味深長地拋出一個命題：下級服從上級命令是職責的基本要求，也是保證行政效率和行政秩序的重要前提，然而當下級認為上級組織的決定有錯誤，應當摒棄絕對服從上級的傳統行政理念。主人公席火根正是憑借出色的行政協調能力，迎難而上，守好了基層戰斗堡壘，交出了令人滿意的履職答卷。作者長期在縣域擔任領導職務，在長期的觀察與實踐中，以客觀視角書寫城市改造及脫貧攻堅的宏大敘事，呈現了高度寫實小說的內核與肌理之美。

劉七寶生所著《金色鷺河》（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24年）以贛縣田村黃元米果產業發展史為主線，虛構的千年客家古鎮鷺河為書寫地標，通過講述大山、蘭花夫婦及滿堂、滿紅兄弟回鄉發展特色農業產業的故事，展現了廣大黨員干部在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中的責任擔當，勾勒出一幅時代微瀾中的贛南客家古鎮鄉土畫卷，是后改革時代的南方鄉村經典敘事。

鷺河是改革開放進程中無數鄉村的化身與縮影，貫穿小說無處不在的贛南客家民間風俗與黃元米果、客家花燈等非物質文化遺產，飽含了作者對故鄉物事的記憶以及對建設美麗鄉村的思考，體現了人們在城市化進程中對故土的堅守。作者巧妙地將贛縣歷史大事件放置于敘事“后景”視角，將筆觸轉向了當代“新農人”與“興農人”在農村大舞臺的積極作為，以此折射歷史的變遷，并指向傳統民間文化在鄉村振興中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可能路徑。

柳劍祥所著《出門在外》（太白文藝出版社，2024年）以江西外出務工的麻炳華家族為敘事主線，塑造了麻炳華所在建筑公司的建筑工人眾生相，描繪了建筑業農民工的生存圖景，深切關注農民工群體所面臨的“融入不了城市，回不了鄉村”的兩難境地，為讀者提供了一個迥異于以往農民工題材的新視角。

城市的迅速發展提供了現代化的方向和模板，農民的現代化需求已無法用傳統的生產方式滿足，而亟待發展經濟的大城市，則為這些需求提供了可能。身處變遷之潮的建筑工人給城市留下雨后春筍般的建筑群，還留下一面文化的鏡子，映照出在制度與價值上并不完善的一面：他們給城市創造巨額財富，但自身在這個城市卻難有棲身之所，而故鄉的家庭仍等待他們源源不斷地匯款。如何讓進城農民工均等享有城鎮基本公共服務，這是作者隱而不現的發問。

范劍鳴所著《長河之燈》（中國言實出版社，2024年）入選“江西文化藝術基金2023年度一般項目”、江西省作協“江西故事中國夢”重點扶持項目，與其所著長篇小說《天馬歌》《野廟碑》《水車簡史》共同構成“光明四部曲”。不同于鄉情小說中常見的鄉村振興敘事，《長河之燈》以裹足鄉間女子燈花悲喜交集的人生，映照出一個鄉村家族的百年滄桑和生死疲勞。在民間的命理學中，屢次喪夫的燈花被認為有“克夫命”。第一次出嫁，她在洞房羞怯的等待中，迎來了丈夫在宗族械斗中喪命的消息。娘家以其不祥，匆匆將她再嫁給貧寒的船夫有財。有財一心想讓燈花過上好日子，卻因積勞成疾而不治身亡。燈花帶著兩個年幼的孩子被裹挾于時代的浪潮之中，卻以柔軟的力量引領了家族的興盛。

祖母燈花重新在時光中浮現，是百年以后，她的孫女薪火帶著逃避婚姻的閨蜜獨伊回鄉聽姑媽“講古聞”。白發蒼蒼的姑媽在梅江一座古老的廳堂里，在一盞古老的油燈下，代替逝者燈花與活著的親人對話，卻又以肉身標示陰陽相隔。或許鬼神只是民俗的外殼，而塵世中的愛與眷戀才是其內核。小說圍繞于此，展開了一幅贛南梅江流域豐富多彩的風俗畫。范劍鳴所著“光明四部曲”與李伯勇所著“幽暗家園四部曲”遙相呼應，他們的作品都散發著濃郁的贛南邊地氣質與民間意趣，可將之一并歸為“贛南邊地文學”。

值得一提的是，小說以現代獨立女性與傳統女性兩兩觀照，傳統社會為女性設定了既定的人生軌跡，禁錮著女性的自我認知與發展空間；然而隨著時代的變遷，女性的成長早已超越傳統的相夫教子，演變為一場關乎自我價值實現的深刻蛻變，每個女性都有權利以自己的方式詮釋成長的真諦。

