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年譜編撰始于宋代，盛于清代，至民國時期仍受學者重視。其中，作家年譜雖為大宗，但少見新文學作家年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作家年譜編撰一度興盛，然仍以古代文人為主，現代作家一般只有年表。20世紀80年代，作家年譜編撰再度興盛，現代作家年譜大量問世，有些作家甚至有多種年譜。近年來，現代作家年譜出現大規模重編跡象，以杭州師范大學人文學院洪治綱教授領銜編撰的“浙江現代文學名家年譜”為例，該書系共40部，目前已出版第一、二輯計23部。當代作家年譜編撰也興盛起來。披覽當代作家年譜出版現狀，可分為兩大類：第一類是年譜叢書，如“《東吳學術》年譜叢書（甲種：當代著名作家系列）”“中國當代重要作家年譜叢書”“中原作家群年譜叢書”；第二類是年譜單行本，如易彬的《穆旦年譜》（2010），王培潔的《劉紹棠年譜》（2012），徐強的《人間送小溫——汪曾祺年譜》（2016），邢小利和邢之美的《柳青年譜》（2016）、《陳忠實年譜》（2017）。這些作家年譜夯實了現當代文學史料研究的基礎，其價值已有眾多書評述及，無須贅言。但諸多現當代作家年譜書評，皆唱贊歌，少有批評，進行整體研究的更為少見。其實，現當代作家年譜編撰存在的問題不少，有的問題還很嚴重。武新軍發現：“在近年來中國當代作家年譜編撰的熱潮中，存在著隨意性較大、整體學術質量不高等問題。”（1）王杰認為，當代作家年譜“存在著較為明顯的學術缺陷，影響了年譜著作的整體水平”（2）。謝尚發也注意到，有些當代作家年譜“要么簡單羅列事實，要么盡數抄書以系年，有些甚至編排混亂，皇皇數萬言的年譜竟不如簡單年表來得清晰”（3）。鑒于此，有必要總結中國現當代作家年譜編撰的問題并進行反思，既為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推進現當代作家年譜規范化建設，也為提高學術質量，推動學術健康發展。

一、年譜類型混淆不清

年譜類型繁多，可以從不同角度加以劃分。按照年譜體裁，可分為文譜、表譜、圖譜、詩譜等。文譜就是用文字敘述譜主一生事跡，這是絕大多數編譜者采用的體裁。至于表譜將表與譜合稱，是因為二者同源。汪喜孫認為年譜“其原出于年表”（4）。方東樹也曾說：“年譜者，補國史家乘所不備而益加詳焉。吾以為此乃沿遷史十表年月之法而易其形者也。”（5）梁啟超則明確說：“年譜由年表變來。”（6）可見，表譜是表格形式的年譜，即年表。詩譜即以詩歌形式記述譜主的生平事跡。清代詩家大多有此詩譜。圖譜是以圖畫形式來表述譜主一生事跡。后三種常以結合方式存在，有詩文年譜、圖文年譜等。按照年譜作者，可分自編年譜、親友所編年譜、后人所編年譜。現當代作家極少自編年譜。親友所編年譜稍多，如許壽裳的《魯迅先生年譜》（1937）、陳從周的《徐志摩年譜》（1949）。常見的是后人所編年譜。按照年譜篇幅，可分簡譜和年譜長編，如楊新敏的《徐志摩簡譜》（1999）、胡頌平的《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1984）。按照譜主身份，可分為政治人物年譜、學者年譜、作家年譜、社會名流年譜等。按照年譜內容，可分為作品年譜、思想年譜、生活年譜。作品年譜又可分為創作年譜、翻譯年譜、學術年譜。一般情況下，年譜編撰宜選擇以上類型中的一種，同時采用多種類型，不但編者很難掌控，也容易出現類型混雜、主線不明的問題。就現當代作家年譜編撰實踐來看，大多數年譜都選擇了一種類型，問題主要集中在編撰過程中年譜類型混淆不清，所選年譜類型不能一以貫之。

中國現當代作家幾乎都是多面手，不少人既是作家，也是政治人物、學者、社會名流，他們在詩歌、散文、小說、戲劇、文藝評論等多個領域皆有涉足，這就為年譜編撰者選擇年譜類型帶來困擾。已出版的郭沫若、周揚、郭小川、王蒙等人的年譜，都屬于作家年譜，但是編者顯然注意到不能忽視譜主有影響的政治人物、學者、社會名流身份，于是在年譜中穿插譜主發表的政治主張、學術論著和出席社交活動的內容。如此一來，譜主的社會形象固然完整了，但其作家的面目卻變得模糊起來。如王修鵬的《魯迅著譯年表》，既曰“著譯年表”，自然要輯錄魯迅一生創作和翻譯的作品，但是編者顯然混淆了作品年譜、思想年譜和交游年譜的概念，以致幾乎每個條目都交代了魯迅參加的活動和交游（7），有些條目卻并無作品著譯的內容。魯迅整理、校對、勘正的《古小說鉤沉》《嵇康集》《漢畫像集》《會稽郡故書雜集》等數十部古籍，應歸入魯迅學術著作，不屬于著譯，而《魯迅著譯年表》1915年條目，卻將《會稽郡故書雜集》《嵇康集》等魯迅整理的古籍收錄其中（8），混淆了創作年譜和學術年譜。

