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在這樣的時刻重新思考如何閱讀、研究抗戰文學的問題，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事實上，戰爭年代的作家們也曾一直苦苦思考如何創作抗戰文學。老舍當年就直言，“我們今天不寫戰爭和戰爭的影響，便是閉著眼過日子”。但他也清醒地意識到，很多作家“不知道戰術與軍隊的生活，不認識攻擊和防守的方法與武器，不曉得運輸與統制，而且大概也不易明白后方的一切準備與設施”。對于生活在戰爭年代的作家們而言，戰爭毫無疑問是最大的現實，他們的寫作自然無法脫離這個大背景，但也存在大量老舍說的“不易明白”之處。因此，可以追問的是，對他們的寫作而言，戰爭僅僅是一種背景性因素嗎？如果不是的話，那么我們如何認識戰爭在這些文學中的位置和呈現？在社會實踐和文學書寫之間，存在著怎樣的秘密通道？透過身處的戰爭，作家們究竟看到了怎樣的生活？他們借助何種框架理解那些“不易明白”的與戰爭有關的問題，并最終以怎樣的方式將之編織進文學的敘事當中？對于今天的讀者來說，還可以在怎樣的視野下閱讀抗戰文學？

抗戰文學的研究視野和問題脈絡

既有的抗戰文學研究已經非常豐富，并根據研究對象的不同，逐漸生成了多種不同取向的研究路徑。其中有兩種較有代表性：一是聚焦具體的戰役，關注對抗戰的直接書寫，多涉及前線戰場上的相關現實經驗；二是討論作家們在戰爭年代普遍獲得的歷史經驗、情感結構和審美認知模式，這類研究將抗戰文學放置于1940年代的總體戰時語境中展開研究，主要討論不同作家的戰爭體驗及其表達。借用老舍“寫戰爭和戰爭的影響”的話來說，這兩種研究路徑或許也可以簡單概括為“抗戰”視野和“抗戰的影響”視野。雖然這兩種路徑針對的作品不盡相同，其側重點也稍有差別，但都為抗戰文學研究的推進帶來了更多的可能性。

可以進一步展開討論的是，如果不僅是一種背景性因素，那么戰爭如何具體重造著作家的主體并最終改變了文學的形態？這里涉及的戰爭話題，首先指的就是抗戰，而不是國共內戰或別的戰爭，因此抗戰文學研究有較為確定的問題對象和時間邊界。即使在“抗戰的影響”研究視野中，我認為很多文學創作所涉及的“抗戰”也可以得到更加具體的呈現，需要盡可能在研究中闡明不同戰爭事件、經驗的差異性及其帶來的各自影響。比如，在丘東平這里，抗戰多指“淞滬抗戰”，他要處理的是正面戰場上的直接經驗；對蕭紅而言，她的抗戰文學始終回應著“九·一八事變”，其寫作意識與東北流亡作家的普遍性創傷體驗有關；而茅盾在抗戰時期的文學實踐與創作調整，則與“皖南事變”、政治挫折密切相關……所謂“抗戰的影響”雖然有其普遍性的面向，但總的來說，這種“影響”并不是抽象的、籠統的，而是具體的、有針對性的，最終給他們帶來的是一個個復雜的、需要分別直面的問題情境，內在地塑造了他們各自的感知方式和觀念結構。對戰爭年代的作家們而言，這些具體的戰爭經驗對他們的寫作產生著更直接、深刻的影響，這或許也是當下抗戰文學研究可以進一步深入闡發的地方。

在當時，很多現代作家沒有直接投入前線戰場、參加實際戰斗，因此他們的寫作更多是在“抗戰的影響”下展開的。即使強調“抗戰的影響”，也并不意味著他們區隔于抗戰，而是表明他們無時無刻生活在抗戰的空氣當中。正如蕭紅認為“躲警報”也是一種戰時生活，但是要求作家有“抓到”的能力，否則便無法真正“打進”緊張的戰時生活中。如果我們承認戰爭可以大致分為軍事面向和非軍事面向，那么抗戰文學的內容就不僅僅是抗戰前線的戰斗，還包括社會語境的變遷、人口的遷徙流動、個體的生命體驗和記憶等，這也正是老舍說的“戰爭和戰爭的影響”。因此，相關抗戰文學研究既應關注丘東平這類直接書寫前線戰爭的軍人作家，也需要討論沈從文這種曾經被視為“與抗戰無關”一派的自由立場作家，重新考察戰爭年代的作家們如何捕捉戰爭經驗的碎片，最終熔鑄為獨屬于自己的文學理路。具體來說，可以將戰爭年代的文學實踐落實為一系列具體的“問題脈絡”，如戰時生活的形式、組織動員的方式、戰爭局勢的走向、遷徙流動的影響、個體成長的難題、政治挫折的體驗、情感結構與觀念結構的再造等。正是在回應這些具體問題的過程中，戰爭年代的作家們貢獻出了廣闊而幽深的抗戰文學圖景。

