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1942年10月1日，中國浙江舟山東極島海域，一聲巨響震碎了海面。

一艘名為“里斯本丸”的日軍運輸船，被美軍潛艇魚雷擊中。船體迅速傾斜、撕裂，海水洶涌灌入，海浪裹挾著呼喊與掙扎，甚至夾雜著槍聲。

岸上的舟山漁民聽到呼喊，有人放下漁網，有人推來小船，有人躍入冰冷的海水。即便明知可能被日軍槍殺，仍有人伸手去拉那些將被海浪吞沒的陌生人。那一刻，他們是用生命去救生命。

漁民們不知救的是誰，也無法預知歷史的走向。那一刻，沒有政治，沒有國別，只有活命的本能與救人的沖動——這是人類最古老的道義。

這段歷史長期沉睡在浩渺檔案與地方記憶中，直到舟山作家楊怡芬的小說《海上繁花》、紀錄片《里斯本丸沉沒》以及電影《東極島》相繼問世，才一點點被帶回公眾視野。正因這些作品通過不同媒介形式對這段歷史的呈現與挖掘，讓我們得以探尋：如何在保留史實復雜性的同時，使其延展出面向當下與未來的價值？

小說《海上繁花》（2023年出版）是這段記憶的拓荒者，它避開宏大敘事的空泛，轉而深入歷史肌理——借英國戰俘伊恩的掙扎與漁民阿卷的堅守，讓冰冷的史實詞條長出血肉，用情感為被遺忘的往事塑形。

紀錄片《里斯本丸沉沒》（2024年上映）則選擇了另一條“打撈”記憶的路徑：以水下拍攝的沉船殘骸、94歲親歷者林阿根的證言、英軍戰俘后代的感恩獨白，以及大量書信與照片，將疑問逐一按回歷史原位。它不在于講述，而在于舉證——像在銹跡斑斑的鐵板上重新鉚牢每一道被遺忘的縫隙，讓人無法否認它曾真實發生。

電影《東極島》（2025年上映）接過了這段歷史的接力棒，試圖將其推向更為廣闊的公共視野。然而，無論是文字、紀錄片，抑或電影，它們都肩負著同樣的困境：文藝一旦介入歷史敘事，便注定要在史實與戲劇、真實與傳播之間反復權衡。每一次取舍都如同天秤上的砝碼，天平傾向哪邊，決定了觀眾得到的不僅是怎樣的故事，還有怎樣的記憶。正因如此，電影《東極島》的創作者們必須直面一個更為艱巨的問題：如何在藝術化的表達與史實的忠誠之間，尋找到一條既有藝術豐盈、又能承載歷史重量的敘事路徑。

導演管虎深知其難。在故事錨點上，劇組力求還原當年的漁民生活，不僅在東極島原址重建了20世紀40年代的漁村，還請非遺匠人以傳統工藝打造十余艘可下海的木船。片尾紀實短片中，“里斯本丸”幸存者丹尼斯·莫利的女兒動情回憶，父親臨終前叮囑她要感謝東極島漁民——在他心中，他們宛如天使，把人們從地獄帶向光明。這無不在提醒觀眾：83年前的救援并非虛構，而是真實發生。漁民救下的，不只是數百名落難者，還有他們的家庭與命運。

影片完成了幾重敘事上的轉換：類型化改編，從宏大敘事到平民視角。影片以類型化手法將宏大敘事轉化為具體的人與情感。這種敘事張力在人物的一次次突發選擇中被推向高潮，勾勒出鮮明的人物成長弧光。阿赑從起初顧全小家、猶豫退縮，到弟弟犧牲后毅然潛入船艙救人，完成了從“小我”到“大我”的轉變；阿蕩由最初的好奇，升華為以自我犧牲來換取島民生路的選擇；吳老大在祖制與良知間掙扎，最終敢于打破舊例；陳先生從貪生怕死到怒闖崗樓，與日本兵殊死相搏；阿花打破“女人不上船”的祖訓，為營救戰俘率數十條漁船出海迎敵救人；保長李元興夾在百姓與日軍之間，最終覺醒反抗……這些情節雖非全然照錄史實，卻以更濃烈的戲劇張力傳遞出信念的重量。換言之，影片并非復述一段往事，而是以藝術虛構賦予其更廣闊的精神維度。正是人物的選擇，使影片在歷史真實、情感真實與戲劇真實之間，找到了一種彼此成就的張力。