由于作家的創作和生活密切相關，現當代作家年譜往往加入譜主的生活細節，如此固然豐富了譜主形象，增強了可讀性，但作為一部作家年譜，而非政治人物年譜、學者年譜，其編撰體例及對材料的編排，本應突出文學本位的特點。有的作家年譜以較大篇幅記述與其文學創作無關的生活瑣事，混淆了作品年譜和生活年譜。有的索性把作家創作和生活合編，如《路遙生活、創作年譜》（2023），這是對作家年譜類型創新的有益嘗試，但遺憾的是，該年譜中生活年譜和創作年譜形同兩條不相交的鐵軌，效果并不理想。如何處理兩種及兩種以上年譜類型在敘事方面的交叉重疊，是年譜編撰有待解決的問題。

在篇幅上混淆年譜和年譜長編的現象為時已久，而且普遍存在。古人編年譜，無論長短，都以年譜名之。年譜長編在民國時期才出現，迄今為止已有各類年譜長編不下五六十部。然而，編者和出版者似乎都不知或沒有注意到長編一詞的本義，致使對這個詞的模糊理解流傳開來，成為共識。在古代，長編是一種史料整理方法。司馬遷編寫《資治通鑒》之前，先讓人編撰了一部據說用兩間房來裝的長編。南宋李燾認為自己編的《續資治通鑒長編》沒資格徑稱《續資治通鑒》，故稱作《續資治通鑒長編》，言外之意是說長編是編年史著作的初級階段或前期準備。清代劉寶楠撰《論語注疏長編》《毛詩正義長編》《禮記注疏長編》、吳其浚撰《植物名實圖考長編》，都視長編為史料性質的初稿。到民國時期，長編驟然用于年譜，如丁文江、趙豐田的《梁啟超年譜長編初稿》（1936），后來還有湯志鈞的《章太炎年譜長編》（1979）、胡頌平的《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1984）。

需要指出，將長編和初稿并列提及，似乎并非像陳福康說的，是因為編者“已經不懂‘長編’固有的本意”，也不存在陳福康說的“長編”與“初稿”兩詞重復的問題（9）。首先，此處的“初稿”僅為一種自謙的說法，相似的說法還有芻議、初編、草稿等。其次，“長編”一詞僅保留史料性質的本義，相較于一般年譜，年譜長編的篇幅更長，史料更翔實，史實更全面。《梁啟超年譜長編初稿》編者丁文江在1929年7月8日致函胡適，明確談到其編書的初衷只是“供給材料”：“只可惜他家族（按：指梁啟超家人）一定要做《年譜》，又一定要用文言。我想先做一個《長編》，敷衍供給材料的諸位，以后再好好的做一本白話的‘Life and Letters’（生平和書簡）。”（10）在這里，年譜和長編是有區別的，二者的區別在于長編是“供給材料”。胡適后來為《梁啟超年譜長編初稿》作序時，特別看重這部書“保存了許多最后沒有經過刪削的原料”。據此來看，已出版的現當代作家年譜多內容龐雜、征引煩瑣，名為年譜，實為年譜長編。因年譜原本的篇幅較大而擴展為年譜長編的現象，近年很常見。例如，魯迅博物館在四卷本《魯迅年譜》基礎上編成《魯迅年譜長編》，商金林把《葉圣陶年譜》一卷擴充為四卷《葉圣陶年譜長編》。然而，年譜與年譜長編的區別僅在于史料的繁簡嗎？筆者認為，史料的繁簡只是二者區別的表象，深層區別在于，年譜主要是作家個體研究，而年譜長編具有更大的史料容量，其方法及立場應該從作家個體考察擴展至群體研究。《魯迅年譜長編》《葉圣陶年譜長編》在這方面比較成功，未局限于作家個體，而是呈現了“魯迅的朋友圈”“葉圣陶的朋友圈”，這是中國現代具有鮮明個性特色的文人群體。

二、年譜體例雜亂

（一）詳略不當

年譜體例屢有變化，最是雜亂，亟待統一。其中爭議最集中的是繁與簡的問題。有人主張年譜取材宜簡，不應“夸多斗”（11）；另有人主張應“不避繁瑣，詳為節錄”（12），甚至有人認為“夫譜之不詳與無譜等”（13）。年譜之繁與簡，倘若持之無度，則繁者易失于蕪雜，簡者又多有疏漏。所以，必須把握繁與簡的度。那么，如何把握度？梁啟超提出的“列傳與附見年譜須簡切”“獨立的年譜須宏博”（14），其實就是根據譜主個人情況和刊行形式來確定繁簡。這不失為一種通達之見。

