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西山突發山火，過火現場驚現兩具尸體，不成想，這起命案竟成為二十年未能偵破的懸案，雖然警方全力調查，卻始終無法鎖定犯罪嫌疑人。故事的時間跨度長達五十載，案件相關人員歷經世間百味，各自的行動串聯起案件的細節，而真兇的作案動機隱藏在歷史的深處。作家將半個世紀的風云變幻娓娓道來，呈現出一部極具思想深度與歷史厚重感的精彩推理作品。”

作家呼延云的長篇推理小說《鬼笑石》出版迄今才四個月，已經連續登上豆瓣讀書首頁，并斬獲2025年7月熱門圖書榜第二名的佳績，在微博獲得多位作家、評論家的大力推薦，在小紅書上也成為點贊量和收藏量激增的“網紅書”。很多讀者為書中的內容震撼、感動，稱之為“史詩巨制”、“推理版《活著》”。但也有一些讀者提出質疑，認為這本書是“為了一盤醋包了頓餃子”、“大量章節可以刪去”等等。

近日，澎湃新聞采訪了呼延云，請他針對這本書的創作經歷與心得，以及圍繞其展開的各種爭議，談了自己的看法。

推理小說作家呼延云（左）

創作過程：文學應該書寫擱淺者

澎湃新聞：怎么會想到寫一本以“北大荒”為題材的推理小說？

呼延云：2021年8月寫完《空城計》，我開始構思一部以臨終關懷為題材的小說，為此采訪了兩家相關機構，并在10月份動筆。按照構思，小說中有個人物是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的知青，恰好我的小姨是兵團戰士，我就決定去對她做一個補充采訪，時間是2021年的11月18日。

我小姨隸屬兵團一師直屬衛生連，1978年因為戶口轉不回北京，跟著我小姨夫去安徽，上世紀九十年代才千辛萬苦地把全家的戶口辦回北京。因為我的采訪很突兀，她不知道我突然登門做什么，等我說明來意，就開始講述在兵團的生活：她和同學們怎么到的北大荒，如何想家，在原始的條件下大拓荒，春種夏耕，秋收遭雨，小鐮刀水中收麥，冬天上山伐木，和戰友們放羊時遭遇大煙泡（東北人對沼澤地里騰起沼氣毒煙，霧氣彌漫這種情形叫作“大煙泡”——編者注）九死一生，還有長達十幾年的曲線返城，為了謀生的奔波和艱辛……從上午九點一直講到中午一點，她一邊講一邊流淚，講了四個小時，哭了四個小時。 

這次采訪使我受到巨大震撼，那段波瀾壯闊而又艱苦卓絕的歷史是我此前完全不了解的，于是我一方面通過不同渠道繼續采訪兵團戰士，一方面收集和閱讀兵團戰士們撰寫的回憶錄。

從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的知青們出版和自費出版了大量的回憶錄，我買了140多本，整整半年時間，除了采訪外，就是看書，經常被里面的故事感動得淚流滿面，也為那段歷史如撕裂一般被人們誤解和遺忘而感到不公。這樣直到2022年的5月，終于把我收集到的所有回憶錄和兵團史都讀完了。因為閱讀的過程也就是構思的過程，所以到這時，小說的結構、人物、故事、詭計大致都成型了，便放棄了臨終關懷的題材，重新開始創作這部作品。

澎湃新聞：你在訪談中曾經提到，把《鬼笑石》和《掃鼠嶺》《空城計》合稱“命運三部曲”？

呼延云：從我創作推理小說以來，貫徹的主題就是人在命運重壓之下的畸變和反抗，到《掃鼠嶺》《空城計》時，這一主題越來越清晰了，而《鬼笑石》則是對這一主題的升華。

我生于上世紀七十年代，目睹了革命時代向改革時代的轉化。1949年新中國建立之后，以武裝斗爭為形式的革命逐漸結束，但正如一本當代史書籍講到的，由于“革命”這列火車太偉大太雄壯，開得又太快，所以在本該轉軌的時候，繼續在原來的軌道上滑行，進入了一個漫長的慣性期，而生活在其間的人們，依然秉承著革命時代的思想方法和話語體系，同時在各種各樣的社會運動中變幻著命運；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社會轉型的速度急速加快，可以說又一輛新的、以“改革”命名的列車開始了飛馳，有不少人成為新時代的弄潮兒，也有很多人掉隊，跟不上，尤其知青群體，大量失業，下崗，成了既下不了海也上不了岸的擱淺者。

