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1931年9月18日，日本關東軍于中國東北蓄意制造并發動軍事沖突，史稱“九·一八事變”，這是日本全面侵華的開端，也是中華民族奮起抵抗的起點。面對強敵入侵，頑強不屈的中國軍民從白山黑水間的局部抗戰起步，最終匯聚成全民族抗戰的磅礴力量。在長達14年艱苦卓絕的斗爭中，中華兒女以“一寸山河一寸血”的犧牲精神，譜寫了一曲氣壯山河的抗戰史詩，最終贏得近代以來中國反抗外敵入侵的第一次完全勝利。作為這段可歌可泣斗爭史的記錄，抗戰文學真實再現中華民族的苦難與抗爭，深刻反映中國人民的堅韌不屈，當之無愧是20世紀中國文學中濃墨重彩的一章。

然而具體到文學研究領域，抗戰文學實踐則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未受到重視，甚至對其內部的評價也呈現出斷裂性傾向。學者張中良敏銳地從文學史篇幅占比中發現端倪，“關于文學理論、文學論爭與戰時后方生活題材作品的敘述甚至超過了關于直接表現抗戰題材的作家作品之敘述”“這種情況并非個案，而是抗戰文學在文學史敘述中地位的縮影”，張中良隨即提出疑問：“抗戰時期直接表現抗戰題材的作品難道真的就少得如此可憐，差得不值一提嗎？”評論家廖海杰則在肯定抗戰文學有“直接描寫抗戰、配合抗戰、呼喚民族精神、與‘五四’新文學形態有差異”的“純抗戰文學”與回歸“五四”新文學常態的、受戰爭時代影響的文學兩種形態的基礎上，將問題引向深入：“研究對象中是否存在更‘典型’的抗戰文學，進而應賦予這種‘典型’的抗戰文學更高意義？”以上兩個提問方式都涉及抗戰文學研究最原初的問題——何為“抗戰文學”？正如中國現代文學并非全然是時間概念，而是指涉為一種具有“現代性”的中國文學，抗戰文學也應是一種具有“抗戰”意義限定的文學，且這種意義限定必須是能容納抗戰文學兩種形態的闡釋體系。

以此為前提，比如東北作家群的重要成員之一舒群可以成為某種具有典型性的透視角度，這不僅是源于其在時間維度作為抗戰親歷者在經驗層面的完整性，也源于其文學創作及編輯實踐的多樣性，更重要的是，舒群橫跨整個抗戰時期的創作生涯生動地呈現出了一位左翼知識分子在民族戰爭語境下的思想軌跡——由民族救亡走向革命實踐，最終融入人民解放事業的歷史進程。其文學創作不僅真切記錄了戰時中國的社會圖景，更以其獨特的個人經歷為紐帶，有機串聯起救亡與啟蒙的雙重話語，深刻詮釋人民性思想體系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的實踐路徑，而“人民性”這一特質正是貫穿抗戰文學始終的重要精神內核。

一方面，抗戰文學創作的人民性特質深切體現在通過文藝作品對大眾進行民族國家意識的啟蒙。出生于1913年的舒群在中學時期就已經對共產黨、十月革命與列寧有了基本的認識，積極參加共產黨領導下“反帝大同盟”的游行、示威與宣傳活動。“九·一八”事變后，滿懷愛國熱情的舒群先后參與抗日義勇軍與第三國際組織，持續進行文學創作活動，并于1936年前后在上海出版短篇小說集《沒有祖國的孩子》、中篇小說《老兵》，以“國家淪喪之痛”與“反抗斗爭之志”這兩個主題將已然淪陷的東北帶入尚未被戰火波及的內地讀者視野中并呼喚全民族的抗爭。舒群的小說代表作《沒有祖國的孩子》通過日本侵占東北后的三個不同國籍小孩的經歷向讀者展現出國破家亡者的血淚，其中用筆最深的莫過朝鮮小孩果里。由于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在這世界上，已經沒有了高麗這一國家”的細節無疑體現出果里作為國家淪喪者身處異鄉的艱辛與酸楚，然而臨近文末，故事陡然一轉，舒群以中國小孩“我”的視角重現相似場景——“祖國的旗從旗竿的頂點匆忙地落下來；再升起來的，是另樣的旗子了，那是屬于另一個國家的——正是九月十八日后的第八十九天”。正是這一被舒群著重強調的淪亡時刻使得“我”與朝鮮小孩果里面臨“失去祖國”的相似命運，“東北成為失地”的敘述成為激發民族情感和構建國族認同的契機，“他們向內發現了‘故鄉’，向外召喚了‘祖國’和‘民族’。”以二蕭、舒群為代表的東北作家群經由左翼文學的發現強調與自身的不斷發展聚合，逐漸成為抗戰文學具有表征意味的符號，并通過口號論爭與文學創作為左翼文學相對單一的階級價值注入民族內涵，使其在抗戰時期呈現出“階級與民族共生”的形態。只有民族得到解放，才有使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得到解放的可能，抗戰時期的中國文藝將“民族解放”置于“階級解放”與“個人解放”之前也彰顯了人民性思想體系在逐步形成發展的過程中呈現出的立足現實矛盾、遵循實踐邏輯的理論特質。

另一方面，抗戰文學創作的人民性特質深切體現在文藝大眾化的不斷推進中。文藝大眾化是貫穿中國文藝發展歷程的重要話題，也是中國共產黨實現文藝人民性的顯豁手段，其本質是創造符合大眾利益的文化產品并“獲得人民大眾”。自“五四”時期新文學的“平民文學”到革命文學論爭時期“大眾文學”的口號與實踐，再到20世紀30年代以“左聯”為核心的多次文藝大眾化討論，中國文藝歷史當中的文藝大眾化始終或多或少地呈現出知識分子自上而下的啟蒙色彩，沒有對文藝界形成全面的影響。然而在抗戰全面爆發背景下，民族危機的空前加劇與文學中心向市鎮鄉村的轉移，使得宣傳大眾、組織大眾、教育大眾成為中國文藝的顯效性目標，文藝大眾化的重要性被重新強調。以此為前提，“文章下鄉”“文章入伍”這一抗戰救亡時期文藝大眾化的具體要求，成為此時抗戰文藝發展的主要方向。緊跟時代脈搏的舒群也響應號召，及時調整文藝創作方向，在1938年出版的《西線隨征記》中以報告文學的形式記述自己在“八·一三”事變后以記者身份西線隨征的所見所聞。與此同時，舒群主編的雜志《戰地》也以注重時效性與真實性的通訊、報告與速寫的稿件為主，這些直接反映戰斗狀況與戰火中人民生活的作品，對抗戰的宣傳與動員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與此同時，此類短平快的文學創作形式也將許多原本并未出現在新文學中的市鎮地方空間挖掘出來，這在客觀上超越了戰爭帶來的地域分割，有利于推動民族國家這一想象共同體形成。其后舒群在解放區進行文學創作實踐時亦延續此創作路徑，經過對講話的學習，他更加深刻地意識到“改造我們的思想、改造我們的生活、改造我們的語言”的重要性并付諸實踐，其創作歷程也成為抗戰文藝轉型為人民文藝的示范性案例。

習近平總書記在《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強調：“文藝是時代前進的號角，最能代表一個時代的風貌，最能引領一個時代的風氣。”2025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于此時重勘中國抗戰文學實踐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意義，而如何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持續推動文藝大眾化實踐并發掘中國文藝人民性特質新內涵成為重要且迫切的問題。很顯然，這也更加要求文藝工作者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創作出無愧于時代的優秀作品，講好屬于新時代的“中國故事”。

（作者系遼寧大學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