由于年譜的繁簡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編譜者各執一端，導致許多年譜詳略失當。已有的現當代作家年譜，普遍存在童年和少年經歷粗略，成年經歷細致，乃至煩瑣的問題。“浙江現代文學名家年譜”已出版的23部，多數撰譜者僅以簡略的幾個條目交代作家的童年經歷。固然存在作家童年時期史料稀缺的客觀原因，但正因如此，編譜者更應該把譜主童年經歷落到實處。相對而言，當代作家年譜中的童年經歷記述比較合宜。“中國當代重要作家年譜叢書”“中原作家群年譜叢書”，大多述及作家童年時期的居住環境、生活狀況、家庭成員、親戚鄰里、地方自然景觀、方言與民間文藝、中小學教育等對作家影響較大的重要方面。當然，也有童年記述過于龐雜的，如廖述常的《韓少功文學年譜》。鑒于韓少功的“幾個（家庭）成員的坎坷人生直接影響了他的精神氣質與創作”，這部年譜專門敘述了父親、姑母、母親的人生經歷和處境對韓少功的影響（15），這種處理方式有待商榷。而韓少功入讀小學以前經歷的闕如，給人詳略不當之感。

對作家文體創作的敘述也有詳略不當的問題。黃喬生自述其《魯迅年譜》（2021）：“行文中對小說注意較多……而關于散文，就沒有對散文詩、回憶記和后期的《夜記》等做前后照應的勾勒和系統的論述；尤其是雜感……沒有追溯雜感、隨筆、短評等的演變軌跡。”（16）其實對作家文體創作的敘述要做到平分秋色是很難的，也沒有這個必要。在年譜編撰中，應該以重要文體為主，不但有該文體作品系年，還要梳理出清晰的發展脈絡，盡量主次有分，詳略有別。

在介紹譜主生活年代背景時，如處理不當，像時事背景介紹過多，或為了平衡各年內容比例而生硬添加內容，也會影響年譜品質。誠如論者所言：“在年譜編寫的過程中各年體量應以客觀事實為依據也是值得注意的，如果當年譜主所經歷參與的活動較多、發表作品較多，則容量大；如果譜主當年并無很多活動，則容量小。各年之間不必講求平衡，其間存在的差異性反而更能體現譜主在不同階段的不同創作狀態。”（17）

（二）編制雜亂

年譜編制有通譜、專譜、合譜三種。通譜是對譜主一生進行綜合性敘述的譜例，這是最常見的一種。與通譜不同，專譜只對譜主某一方面或某一時期內活動進行敘述，其他方面或其他時期活動一概不述，或簡略提及，《魯迅著譯年表》《魯迅日本留學時代年譜》《魯迅在北京時期活動年表》等便是如此。合譜是兩個及兩個以上存在淵源關系的人的合并年譜。合譜不是合刊，合刊是把幾種彼此獨立的年譜合并刊行（如《揚州學派年譜合刊》）；合譜是把幾個人的生平事跡合在一個年譜，無法單獨出版。合譜的譜主之間必須存在某種特殊關系，如父子合譜（《劉向劉歆父子年譜》）、夫妻合譜（《郝蘭皋夫婦年譜》）、家族合譜（《曹氏家族年譜》）、共同事業者合譜（《南宋編年史家二李年譜》）。由于合譜必須具備一定條件，在現當代作家年譜中其數量遠不如通譜、專譜多，目前僅以文學社團流派合譜方式存世，如沈衛威的《學衡派年譜長編》（2024）。存在的問題是，有的現當代作家年譜雜糅通譜、專譜和合譜，甚至讓人很難辨明其年譜編制屬性；有的名為專譜，卻花大量筆墨敘述譜主其他方面或其他時期活動；有的貌似通譜，卻只敘述譜主某一方面、某一階段的活動。

（三）語言駁雜

有學者認為，年譜的語言問題不重要，“將主要事實考訂清楚，扼要傳達出關鍵信息即把事情講清楚就行”，甚至認為“年譜不是暢銷書，其主要讀者是相關研究者，語言的可信性應重于可讀性”（18）。事實上，雖然年譜不是文學作品，不必崇尚文辭優美，但語言枯燥無味、表述繁瑣的年譜，肯定算不上一本好年譜。所以，年譜語言既要簡潔、準確，也要富有歷史感和現場感。如李杭春、郁峻峰的《郁達夫年譜》（19），常以寥寥數字概述郁達夫的思想情感，讓讀者產生代入感，不失為優秀年譜的典范。

年譜編撰也需要注意文言文與現代漢語夾雜、語言風格不統一的問題。文言文與現代漢語夾雜使用有兩種情況：一是編譜者的話用現代漢語表述，引述內容為文言文；二是編譜者的話有時為現代漢語，有時為文言文。除此之外，語言風格也要統一。年譜的語言，無論老辣、幽默，還是輕松抒懷、嚴肅緊張，都無可厚非，但全書的語言風格要一致，這樣年譜才會具有整體感。

