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手稿觀察】

當電腦替代傳統的紙筆，給人們帶來各種便利的同時，手稿就成為一種稀缺性資源，猶如一道即將消失的晚霞風景，這不能不引發關注與重視。2004年，福建冰心文學館榮幸地接收了冰心家屬捐贈她生前在中央民族大學教授樓居住時的遺物。時任館長王炳根說過，他帶了兩個助手，到北京去接受冰心遺物，用了3天時間，整理、包裝了這批遺物，先后3批次用了5個10噸的集裝箱運回了福州。工作人員在后期的整理中，驚喜地發現除了創作稿外，還有一些日記、筆記、書信、家庭賬本等。這一批手稿不僅豐富了館藏內容，也提升了文學館的文化品位。

1 手稿與刊印文構成有意味的“互文”關系

手稿雖非刊印文，卻是作家首次思維表達的文字形態，有學者將此稱為“前文本”。手稿的發掘，可以與作家發表的刊印文構成一種有意味的“互文”關系。冰心1955年“還鄉日記”手稿的發現，恰好與她發表的長篇紀實散文《還鄉雜記》可以形成一種“互文性對話”，透過史實稽考，人事勾連，重構歷史情境，深度探析其還鄉的心路歷程。

《還鄉雜記》發表于1956年，冰心以“親愛的小朋友”開頭，延續早年“通訊體”風格。除了介紹福建山水、福建省軍區授銜和去廈門采訪“最可愛的人”外，作品主要講述福州涌現出來的“少年造船廠”“少年農場”“少年園藝場”“少年工廠”等新事物與新現象。不過，以兒童為閱讀對象的題材取向，勢必會過濾和提純冰心還鄉時各種考察的見聞與感受。正如日記手稿所揭示，冰心的還鄉并非個人行為，而是以全國人大代表身份回到福建展開考察與調研。

日記記載她行前參會聽取了彭真和胡喬木兩位領導的講話，彭真強調全國代表委員作一個月視察的重要性，并交代調查合作化的具體內容，胡喬木則圍繞著“農村合作化與文藝創作問題”這一議題發表指導意見。因而，冰心此行得到福建各方面的高度重視和周密安排。她抵達福州當天，就與相關領導商定以福州郊區的“鄭依姆合作社”為重點考察對象。日記記載她與鄭依姆接觸交流共計5次。針對這項以“鄭依姆合作社”為考察重點而積累的生活素材，冰心并未據此創作出一篇文藝作品。不過，《還鄉雜記》重點介紹的“少年農場”，與“鄭依姆合作社”同在后嶼鄉，這也算是微縮版的少年“農業合作社”。

日記手稿披露，冰心一個來月的福建調研，足跡遍布福州的市區與郊區。前半段主要去郊區，透過調查農村合作化，真切地感受社會主義新農村的變化。日記也有記載直面現實的一些難題。后半段主要參觀市區的機器廠、造紙廠、農具廠、角梳公司、食品公司和一些文教衛生單位等。總之，就記述的內容和范疇來說，日記手稿遠比《還鄉雜記》來得豐富與廣闊。這是新中國正在進行的社會主義建設與社會主義改造的時代縮影，冰心以敏銳的觀察眼光和個人化的日記體裁，真實地記錄了故鄉福建所取得的巨大的社會成就，以及閩人在這塊熱土上所煥發出的勞動精神。

2 研讀手稿有“精神考古”的意義

冰心出生在海軍家庭，父親謝葆璋是晚清至民國初年的一位海軍軍官。在甲午戰爭爆發時，她父親在一艘戰艦上擔任槍炮副，目睹身邊的戰友如何被日艦的炮彈打穿腹部，腸子飛濺在煙囪上。后來戰艦沉沒，自己泅渡回來。冰心將父親這段悲壯經歷寫入《我的故鄉》《童年雜記》《國慶三十五周年感言》《我的父親》等文中。

1994年，正值甲午戰爭一百周年的紀念日，賈國榮在《冰心的遺憾》中披露，當時高齡的冰心表示自己將創作一部“大作品”，可是老人屢次提筆卻寫不下去，原因是每當觸及此事時，她經常老淚縱橫，不能控制自己。“此時此刻的冰心，一邊哭，一邊說：‘氣死我了！氣死我了！真可恨！真可恨！’”冰心去世后，人們均為她沒能撰寫出這部“大作品”而惋惜。

