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麥家離開了生活15年的成都，回到家鄉杭州定居。從此，成都成為他的念念不忘。此前幾乎不怎么說四川話、不吃辣的他，開始逮著機會就說四川話，看川話版電影，也開始想念川菜。“離開了這座城市，反而讓我在內心中一直想要挽留它。”

2025年8月，麥家攜他的新作《痛苦是條蟲》再次回到成都，帶著家人、朋友，回到他生活過的老院子，曾經每天走過的路，站在曾經住過10年的樓房下面，久久凝望……封面新聞記者跟隨麥家一起踏上文學尋親之旅，最后在一環路的一家電影院進行了訪談，那是電影《風聲》最先點映的“福地”。

麥家回到以前在成都住的地方

回到住過十年的老院子

難忘陪伴寫出《風聲》的三角梅

“就是那個窗戶后面，有一張L型的寫字臺，裝護欄的窗戶，欄頂掛著一蓬三角梅，綠葉并不翠，紅葉卻出奇地艷，滴血似的。三角梅種在二樓陽臺上，它神奇的生長力令我吃驚。我每天看它，時時看它，像囚徒望藍天一樣，從中受到鼓舞，汲取力量。有一個夏天，就是在這株三角梅的陪伴下，我寫完《風聲》。小說出版后迅速被改編成電影，狂攬票房，然后是電視劇、話劇……《風聲》小說因之紅得燦爛，像那棵三角梅。”

麥家深情地講述著，“那個夏天，那棵三角梅，真的，我忘不了。我離開成都已經十多年，然后每次來成都，我都要專程去看它——我的三角梅。進不了屋，在樓下看看也好。”

在院子門口，遇到一位老鄰居，麥家問了句：“你還記得我吧？”語氣中有一點點不確定。“你是麥家的嘛！”鄰居卻用一句不假思索的四川話，瞬間打消所有的陌生感。兩人熱情擁抱，那種熟悉的感覺回來了。

從院子出門，沿著二環路，麥家繼續向前走。這條從家門口走向西南財大的路，他幾乎每天傍晚要走一趟，持續了差不多10年。再次踏上這條熟悉的路線，雖然酷暑難耐，但麥家腳步雀躍，臉上出現舒展的笑容。路上遇到的每一棟樓他都很熟悉，有的店鋪還沒變，他興奮得像小孩子。經過峨影，他停下來腳步，“當時我偶爾會想到，如果什么時候我的小說能被改編成電影就好了！”西南財大的校園是他傍晚散步的目的地，“我很多小說的構思、推敲都是在這個校園里走路時完成的，一邊走一邊想小說，很像是反芻，迸發出很多好想法。”

想念在成都的往昔

與阿來、何大草、潔塵等好友聊文學

感念一座城市，往往跟這個城市里的人分不開。“何大草、潔塵、何小竹……我們經常聚在一起談文學，聊閱讀。那個時候我們都還默默無聞，大家的交往非常純粹。這種朋友圈，后來我在其他地方再也沒有了。我記得，有很長一段時間，我跟阿哥（阿來）會約定，從二環路的兩頭出發，在杜甫草堂匯合。我們一起喝茶、聊文學，天天寫作肩頸受不了，我們還會一起去推拿店，邊推拿邊聊寫作……現在想想，這樣純粹的日子，是人生難再尋的美好。”

如今麥家也經常回成都，但“近鄉情更怯”，讓他不輕易通知這些老友。“他們是我壓心底的朋友，雖然后來我們見面機會很少。我不愿用匆匆見一面吃喝一場來打發。我渴望等合適的機會，我們有充裕的時間，面對面暢聊三天三夜那種。”麥家透露，阿來如今在阿來書房做的古典詩詞講座，“我會在線上聽。阿哥不光是我年齡意義上的大哥，也是我精神意義上的大哥。我一直在向他學習。”

1964年生于浙江富陽的麥家，1981年考上軍校從此離開浙江，他先后在福建、北京、江蘇、四川等地生活過。其中成都對麥家意義尤為特殊。轉業后，他曾在成都電視臺擔任編劇。在這里，麥家度過了作家生涯中最艱難的蟄伏期，也迎來了創作上的大爆發。他的諜戰文學三部曲《風聲》《暗算》《解密》全部都在成都寫就。在這里，他有過《解密》曾被退稿17次、歷時11年才最終出版的煎熬。也同樣是在這座城市，他的另一部小說《風聲》被改編成電影，創下了當時國產諜戰片的票房奇跡。

雖然內心很痛苦

但“得”還是比“失”多

麥家說，成都給了他兩樣寶貴的東西：體面的生活和對文人的尊重。“當時的工作給了我優厚的待遇和寬松的自由度，整個城市對文化人的重視，為我這個當時還默默無名的寫作者提供了極其肥沃的土壤。如果那十五年不是在成都，而是在別的城市，可能我早就為現實生活所迫，改行去寫房地產文案了。”

站在西南財大的大門前，麥家看著校內的體育場，“這個體育場是我看著建起來的，還是那么漂亮。”此時，夕陽晚霞滿天，他再次陷入回憶和沉思之中。

“假如時光可以倒流，最想回到哪一個階段？”對這個問題，麥家手撐著一根電線樁，很認真地想了想，“坦白說，我不愿意回到過去任何一個階段。我有過美好的青春時光，但更多的是，事業上有了更多的得失心。人生開始變得復雜，想想都覺得心很苦。我對自己的現在很滿意。”或許是回到自己熟悉、親切的氣場中，麥家又坦誠地分享說，“總的來說，一個人在年輕時，一定要有自己的所愛，可以是愛一個人，也可以是愛一件事。這么多年，雖然我經常說內心很痛苦，但坦白說，我的‘得’還是比‘失’多。我得到了很多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