（四）記時不統一，計歲不規范

年譜本質上是編年紀事，記時須準確。在現當代作家年譜編撰中，有的作品以初刊時間、初版時間為準，有的作品以創作時間為準。這就造成了記敘與事實脫節，乃至出錯的問題。眾所周知，現當代文學期刊常見延期出版的情況。《新月》（月刊）在第1卷第10期之后經常延期出版，第4卷第1期出版竟然延期半年，但該刊版權頁標注的卻是規劃出刊的日期。章景曙、李佳賢的《徐志摩年譜》似乎沒有注意到這點，在述及徐志摩在《新月》發表的作品時，有的照錄期刊標注的出版日期，有的籠統標注為“本年”，有的不提及發表時間，有的僅有創作日期。至于無法確定創作時間和發表時間的作品，其記時的統一問題更嚴重。存在這類問題的年譜，或者索性對這類作品避而不談，或者采用“莫須有”的說法，或者標注為“本年”，或者不區分創作時間和發表時間。還有同一年譜記時不統一、前后矛盾的問題。在劉小中、丁言模的《瞿秋白年譜詳編》中，關于瞿秋白參加國民黨中央執委一屆二中全會的時間，前后記述就出現了矛盾（20）。章景曙、李佳賢的《徐志摩年譜》述及1929年徐志摩在蘇州女中講演時，“既說講演是一九二八年，又說是一九二九年，讓讀者莫衷一是”（21）。

譜主的計歲采用“虛歲”還是“周歲”，也是一個棘手的問題。在年譜編撰中，農歷紀年和公元紀年、“虛歲”和“周歲”之間的換算容易出錯，也容易混淆。尤其是現當代作家年譜編撰大多以譜主的日記、書信為主要材料，而譜主的日記、書信，有的標注的是農歷時間，有的是公元紀年時間，編譜者一旦不察，就容易出錯，即使注意到兩者之別，其換算也難免出錯。萬樹玉的《茅盾年譜》和李標晶的《茅盾年譜》開卷都有1896年7月4日（農歷五月二十五日）生于浙江桐鄉縣烏鎮的表述（22），但查萬年歷即知，1896年7月4日對應的農歷為五月二十四。此類例子還有一些，即便《魯迅年譜》《郁達夫年譜》《孫犁年譜》等比較嚴謹的著作，都不同程度存在計歲有誤或不規范問題。有學者提出：“在人物年歲的表述上，應采取‘生年不計人，過年增歲’的‘實齡’計算方法作為規范來計算和表述，相應地，年譜的編纂體例也應統一采取這個計算方法來安排。”（23）這是值得采納的，將有助于現當代作家年譜計歲的規范化。

三、年譜選材失當，史實失考

（一）選材失當

年譜選材頗見編譜者水平，也是編撰年譜的難點。武新軍在《中國當代作家年譜編撰的問題與對策》一文中，就當代作家年譜如何選擇和處理材料，提出了三點建議，誠然是有用的經驗之談，但仍難抵現當代作家年譜選材失當的問題。筆者將這些問題歸納如下。

1.輕信自述性史料的真實性。自述性史料包括序跋、創作談、日記、書信、回憶錄、訪談等，這些屬于通常說的原始材料或第一手資料，是文學批評和文學史研究的重要資料。這些資料可參考，可一旦輕信就易出錯。“作家在序跋中難免會進行自我形象的建構，師友的序跋往往有溢美之詞，在征引時都應有所警惕，否則會歪曲譜主形象。”（24）胡適一生留下數量驚人的日記，但是他的日記明顯可見因愛惜羽毛而產生的“選擇性記事”。至于回憶錄出現記憶錯誤，訪談受限于談話情境，也是常有之事。如老舍的《我怎樣寫〈駱駝祥子〉》一直被當作重要的創作史料，其實他在文中說的“我也不知道，《祥子》全部登完過沒有”，《駱駝祥子》在廣州和桂林出版過，以及“文化生活出版社把紙型買過來”，這幾處表述都有誤（25）。《老舍年譜》取信該文，直接引用，以致出現訛誤。

2.材料選擇片面化，要么巨細無遺，要么不及其余。年譜以材料瑣碎為特征，于是很多人以為，年譜需要“偏于細碎而忽略大體”。有些現當代作家年譜巨細無遺，類似流水賬，讓人看不出瑣事背后的史料價值。例如，曹汛的《林徽音先生年譜》（2022），在探究林徽因和徐志摩的關系上耗費很大篇幅，但此事與林氏在文學和建筑學方面的成就幾乎沒有關系。再如，曹潔萍、毛定海的《高曉聲年譜》（2004）把大量筆墨集中于高曉聲瑣碎的家庭生活。還有一些現當代作家年譜只選錄與題旨相關的材料。簡譜、年表大可采用此種方法，但年譜是需要記錄對作家創作和思想產生重大影響的事件、社會活動等材料的，否則作家年譜與作家作品目錄索引又有何區別？還有一些年譜在材料選擇方面嚴重偏離主題。比如，曾莉雯編撰的《劉登翰學術年表》（26），開卷差不多兩個版面都是敘述譜主生平事跡，之后又大量輯錄譜主發表的詩歌、散文等文學作品，相比之下，本應該是主體的學術內容反而呈現較少，給人本末倒置之感。