歷史可以記錄弄潮兒，而文學應該書寫擱淺者——我在閱讀兵團戰士們撰寫的回憶錄時，發現他們盡管經歷了那么多的苦難和不公，卻很少抱怨，依然對人生、對黑土地充滿了深摯的熱愛。更令我震撼的，是其中有不少人對自己在特殊年代的一些行為進行了反思，在堅定地捍衛青年時代價值觀的同時，對人的尊嚴、人的價值都有了新的認識。如果讓他們通過自己經歷的一切，給歷史一個回答，我相信就是雨果在《九三年》里的那句話：“在絕對正確的革命之上，還有絕對正確的人道主義。”

如果說《掃鼠嶺》的主人公是反抗命運，《空城計》的主人公是用智慧逆襲命運，那么《鬼笑石》里的兵團戰士們，在經歷了革命時代到改革時代這樣巨大的歷史跨越之后，從忘我的理想主義走向悲憫的人道主義，我認為這是面對一切不幸命運最徹底的勝利。

《掃鼠嶺》，新星出版社，2020年6月版

《空城計》，新星出版社，2022年5月版

澎湃新聞：3年，5卷，42萬字，746頁，每一個數字都沉甸甸的，創作《鬼笑石》的過程是不是充滿了艱辛？

呼延云：小說體量的增大，不光是字數的增加，而是整個創作難度都成倍增長：整體結構怎么搭建？人物群像怎么塑造？本格層面與社會層面怎樣兼容又平衡？歷史和現實怎樣分別書寫又能彼此呼應？剛開始寫的時候，有一種滿目荊棘的茫然，這個時候只能憑著勇氣和經驗硬闖，事實上直到寫完第四卷，我才感覺“這書能成”。

三年的時間，我克服家務繁重導致的時間碎片化等各種困難，抓緊一切機會寫作。五卷之中，一、三、五卷的創作難度較低，都是我親身經歷過的時代，雖然故事是虛構的，但部分內容有原型；難度大的是第二和第四卷，即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寫的是我完全沒有生活體驗的事情，只能靠采訪和反復閱讀并吃透海量的史料，再轉化成自己的語言寫出。其中很多看似微不足道的地方，消耗了我大量的時間，比如來自不同地區的知青棉襖的色澤和樣式、北京知青遷出戶口時的費用，北大荒人在不同時期抽什么牌子的煙、兵團時代便攜電臺和用于建立收發報機組網的報話發信機的顏色及型號……很多網上查不到或說法矛盾，而知青回憶錄是最可靠的“信源”。有時就為了一個細節，我把回憶錄鋪得滿地都是，一查兩天，頭暈目眩，最終查到了，很可能成稿時又刪去不用，但這樣的“無用功”是大制作必須付出的代價。

回憶起來，寫得最“痛苦”的是第五卷，不僅要“圓”各種謎題和邏輯，所有在前面四卷壓抑的情感都要在這里釋放，書中很多重要的人物都要走向各自的結局，特別是寫到第五卷第二章結尾的時候，巨大的悲傷使我淚流不止……這一章寫完后，我有一段時間陷入了類似抑郁癥的狀態，好久好久，才走出那種情緒。

2024年的7月底，終于完成了初稿，11月完成了最后一次大改，這時距離我去小姨家采訪正好是3年。

寫作手法：回歸社會派的“本源”

澎湃新聞：《鬼笑石》出版后，讀者議論最多的就是這部作品的創新性，你怎么看待這一點？

呼延云：很多所謂的創新，不過是改頭換面的復古，《鬼笑石》也不例外。

我這個年齡的作者，啟蒙我們的社會派推理作家不是東野圭吾，而是松本清張、水上勉和森村誠一，他們在創作中，很多時候并不是以時代為背景寫犯罪，而是以犯罪為由頭全景式地刻畫時代，換言之是一種以犯罪為題材的現實主義文學。比如森村誠一就講過，寫作的目的是反映社會問題，只是用推理小說的形式來表現；水上勉的《海的牙齒》直面日本環境污染問題；森村誠一的《人性的證明》寫二戰后美國駐軍造成的歷史遺留問題；松本清張的作品就是半部昭和史……