影片集結了當前中國電影的一線陣容，視聽風格上延續了管虎標志性的粗糲緊湊節奏——海浪、甲板、槍聲、密閉船艙的黑暗層層遞進形成感官壓迫。技術層面，劇組搭建了亞洲最大的恒溫水景棚，占地9000平方米，可模擬200種海浪；為精準還原漁民形象，訓練演員水下閉氣時間最長超過4分鐘。團隊調用數百艘漁船完成驚濤中的救援長鏡頭，并實景炸沉了1:1復刻的“里斯本丸”號。影片高潮段落，船體斷裂沉沒，巨大的虹吸旋渦將殘骸與落水者卷入深海，場景驚心動魄。觀眾仿佛能感受到巨浪撲面，又似置身槍林彈雨間。

1942年的東極島漁民，面對日軍射殺落水者的暴行，“救人”的樸素良知超越了國籍、陣營甚至殖民背景，他們對抗的是施暴的日軍，守護的是生命本身。這種善良無關身份，只關乎人性。影片援引了島上流傳的一句話：“海上落難人必救”，聚焦于“救人，回家”這一人類共通價值。管虎曾說，家是中國人心靈的根，《東極島》希望將這種溫暖延伸到全世界。由朱一龍、吳磊飾演的孤兒兄弟阿赑與阿蕩，因少年時曾被吳老大救起，他們更懂得生命的重量。當阿蕩在海上不顧一切救起英軍戰俘紐曼后，兩人因對“家”的眷戀結下跨越國界的友誼。影片中，兄弟二人、吳老大與阿花之間的親情暗線，與船艙內戰俘以故鄉歌聲撫慰亡靈的場景，共同編織出一張關于“家”的隱秘情感網絡。故事的終點，阿赑與阿蕩魂歸大海，將大海視作最終歸宿，更讓“家”的意象從血緣與族群擴展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象征。

當然，影片也存在一些爭議，如人物轉折是否缺乏鋪墊、女性角色塑造是否略顯單薄等。如何處理真實與虛構之間的關系，成為當下抗戰題材電影創作亟待解決的問題。

東極島的故事，在今天依然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近年來，從《海上繁花》的文字敘事，到紀錄片《里斯本丸沉沒》、電影《東極島》的影像呈現，文藝創作不斷拓展中國在二戰敘事中的獨特視角。這些作品沒有停留于民族傷痛的反芻，而是以平民視角還原歷史真相，在苦難敘事中展現中國人的善良與堅韌，彰顯中國的大國風范與國際擔當。

戰爭如同一面鏡子，既映照出侵略者的殘暴，也映照出中國人的大義。《東極島》為世界留下的精神遺產，不只是英雄主義，更是面對人類最惡劣暴行時仍能堅守的善良本真。影片中漁民的抉擇，是骨子里的善良，是中國人的底色；他們撐起平民之舟，以無畏與大義彰顯東方主戰場的血性擔當。通過將侵略者的罪行搬上銀幕，這部作品讓世界永遠銘記這段不容篡改的真相。

歷史從不是博物館里的標本，而是需要通過文字、影像與講述不斷喚醒的火種。83年前，舟山漁民的這場義舉讓“里斯本丸”事件從地方性記憶升華為具有全球意義的文明箴言——它深刻揭示了“戰爭對人性的侵害不分國籍”，警醒人類警惕戰爭，守護人道底線。

由此而言，電影《東極島》為世界留下的不只是民族記憶的史詩，更昭示了超越國界的人性之光。山川異域，命運相連——這束火炬將穿透歷史迷霧，映照當下與未來，化作人類守護和平與良知的永恒信念。

（作者系影視制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