年譜的材料選擇須慎重，也要刪削有度。無論年譜編撰，還是其他學術研究，掌握的材料越豐富越好。但是從長期看，全集難全，總有逸文出現，要將作品一網打盡是不可能的。如果要等到把作家史料盡收囊中才動手編年譜，那么編撰計劃將無法實施。所以，要對作家史料有所刪削。刪削與譜主生平、思想、著述關系不大的瑣屑之事，以便突出年譜主題，增強年譜價值。但刪削也不可隨意，建議年譜編撰者處理好刪削過程中的兩種關系。其一，大事和小事的關系。選大棄小固然是慣常做法，但對于“某些瑣碎小事，若能以小見大，體現出譜主的思想、性情、精神狀態及其變化，或能折射出時代思想、風氣與文學風貌，也不妨列入年譜”（27）。其二，新材料和舊材料的關系。年譜編撰主要依據舊材料，但是歷代年譜都很重視新材料。一般來說，有無新材料，特別是新發現的第一手材料，是評估年譜是否有價值的一個重要標準。對于新材料要詳細征引，甚至可以摘錄或全錄其中一些價值較高的部分。反之，對于文集、選集、全集中常見而易得的舊材料，以目錄形式出現即可，不必詳細征引。

3.選用的作品版本并非善本。目前，版本問題已經引起學界關注，但仍存在兩個集中的問題：一是對現代文學版本的重視尚未落到現代文學研究實踐中，有一些研究者忽視不同版本的差別，甚至把版本與版次混為一談；二是當代文學版本問題迄今沒有引起應有的重視，很多當代文學研究著述存在嚴重的版本問題，其中包括長期作為高校中文專業教材的當代文學史著作。一些現當代作家年譜，存在版本混亂、寫作與刊發時間混淆等問題。版本問題是年譜編撰的軟肋，易導致對作家思想、創作歷程的錯誤判斷。

善本是作品版本性最理想的狀態。朱金順在《新文學資料引論》中提出“新善本”概念，認為其主要包括中國現代文學的手稿本、原本、初版本、孤本、精校本等。這個“新善本”，其實是古書善本概念的延伸。然而，許多現代文學作品有眾多版本，往往令人難以擇“善”而從。比如，現當代文學作品的初版本因其“舊”而被視為善本，那么比初版本更舊的初刊本更應是善本。例外的情況是，有的初刊本錯訛較多，后來收入文集時經過作者修改，那么初版本反而比初刊本更“善”。比如，沈從文的很多作品經過反復修改，一般有初刊本、重刊本、出版本、再訂本、修訂本；昌耀詩歌存在不容忽視的深度改寫、重寫現象。因此，要從眾多版本中選出善本殊非易事。現當代作家年譜編撰選用的作品版本難免出自非善本，更有一些編譜者因畏懼困難或圖省事，而選用非善本的文集或全集。章景曙、李佳賢在《徐志摩年譜》中引用的徐志摩文學作品，皆出自韓石山編《徐志摩全集》（商務印書館，2019）。張穎的《昌耀年譜》“所錄詩文，如未特殊說明，皆出于燎原、班果增編的《昌耀詩文總集（增編版）》”（28）。雖然全集、總集收錄最全，但難說是精校本。

針對“新善本”難以確定的問題，金宏宇提出：“只有匯校本才能解決我們難以擇‘善’而從的問題。”（29）將這個方法運用得較好的，有黃喬生的《魯迅年譜》、徐強的《人間送小溫——汪曾祺年譜》、易彬的《穆旦年譜》等。這些著作都對作家的日記、書信、手稿、初刊本、初版本、修訂本等進行了參照、比對，擇“善”而從。針對同一作品具有初刊本、初版本、修改本等多種版本，應遵循精確所指原則，即不同版本之間會有或大或小的差別，若要引錄、評價哪個時期的作品，只能用當時的版本，否則就容易出現“版本互串”現象（30）。

還應注意現當代作家演講稿、訪談稿的版本問題。演講稿和訪談稿分為作家撰寫和他人記錄兩種。第一種的真實性毋庸置疑，屬于演講稿、訪談稿的善本，第二種則須具體討論。他人記錄稿如經過作家審閱，可等同于作家作品，反之則僅可作為一種參考。有時他人記錄稿會出現多種版本，如胡適在武漢大學的演講《兩個世界的兩種文化》，就有武漢大學校報記錄稿、《申報》《大剛報》記者報道、王惠超《我在武漢聽胡適演講》等多種版本。相比之下，武漢大學校報記錄稿內容更翔實，表述更接近胡適演講風格。這些情況，都應該作為匯校出現在《胡適年譜》相關條目注釋中。

（二）史實失考

真實是年譜的生命，史實是年譜的基礎。在選擇史料時，必須辨明真偽。出于學術規范的考慮，辨別真偽的依據和推理過程，應該在年譜中簡略說明。就此來看，有些現當代作家年譜的編撰，還缺乏辨別真偽的意識，主要表現為對敘述性材料不加解釋，不作質疑。如曾慶瑞的《新編徐志摩年譜》，通篇沒有一個注釋，即使有爭議的徐志摩生平史實，也以確定無疑的語氣敘述。該書1916年條目記載：“春 轉入上海浸信會學院（上海滬江大學前身）”“秋 又轉天津北洋大學法科預科”（31）。事實上，對于徐志摩入讀上海滬江大學和天津北洋大學的時間，學界一直有較大分歧（32）。對此，編者本應進行考辨，并予以說明。