從這個角度上說，《鬼笑石》更像是回歸了社會派的“本源”，只是相較以往的作品，它的“本土化”程度更高：特殊的歷史時期、真實的社會事件、人物的言行舉止、西山風物與《紅樓夢》元素，樁樁件件都植根于我們腳下的土地；跨越的時空也更加廣闊，試圖以現實罪案為針，以歷史回溯為線，來“縫合歷史的撕裂處”。

澎湃新聞：全書采取了一種黑白琴鍵式的結構，現代部分和北大荒部分交叉并進，有讀者說兩個部分筆法完全不同，好像是兩個人寫的，這是為什么？ 

呼延云：四十多萬字的作品，對于推理小說而言，確實篇幅太長，怎么樣才能吸引讀者讀下去，是我創作最初就要面對的問題。《鬼笑石》寫了從上世紀六十年代到本世紀一零年代這樣長達六十年的歲月變遷，雖然不無時代小說的特征，但歸根結底是用發生在現代的連環兇案來“命題”，再從舊時代尋找謎底的推理小說，所以將現代部分和北大荒部分穿插起來，一路按照案情發展的時間順序推進，一路按照案情發展的時間逆向追溯，一邊制造懸念，一邊埋下伏線，可以為讀者提供更好的閱讀感受。

至于說兩個部分的筆法不同，確實是我刻意為之，以讓兩個時代的“色調”有所區分。具體說來，就是讀者熟悉的“近景”色調要淡，讀者陌生的“遠景”色調要濃，這樣才能形成特殊的審美效果。所以在寫第一、三、五卷時，筆法就是傳統的灰調懸疑，而第二和第四卷則采用了純文學的筆法，尤其是俄國文學的筆法：宏大的場景鋪陳、復雜的人物群像、細膩的風景描寫……從讀者的反響來看，對這兩卷的評價要好過現代部分。

澎湃新聞：有不少讀者說這部小說的隱喻很多，有些甚至進行了詳細的“發掘”，這些隱喻是你寫的時候就考慮到的嗎？

呼延云：《鬼笑石》里確實有一些隱喻，比如金波家和小學校墻之間的那棵大樹、書中幾首古詩與人物命運的關系、舊時代的斬斷血緣和新時代的血荒、北法海寺的幾次鐘聲與喚醒……當然，有些讀者的分析是我沒有想到的，比如有位搞文學評論的朋友說：這本書的核詭——“走向相反的方向，是為了達到最終的目標，或者說為了達到最終的目標，故意走向相反的方向”，可以解釋時代劇變中很多現象的本質。我覺得也挺有道理。

《鬼笑石》（全二冊），新星出版社，2025年4月版

直面爭議：通過大海理解浪花

澎湃新聞：《鬼笑石》出版后，贊譽的聲音很高，爭議的聲音也不少，比如認為這本書“不算推理小說”、“為了一盤醋包了頓餃子”，你怎么看？

呼延云：《鬼笑石》不是本格推理，而是社會派推理，但它依然秉承了我將本格派與社會派相結合的創作思路。我自己做過統計，第一卷的第三章、第三卷的第一章、第五卷的第五章，即便是按照最狹義的標準也充斥著本格推理，其余大量的警方刑偵部分也有廣義的推理內容。與日系一些同類的名作相比：《白夜行》、《所羅門的偽證》、《昭和六十四年》、《絕叫》等等，《鬼笑石》的“含推量”已經很高了。

說《鬼笑石》“為了一盤醋包了頓餃子”，確實是這樣。在構思《鬼笑石》的最初，我就想過，我不是以某個時代為背景來寫案件，而是以案件為由頭追溯和描寫時代，所以，罪案在其中退居次要，追溯罪案的根源和描繪時代則成為小說的主要部分——從一開始我就是準備包餃子，醋只是用來蘸著調味的。醋有營養價值，但隨著人們的口味改變，銷量有所下滑的時候，包盤香噴噴的餃子，讓大家蘸著醋吃個肚皮溜圓，不也挺好。

澎湃新聞：有讀者說這部書只看第一卷和最后一章即可，“北大荒部分完全刪掉也不影響劇情”，你怎么認為？

呼延云：假如把《鬼笑石》做成一個手游，第一關“火密室案”，第二關穿越大煙泡，第三關“林中小屋案”，第四關打山火，第五關通關——通關的要求是解開前后兩起連環命案的謎底。“火密室案”的犯罪手法藏在第四關，“火密室案”和“林中小屋案”的“障眼法”藏在第二關，那么，只打通第一關就直接打第五關，恐怕是無法通關的。