五、新世情小說呈現的人性困境與社會問題

郭志鋒所著《底線》（《今古傳奇》2024年第4期）是一部以職稱評聘為題材的長篇小說，獲得了第二屆今古傳奇文學獎長篇小說提名獎。《底線》以厚植誠信、弘揚文明新風為主題，采用多線索交錯敘事的手法。小說以江平市文化館職稱評定眾生相為主線，講述了以畫家郭守信為代表的大多數人秉持學術良知、批判學術造假的故事，深刻剖析了職稱評聘爭奪戰中呈現的人性困境和社會問題，呈現了新時代職稱評聘制度從唯學歷、論文論轉為向基層一線傾斜、以工作實績論英雄的重大改革。小說還以酒廠造假為副線，描摹世情世風，反映了時代變遷對世道人心的影響，探討經濟發展、社會和諧穩定與誠信的緊密聯系。

作者繼承了傳統世情小說的現實主義傳統，展現了人們在面對社會變遷時的情感波動和道德選擇，反映社會的復雜性和多樣性，為讀者提供思考社會現實的重要視角，不僅有文學價值，還具有較強的社會意義。

朱仁鳳所著《南昌城下》（江西人民出版社，2024年）以南昌城下進賢縣茶館村朱百瓜、林青松兩個家族三代人的命運變遷為敘事主線，以民族解放、改革開放、新時代鄉村振興等偉大歷史進程為時代背景，展現了南昌城的滄桑巨變。

《南昌城下》浩繁的出場人物各有不同的身世、性格與命運，成為小說奔騰長河中不可或缺的浪花和礁石。林青松是村里的“絕戶”，他與妻子李巧妹連生了七個閨女，妻子響應政策號召結扎，從此再無可能生育。林青松為此充滿暴戾之氣，對妻子與女兒極為冷酷，動輒打罵。他仇視同村的朱百瓜，只因兩家遠祖朱元璋與陳友諒曾在軍山湖各領水軍對峙，后人因此永不聯姻。他用極端手段拆散了朱、林兩家婚事，導致女兒的愛情悲劇。小說中的林青松是個耐人尋味的人物，從心理學的角度而言，林青松屬于自戀型人格障礙（NPD）。在家庭中，他對妻女擁有生殺予奪的特權，對她們的苦難缺乏共情力與同理心。但也不乏柔軟與善良的另一面：屋檐下的雛燕從燕窩不慎墜落，大燕子盤旋哀鳴，他找來梯子將雛燕送回燕窩；板蕩春秋之際，人人對落難者皆避之不及，他卻對被陷害者予以照拂。或許，林青松只是受制于父權制傳統。父權制與男權、男權主義、男性主義、家父長制等名詞在學術定義上是重疊的，意味著無論在社會還是家庭，所有權威的位置都留給了男性。恩格斯一言以蔽之：“母權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失敗。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權柄，而妻子則被貶低，被奴役，變成丈夫淫欲的奴隸，變成單純的生孩子的工具了。”[2]每個人的成長都離不開特定的文化背景，這種背景如同底色，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個體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乃至行為習慣。隨著改革開放帶來的農村變遷，以朱少年、林燕妮為代表的朱、林兩家第二代，改變了祖祖輩輩務農的命運，經營進賢縣特色產業并得以發展壯大。

作者基于地域性審美原點，在小說中書寫了大量的豫章民俗、民風、民情，在呈現自然地理、經濟地理空間的同時，更注重探尋與建構豫章故郡歷史人文地理和洪都新府的深度精神地理空間。林林總總與紛繁的俗世和復雜的人性結合起來，呈現出特殊的審美意蘊。

縱覽2024年度江西長篇小說創作情況，關于地域文化的書寫，仍存在諸多美中不足之處，如：對贛鄱文化的描寫停留在表面，如風俗、方言、飲食等，贛鄱文化被簡化為符號或標簽，缺乏對文化內涵及精神內核的深刻討論，導致文化書寫缺乏厚重感；關于鄉村振興的題材書寫仍停留在傳統的形式，未能充分表現現代化和全球化對贛鄱鄉土文化的沖擊與融合，缺乏對文化變遷的深刻思考，城市、異域或年輕一代讀者易產生文化隔閡。或許只有貼近實際生活和群眾的地域文化書寫，才能在傳承上建立血脈聯結、在傳播中激蕩情感共鳴、在發展中凝聚廣泛力量。

注釋：

[1][德]弗里德里希·荷爾德林：《詩意地棲居在大地上》,王佐良譯，遼寧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2頁。

[2][德]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59頁。

（作者單位：江西省社科院文學與文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