章景曙、李佳賢的《徐志摩年譜》，蘇華的《鐘新道年譜初編》，曹潔萍、毛定海的《高曉聲年譜》等，也都存在沒有辨析引用資料的出處和材料真偽的問題。比如，關于新月社成立時間、新月社與新月社俱樂部的關系，至今仍有較大爭議，而《徐志摩年譜》用兩句話一筆帶過：“（1923年3月）本月新月社在北京成立。新月社的前身是聚餐會，后來發展為有固定社址的俱樂部。”（33）此處既沒有文獻出處，也不做任何史實辨析。有的年譜甚至以訛傳訛。胡頌平的《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在未經考辨的情況下，引述1977年臺灣出版的某書內容，即1940年9月4日胡適與赫爾會談（34），曹伯言、季維龍的《胡適年譜》對此內容未加辨別而照錄全文（35）。經考證，此次會談“純屬子虛烏有”（36）。可見，年譜編撰不但要盡量引用原始材料，還要對材料真偽進行認真考辨。

年譜不是作家史料匯編，編撰年譜要講究“平是非”“去抵牾”（37），即編譜者要澄清譜主生平事跡中的是非，排除各種矛盾說法，梳理出一條清晰、準確的譜主人生軌跡，還應以按語、注釋等方式，保留考辨過程的證據，以供取信與參考。

四、年譜與傳記、評傳區分有誤，彼此難以貫通

近年來的現當代作家年譜編撰還有兩種須引起警惕的傾向。第一種是因年譜與傳記、評傳的區分有誤，導致年譜傳記化、年譜評傳化傾向嚴重。武新軍在《中國當代作家年譜編撰的問題與對策》一文中，依據主客觀性來區別年譜與傳記、評傳：“年譜是史料搜集、考訂類的著述，強調史料的呈現和歷史事件的還原，而不注重主觀的評論。而傳記和評傳則具有較強的主觀性。”該文又指出“兩種文體各有長短”：“在集中呈現譜主形象、深入剖析作品、自由表達學術見解以及可讀性等方面，年譜不如傳記和評傳；但在鉤沉、整理史料方面，傳記或評傳則不如年譜。年譜的綱目體例，便于匯聚和校訂史實，盡量呈現有價值的史料線索。一般情況下，年譜中的資料要比傳記詳盡，對材料的要求也比傳記嚴格。”（38）這些雖是中肯之論，也有需要商榷之處。雖然“好的作家年譜，應該具有目錄索引的功能”，但是筆者以為，并非“索引功能也是年譜區別于傳記、評傳等的一個重要特點”。遑論不少傳記、評傳及附錄的簡譜、年表同樣具有索引功能，就連作家年譜的功能，也不能簡單確定為工具書。事實上，目前還有多少人把作家年譜僅當作工具書來編撰和使用？如果想了解一位現當代作家，人們首先想到的是查找他的年譜還是傳記、評傳？很多人的選擇是后者。既然如此，難道被當作工具書的不是作家傳記、評傳么？

“年譜是資料性的工具書”這個觀念顯然承襲自古人。前文已述，最遲從宋代開始，古人把年譜視為進一步研究的前期準備、資料積累。有清一代，年譜的資料性及作為工具書的功能被持續放大，至民國以降，年譜長編被視為史料匯編、工具書。直到2016年，《周作人年譜長編》的作者張鐵榮仍然說：“（年譜）是帶有研究性的、較為豐富的史料匯編，也是作家思想、行止、著述的重要參考工具書。”（39）由于年譜被看作史料匯編，被認為主要功能是檢索，是沒有多少技術含量的工具書，至今仍有不少高校和科研機構在認定科研成果時，把年譜成果排除在外或降級對待，甚至連年譜的著述方式也極少標注“著”（40），而標注為“編”或“編著”。然而，年譜真的是沒有多少學術含量的史料匯編，是僅供檢索的工具書嗎？

筆者認為，年譜屬于一種編年研究成果。編年研究往往被認為“缺乏研究型學術著作應有的深度和廣度”，以致其學術價值頗受質疑。其實，編年研究不僅對傳統編年體的局限有所突破，還“能夠讓版本學、目錄學、校勘學等文獻研究方法和史著評價在編年之下各盡其能”（41）。相應地，“對‘編年研究’類成果的學術評價，不能簡單套用評價學術研究或史料整理的標準。我們應該以史料整理成果的評價標準為主，適當參考學術研究成果的評價標準”（42）。當然，年譜編撰方式也需要做出改變，即從過去那種單純編排譜主生平事跡，轉變為以史實敘述為主、夾敘夾議必要史料為輔。編譜者不要囿于年譜的客觀性，以致不敢發表個人見解，不敢引述他人觀點。只要適當，年譜應該允許出現編譜者的見解，應該汲取學界此前的研究成果。可能有人覺得這樣會導致年譜的主觀色彩變濃，與傳記、評傳無異。這就有必要重新審定三者的區別。