家屬在整理遺物時，意外發現她為這部作品撰寫了一段開頭的手稿。這是一封牛皮紙信封，冰心于信封外頁手書“以百年國恥激勵后人，教育后人，前事不忘后事之師”兩行字句；而內頁的上半部分，她密密麻麻地寫道：“堤（提）起中日甲午戰爭（1894），我的心頭就熱血潮涌。因為我父親謝葆璋先生對我憤激地……”描述內容大致與先前發表過的作品相類似。不過細究之下，也有差異：一是開筆即以第一人稱“我”的敘述視角介入，與先前作品那種旁觀者身份敘述很不同；二是言明父親身邊這位英勇犧牲的“同事”是“我母親的侄子楊建”，與先前作品以“戰友”或“同事”稱之有別。或許這兩個“不同”要素的介入也是加劇她情緒失控的重要原因。

另外，上半頁冰心筆畫顫抖，氣力受損，有些字跡不甚清晰，而下半頁空白，卻落滿了“淚痕”，這導致她最后放棄這次寫作，實屬憾事。今天，人們目睹這半頁手稿，更容易觸景生情，深切地感受冰心那種熾熱的愛國情懷與崇高的人格魅力！

可見，研讀手稿有助于發掘作家潛隱在文字背后的寫作意圖與心理活動。這種探究帶有作家的生命體溫，具有“精神考古”的意義。

3 手稿兼具釋讀、稽考、校勘等作用

冰心文學館收藏一篇題名為《兒童雜憶》的手稿，目錄清單標明寫作時間是“1981年4月”。乍一看，以為是發表在《新文學史料》1981年第3期上的同題文章。然而，事實并非如此。刊發在《新文學史料》的文章是由開頭“小引”和四則短文構成，它們分別為《讀書》《我的另一個名字》《父親的“野孩子”》《煙臺是我們的！》。其中，后三篇短文的手稿現均收藏于冰心文學館，系用活頁紙寫成，留有冰心修改和潤色的痕跡。我們可以認為這些“前文本”的短文手稿是這篇刊印文的“祖本”，其本源可溯，來歷清晰。

而同為題名《兒童雜憶》的手稿是寫在4張正反面的活頁紙上，計8面。雖然也取材于冰心的童年往事，但記述內容完全不同。這篇手稿在題名“兒童雜憶”下又擬一個小標題“我的小舅舅”，如將這部分文字與發表在《中國作家》1985年第3期的《我的小舅舅》相校讀，會發現刊印文與手稿的內容大同小異，主要是一些段落的增刪或詞序語義調整等。當然還能校出刊印文的“誤植”，如小舅舅第二首詩刊印文的題名“日夜寄內”，但手稿卻是“月夜寄內”。釋讀這首詩，詩句只有“月夜”內容表述，顯然“日”是“月”的誤植。

另外，這部手稿除回憶“我的小舅舅”故事外，從第4面起轉向記述冰心童年在煙臺、福州的過年情景，以及在福州過元宵、端午、中秋等民俗節慶所留下的印象。這部分文字較為散亂，屬于速寫性質，更像是冰心隨手記下腦海閃現的往事片段。不過，這些片段后來均轉化為發表的《童年的春節》《漫談過年》《故鄉的風采》等散文。可見，這篇手稿作為多篇刊印文的“祖本”，值得繼續沿波討源，進而發掘更多的文化蘊涵。

手稿的珍稀性，還在于作家親自書寫而留下的手跡，不僅具有唯一性，也往往凝結創作者的生命體溫和審美趣味。冰心手稿往往書寫工整娟秀，有較高的藝術品鑒意味。如她1985年11月8日致巴金的信，她感謝巴金托人送來上海法國面包，接著描述自己家人如何“饞嘴”、紛紛搶吃的熱鬧場景，內容輕松，語氣詼諧。可見，冰心與老友閑聊，心情甚為愜意。她用兩張淡黃色的信紙，抬頭以“巴金老弟”的口吻親昵稱之，行書豎寫，一頁八行，字跡行云流水，意脈貫通，一氣呵成，讓人拜讀時猶如欣賞一幅構致精美的藝術品。

新文學史家朱金順說：“發掘手稿遺作和史料鉤沉工作，是搜集資料的一個重要方面，也可以說是整個搜集工作的尖端科學。”基于此，我們應該加強全社會對手稿認知的宣傳與普及，并進一步提升像冰心等一大批現代作家手稿的搜集、整理和研究水平，使手稿不至于消失在歷史長河，或深藏在各類文學館、圖書館、檔案館里。作家手稿到了讓它們發揮應有價值與作用的時候了。

（作者：朱立立、黃思齊，分別系福建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

本文配發的手稿均藏于福建冰心文學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