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干年后，當人們討論起2025年的詩歌，他們將會記起《北京文學》重磅推出的“‘00后’詩歌大展”，作為一個詩歌事件，它已然進入人們的文化記憶之中。說到“大展”，詩界中人自然會聯想到1986年的“現代詩群體大展”，這是“第三代詩歌”的破土而出與鳳凰涅槃，一群20歲出頭的年輕人站到了歷史的聚光燈下，風云激蕩，鮮衣怒馬，意氣風發，發出了屬于他們自己——同時也屬于一個時代——的詩歌聲音。“第三代詩歌”以對于“朦朧詩”的超越和反叛為鮮明特色，在觀念、技藝、語言等層面實現了對于漢語新詩的更新與重塑，一時風光無兩，并迅疾被經典化，成為詩歌史上一次可遇而不可求的詩歌革命，推動了中國新詩的轉型與前進。時隔近四十年之后，又一次“大展”來襲，其主角由“60后”變為了“00后”——仍是20歲出頭的年輕人。現在來討論“00后”詩歌，主要的也是強調其年輕，他們代表新生力量，代表活力，代表詩歌的未來等等。而這里可勘類比的另一個例子是海子。1989年3月26日，海子于山海關決絕離世，時年25歲，他留下了大量詩歌作品，完成了作為詩人的一生。而對于“00后”詩人來說，其中年齡最大的也已經25周歲，實際上已經沒有人們通常所認為的那么年輕了。應該說，“00后”詩歌登上歷史舞臺，是時候了！

這里面至為重要的一個問題便是：“00后”詩歌到底有沒有提供新質，能否構成一種美學革新甚或革命？在我看來，既不應簡單地肯定其有，也不應輕率地否定其無，它至少是提供了一定的可能性，帶來了若干的新氣象。

從成長環境和時代氛圍來看，“00后”詩人所面對的是一個無可挽回的“詩歌小時代”，整全、統一、宏闊的“古典想象”一去不返，而今是一個碎片化、原子化、不確定的時代，分裂與隔絕愈益顯豁，人們的視野、格局、關切愈見窄狹。如果結合“第三代”詩歌的歷史語境來看，其間確乎有著明顯的不同。彼時正處于改革開放、思想解放的時期，整個社會呈現一種大破大立、積極進取、走向世界、奮發有為的發展態勢，于詩歌而言也是如此，“拿來主義”，兼容并包，混亂、躁動、野蠻生長，固然不成熟、不穩定但是有活力、有創造性。那是彌足珍貴的歷史的上升期、成長期，也是一個詩歌的大時代。四十年之后的現在則顯然已有質的變化，經濟、社會層面在經過數十年的高速增長之后其綜合實力與整體格局已發生根本性改變，并進入一個新的機遇與困難并存的發展階段，而詩歌在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開始的各種先鋒性探索與實驗之后，在21世紀初網絡的快速發展與普及所帶來的“狂歡化體驗”之后，近年進入一種更為平穩、舒緩的階段，其更加專注于自身建設，由“左奔右突”到“自說自話”，由“大開大合”到“精工細作”。整體性已然失去，公共性愈顯稀缺，現實與虛擬的界限越來越模糊，精神性與理想性特征消泯，詩歌也成為“小詩歌”，越來越小眾化，成為小圈子中的存在，其與公共文化生活的關聯、互動越來越少，寫作者的“野心”與抱負也越來越小。

如果說80年代整體而言是一個積極、明亮、“相信未來”的時代，四十年之后的今天更多的則是晦暗、曖昧、懷疑主義的時代，“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一切簡單的價值判斷都容易被認為是片面、經不起質疑的，一切直接的情感抒發都容易被認為是膚淺、幼稚、不成熟的。“00后”詩歌寫作中較具普遍性的一點是抒情的放逐，他們對于事物的處理更多是疏離、審視、若即若離的，具有較為明顯的戲劇化、反諷性特質，他們的詩歌更多是知性、智性的，隱藏、后撤自我，距離“腦”更近而距離“心”稍遠，這有利于呈現事物內部的復雜境況，但同時距離明心見性、直擊人心的特質稍遠。順帶說一句，目前所見“00后”詩歌作者較大比例系在讀大學生或研究生，這使得他們的作品較具學院派特征，這一現象或在此后仍將較為普遍，在學院讀書、工作的詩人的比例將遠大于其在整個社會人口中的比例，詩歌的學院化已經并將繼續成為詩歌發展一個重要趨向。

“00后”詩歌在語言、修辭的層面頗為用力，具有較明顯的“語言詩學”特征。語言的更新、重構其重要性是怎么強調都不為過的，很大程度上，當今的現代漢語由于重重外在因素的影響已然高度制度化、高度板結，失去了彈性與活力。語言的狀況與思維、思想、觀念的狀況密不可分，而語言的腐敗也是社會諸多方面問題中至為基礎、內在的問題。就此而言，現代漢語詩歌最為重要的責任之一便是抵制現代漢語的腐敗，是擦拭、重生、再造漢語，以恢復和發揚它的活力、詩性、創造性與可能性。在大展第一輯的作品中，我們看到了年輕詩人對于漢語的鄭重態度：“每一個真正的詩人/都是手持語言火炬的人”（坎離《在荒草中間》），“寫作，將心放在火上炙烤，放在冰中呼吸/把自己從人世間克服過來/繼續漂泊，繼續探索/這是一場危險的旅行”（羊金龍《寫作，當形同木偶》），“在空白處寫下一個詞。/在黑暗中鑿出一個洞。”“鑿向不透光的夜空，鑿出月亮和星星/鑿向不流動的堅冰，鑿出眼淚和人群/鑿向痛苦的河蚌，鑿出珍珠/鑿向破碎的蛋殼，鑿出羽翼”（王冀緣《獻給布羅茨基或某位詩人》），非常成熟、深入、獨到，這里面所體現的寫作態度和語言態度，均值得稱道。整體而言，“00后”的詩歌寫作在發掘和拓展現代漢語表現力方面用力尤深，現代漢語的某些基本特質與樣貌或許正在發生潛移默化而意義重大的改變，其未來值得期待！

不過，仍需提及的一點是，語言并非詩歌的終極目的，語言仍然需要聯接其他的維度才能使詩歌真正成立并更具意義。語言需要與人的生存、命運、內心困境、心靈境遇等深度相關，需要與自然、社會、歷史、文化、文明等產生廣泛而深切的關聯，于優秀的詩歌作品而言這是不可或缺的。年輕寫作者所長在語言，所短則在于容易將語言的問題中心化甚至唯一化，而忽略了更為廣闊的生活與存在，忽略了人生的修為與情懷、境界的提升，或者說，僅僅停留或沉迷于“時代”的“小”，而缺乏對之的警醒與超越，使得詩歌僅僅成為一種“技藝”，止步于一種語言行為、修辭行為。應該看到，語言詩學固然重要，但它并不是唯一的，不是目的，如海子從荷爾德林那里所領悟的：“詩歌是一場烈火，而不是修辭練習。”卓越的詩歌，它還需要生命詩學、歷史詩學、自然詩學、文明詩學、宇宙詩學等等向度，它需要如《中庸》所言“致廣大而盡精微”，也需要如魯迅所言“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這么說當然并非大而化之對于“00后”寫作的否定，事實上就本輯作品而言，他們的特點、風格、發力方向各有不同，亮眼之處頗多，難于一一盡數。只是作為一個具有普遍性的問題有必要在此提出來，以引發進一步的思考：語言詩學，然后如何？

——這，恐怕是對于“00后”詩人的重要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