年譜與傳記、評傳的區別，不單在引述史料的數量多少，不單在主觀性強弱，不單在是否有可讀性。年譜與傳記的區別，主要在于年譜比傳記要嚴謹、客觀，傳記比年譜更具文學性、可讀性，傳記甚至允許適當的想象和虛構。年譜與評傳的區別，主要在于年譜以編年敘事為主，評傳以不受時空限制的評議為主。據此來看，目前有一些現當代作家年譜與傳記、評傳區別不明顯，出現了嚴重的年譜傳記化、評傳化傾向。例如，子儀的《陳夢家年譜》頻繁引述陳夢家的逸事逸聞，類似于傳記；《周立波年譜》的每一個條目之下，差不多都有說明性、考證性的按語；《徐志摩年譜》《余華文學年譜》在譜主的評論文章、研究著作上投入大量精力，讀來更似評傳。近年來，不少已發表的當代作家、學人年譜，形同學術論文。不論年譜傳記化，還是評傳化，都使年譜編撰偏離了原本的方向，要么材料的真實性打了折扣，要么陷進煩瑣的細枝末節呈現和晦澀的考證過程，令人難以卒讀。

年譜要改變以往被當作史料匯編的刻板印象，就必須增加學術含量。就此而言，年譜評傳化似乎不可避免。其實，只要恰當處理年譜編撰過程中“敘事”與“評論”的關系，即使出現一定程度的評傳化，也未嘗不可。首先，要堅持敘事為主、評論為輔的原則。其次，出現在正譜中的評論應該簡明概要，相關背景材料和參考信息可作為譜文的補充和印證，以注釋方式附錄于頁腳或文后。這既給讀者閱讀提供了參考，又不影響正譜閱讀，從而實現年譜史料性與學術性的統一。

第二種傾向是年譜與傳記、評傳難以貫通。有現當代作家年譜就必有相應作家的傳記、評傳這一現象說明，年譜與傳記、評傳之間存在某種共生關系。如田本相不但編著《曹禺年譜長編》，還出版了《曹禺年譜》（合作）、《曹禺傳》等；商金林出版了《葉圣陶年譜》《葉圣陶年譜長編》《葉圣陶全傳》；韓石山寫《李健吾傳》《徐志摩傳》之前，先編撰了傳主年譜；易彬在出版了《穆旦年譜》后，又出版了《幻想底盡頭：穆旦傳》。常見的問題是，同一作家的年譜和傳記、評傳之間出現自相矛盾的表述。比如，關于徐志摩早年求學經歷有諸多疑點和分歧，新發現的滬江大學徐志摩檔案、克拉克大學徐志摩檔案，提供了可靠的證據，章景曙、李佳賢的《徐志摩年譜》予以采錄，但新出版的徐志摩傳記、評傳作品仍取舊說。

還有一種情況，即不同作家的年譜、傳記、評傳的表述存在矛盾之處。現當代作家交游廣泛，有的作家之間保持著終生友誼，如沈從文和巴金。因此，同一件事情就可能出現在不同作家的年譜、傳記、評傳之中。從理論上講，不同作家年譜、傳記、評傳對同一事情的記敘應該是相同的，因為真相只有一個。但實際上，由于不同作家年譜、傳記、評傳之間難以貫通，往往各行其是，所述事情各有側重、各持一端，以致讀者無所適從。

針對以上兩種傾向，筆者主張年譜與傳記、評傳之間要實現貫通。提倡貫通，也是出于彌補年譜先天性不足的考慮。年譜是一個人，最多是一個群體的編年研究，格局小、視野狹窄，可謂年譜的先天不足之因，但此不足仍可后天彌補。貫通是彌補年譜先天不足的方法之一。“貫”既指年譜主題思想的通篇貫穿，也指譜主思想觀念、生平事跡在年譜、傳記、評傳中的前后連貫。“通”不但指譜主的年譜與傳記（自傳、他傳、回憶錄）之間相通、互證，還指要重視譜主各種文體的文類滲透、相互影響，并汲取傳記、評傳的相關評議。就此而言，張穎《昌耀年譜》（2021）的做法值得推薦。該書常以注釋形式轉述張光昕的《昌耀簡明年譜》、燎原的《昌耀評傳》和昌耀的《我是風雨雷電合乎邏輯的選擇——昌耀自敘》，與正文形成互文。年譜編撰要重視年譜與傳記、評傳之間的共生關系，實現三者的貫通，以求互相呼應、取長補短，共同構建全面、立體的作家研究體系。

現有的現當代作家年譜編撰缺乏貫通，還體現在就事論事的多，把譜主的作品、思想、活動放置在國內國際大環境中考察的少（43）。因此，有必要提倡現當代作家年譜編撰，乃至人文科學研究，要有全球眼光、人類視野。年譜編撰者應該認識到，不“貫”則斷，不“通”則堵。現當代作家年譜編撰要實現前后連貫、左右通達，就不能囿于“私人定制”的小圈子孤芳自賞。