關于“北大荒部分完全刪掉也不影響劇情”，我想借用電視劇《少帥》里李雪健老師的臺詞做個比喻，如果說本格推理寫的是“打打殺殺”，那么社會派推理強調的是“江湖不是打打殺殺，而是人情世故”。

社會派推理就是要通過表現復雜的社會現實來追蹤犯罪的動機和根源，它更接近于一種我們過去講的批判現實主義文學，只是以罪案為由頭或載體。比如《昭和六十四年》有大量警察內部的爭斗，與小女孩被殺的命案并無直接關系；《模仿犯》有大量人物生活的細節描寫，與連環兇殺案也無直接關系；《砂器》里面關于當時文藝界新秀們的明爭暗斗，占比遠超罪案，與犯罪動機同樣關系不大，能都刪掉嗎？社會派推理不是網絡購藥，而是門診就醫，醫生看病，總要問患者從事的職業、生活習慣、有無遺傳病史，病情越是復雜，醫生了解得越要細致和徹底。

《鬼笑石》也是這樣，下崗潮、血荒、以房養老詐騙、臨終關懷醫院，不僅直接或間接推動了劇情發展，而且展現了廣闊的社會圖景，而“北大荒部分”除了刻畫“要把人當人”的全書主旨之外，還有一層重要的涵義，就是不能割裂地看待歷史：假如一個現實問題有深刻的歷史原因，那么“破解”這一問題的關鍵，在于理解歷史的深層邏輯。所以，就像我剛剛說過的那個“手游”的比喻，小說中現實部分的兩起兇案，無論兇手身份、犯罪手法、犯罪動機、行為邏輯，都與北大荒時代密切相關，都帶有那個時代的鮮明烙印，而案件的最終破獲也是以完整地理解那個時代為起點。如果弱化甚至削減北大荒的部分，對于大多讀者而言，就很難搞清罪案的因果，很難認識到書中每個人的命運都與時代的變幻息息相關。  

澎湃新聞：兇手為什么沒有作為“明線”出現在北大荒部分？此外，還有一些讀者不太理解兇手的犯罪動機，“為了一個北京戶口至于嗎”？

呼延云：我在讀知青回憶錄的時候，有過這樣的感慨：時代對人的成就或摧殘從來不針對個體，而是訴諸群體，再由群體分解到個體，而個體可能做出完全不同的反應，并得到不同的結果，這些結果又表現出某種共同的時代特性。所以，《鬼笑石》不是通過一片浪花來透視大海，而是通過描寫大海來理解每一片浪花，就是說通過塑造北大荒的知青群體（明線），來追尋其中一個個體為什么異化（暗線），這樣才能說明：無論怎樣，人都無法擺脫時代賦予他們的特征，都無法逃避時代洪流之下的命運。

以兇手的犯罪動機為例——這里說明一下，兇手不是“為了一個北京戶口”，而是為了孩子不再“世襲”母親因出身不好而坎坷的命運（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城鄉差別巨大，北京和上海這樣大城市的戶口對一個人命運的重要性，是現在的人無法想象的）。這一點用“互文”的方式，藏在明線部分的細節里，尤其是同樣出身不好的石勁風的細節里：剛來北大荒時他受到各種排擠，伐木時指導員特地叮囑他“不要做傻事”，暗戀一個姑娘六年不敢表白，竇京去世之后他對世界抱有的滿腔憤恨，體現出他的內心并不像外表那么豁達，而是埋有太多的痛苦與無奈……還有老三逃回北京探望快要去世的老師，高紅軍問老師怎么了，老三怒問老師怎么了你不知道？“二勞改”很多是所謂的“地富反壞右”，他們即便刑滿釋放也往往衣食無著，這些細節都反映出特殊時代對人的價值和尊嚴的摧殘。這種情況下，天性善良的石勁風或許會選擇隱忍，但身為母親的兇手，卻要通過改變身份和戶口，讓兒子徹底擺脫苦難的命運，為此不惜采取極端的手段。

當然，或許是這些寫得隱晦又過于分散，沒有經歷過或對那段歷史比較陌生的讀者，難以get到其中的點，由此可見，想用文學作品來“縫合歷史的撕裂處”，還需要我在吸納讀者意見的基礎上，付出更多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