針對中國現當代作家年譜編撰存在的上述問題，就目前情形而言，在有效汲取古代和近代年譜編撰經驗的基礎上，亟需以批判的眼光審查現當代作家年譜編撰，規范其類型、體例、選材，重視史實考證，提倡年譜與傳記、評傳之間的區別與貫通，從而實現年譜觀念和編撰方法的革新，以期推進中國現當代作家年譜規范化建設，提高現當代作家年譜的整體學術質量，使年譜編撰成為現當代作家研究的重要形式，為現當代文學研究的歷史化貢獻力量。

注釋：

（1）（18）（24）（27）（38）武新軍：《中國當代作家年譜編撰的問題與對策》，《文藝研究》2020年第3期。

（2）王杰：《當代作家年譜編撰的學術啟示及編撰規范問題——基于當代作家年譜著作（二〇一六——二〇一八）的考察》，《東吳學術》2020年第3期。

（3）謝尚發：《當代作家年譜編纂芻議》，《名作欣賞》2022年第16期。

（4）汪喜孫：《容甫先生年譜序》，薛貞芳主編：《清代徽人年譜合刊》（上），第382頁,合肥，黃山書社，2006。

（5）方東樹：《望溪先生年譜序》，顧廷龍主編：《續修四庫全書·1497·集部·別集類》，第316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6）（14）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梁啟超講中國歷史研究法》，第208、192頁，北京，團結出版社，2019。

（7）（8）王修鵬：《魯迅著譯年表》，《魯迅全集》（四），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09。

（9）陳福康：《“年譜長編”的“長編”是什么意思？》，《中華讀書報》2016年3月23日。

（10）丁文江：《致胡適》（1929年7月8日），歐陽哲生編：《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第518頁，北京，中華書局，1979。

（11）宗穆辰：《跋》，黃炳垕編：《黃黎洲先生年譜》，1873年刻本。

（12）王永祥：《凡例》，《焦里堂先生年譜》，1798年刻本。

（13）戴鈞衡：《附刻望溪先生年譜序》，王云五主編：《方望溪先生全集》七，第478頁，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

（15）廖述常：《韓少功文學年譜》，《東吳學術》2012年第4期。

（16）黃喬生：《向著“編年紀事的傳記”：〈魯迅年譜〉編纂小札》，《文藝爭鳴》2022年第8期。

（17）李立超：《論中國當代作家年譜編寫的體例問題——以余華為個案》，《東吳學術》2018年第3期。

（19）李杭春、郁峻峰：《郁達夫年譜》，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21。

（20）周一平：《〈瞿秋白年譜詳編〉補正》，江蘇省瞿秋白研究會編：《瞿秋白研究文叢》第九輯，第132頁，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15。

（21）龔明德：《徐志摩在蘇州女中講演的年份》，《隨筆》2023年第6期。

（22）萬樹玉：《茅盾年譜》,第3頁，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86；李標晶：《茅盾年譜》，第1頁，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21。

（23）閆寶明：《計歲的規范化與年譜編纂體例》，《西南學刊》2014年第1期。

（25）陶沆德：《〈駱駝祥子〉與人間書屋》，《陶庵回憶錄》，第128-129頁，北京，中華書局，2022。

（26）曾莉雯：《劉登翰學術年表》，《華文文學》2023年第1期。

（28）張穎：《緣起、材料、體例》，《昌耀年譜》，第10頁，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21。

（29）金宏宇：《中國現代文學名著文本演變研究》，第7頁，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18。

（30）金宏宇：《新文學的版本批評》，第56-57頁，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

（31）曾慶瑞：《新編徐志摩年譜》，趙遐秋、曾慶瑞、潘百生編：《徐志摩全集》第5卷，第442頁，南寧，廣西民族出版社，1991。

（32）見付祥喜：《徐志摩早年求學行實考》，《廣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3期。

（33）章景曙、李佳賢：《徐志摩年譜》，第125頁，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21。

（34）胡頌平：《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第5冊，第1077頁，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4。

（35）曹伯言、季維龍：《胡適年譜》，第575頁，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6。

（36）周乾：《關于胡頌平著〈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一處史實的勘誤》，《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1期。

（37）章學誠：《釋通》，《文史通義新編新注》上冊，第239頁，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

（39）張鐵榮：《要注意資料和文本的細節——〈周作人年譜長編〉編纂體會》，《現代中文學刊》2016年第6期。

（40）目前僅見“浙江文學名家年譜”首輯出版的8部年譜的著述方式為“著”。

（41）（42）付祥喜：《“編年研究”的理論意義與學術評價——兼答楊洪承教授》，《文藝研究》2014年第10期。

（43）王剛在《我渴望投入沉重：路遙年譜》的“內容簡介”中聲稱：“這部著作獨具學術視野，作者在整理路遙年譜之余，又將新中國文壇、陜西文壇的關節事件與重要人物穿插其間，將路遙及其作品置于整個新中國文藝、陜西文壇發展的脈絡中思考。”（王剛：《我渴望投入沉重：路遙年譜》，天津，天津人民出處社，2020。）不管該書實際上有沒有做到或做到什么程度，我們都應該肯定并提倡這種貫通的學術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