“抗戰”作為一種方法

受惠于近些年來“1940年代文學研究”所取得的進展，作為其主體部分的抗戰文學研究在問題視野和方法路徑上都有新的發展。不過，很多研究其實依然是在“抗戰的影響”視野下討論抗戰文學，強調戰爭對作家主體和寫作方式產生的多重影響。值得進一步思考的是，除了帶來不同維度的生活經驗、感知結構和敘事模式外，“抗戰”還有可能作為一種方法嗎？有時候“后退一步”，退到戰爭發生的歷史時刻和問題情境中，或許能夠“抓到”蕭紅說的“戰時生活”，從而真正理解抗戰文學曾經抵達過的現實深處，并重新打開那段歷史的豐富褶皺。

對戰爭年代的作家們而言，如何書寫抗戰一直是個難題。因此，當年“七月派”作家會特別關注抗戰以后“新形式的產生”“作家與生活問題”和“作家態度”等話題。這些討論其實可以分成兩個問題來看，首先是“寫什么”，其次是“如何寫”。或者說，前者關乎作為具體“內容”的戰爭，后者則涉及作家們通過何種“形式”來抵達戰爭經驗的問題。正如錢理群所言，即使是那些曾經處于“時代邊緣”或被視為“與抗戰無關”的作品，其實也暗含著對“戰爭”的某種體驗，只是他們采取了不同的立足點。這個所謂“立足點”，與作家如何進入現實、理解世界有關，其實就是作家們借助的各種各樣的“形式”。

將“抗戰”作為方法，意味著要重新發掘和考察具體的戰爭在文本中的結構性作用，并思考這些不同的戰爭經驗如何生成了獨特的文學形式。對戰爭年代的作家們而言，“抗戰”不僅是一種生存境遇或書寫對象，也可能成為他們重新接通生活、再次打開一些難題的媒介。從這個角度展開對抗戰文學的考察，會發現很多原先不在抗戰文學視野中的作家開始浮現出來。抗戰不僅激發了他們的寫作，而且沉淀為一種有意味的文學要素，進而催生出新的敘事模式，為我們的重讀提供了別樣的線索。

正是在社會實踐和文學書寫之間，大量的文學形式被生產出來，它們既與戰爭經驗形成同構性關系，也保留了自身獨特的審美意識形態。這些形式并非完全透明，而是標示出一種無法抹除的差別，有待于我們在細微的文學表達中將之識別出來。

作為“明日的藝術”的抗戰文學

在討論抗戰文學時，還有一個問題非常重要，即這些作品雖然寫的是戰爭年代的生活經驗和生命體驗，但其中貫穿著作家自我成長和重造文學方式的努力。抗戰帶來現實世界的劇烈變動，如果想要真正深入理解這一新的現實，作家們必須不斷打碎、重組自己的認知結構，從而創造出更新的主體內核和文學方式。這些文學經驗最終催生了豐富的形式實踐，因此得以逸出一時一地的限制，而不斷向未來敞開。或許可以借用沈從文的說法，將戰爭年代的文學經驗與形式實踐視為一種“明日的藝術”。這種“明日的藝術”，“企圖在人與人間建設一種新的關系”。這種“新”，既與人的主體、社會現實和文學方式的重造有關，也指向了一種有關未來的構想，其中蘊含著豐沛的歷史能量和廣闊的研究空間。

“明日”及其相關話語生產是既有抗戰文學研究較少關注的問題，但卻貫穿著戰爭年代作家們的寫作脈絡，是他們的重要關切之一。比如，丁玲在她筆下人物貞貞身上發現了“新的東西”、丘東平塑造出“舊隊伍”中的“新軍人”、沈從文念茲在茲的“更新時代的牧歌”、蕭紅沒來得及給馬伯樂提出的“光明的交代”，以及胡風從路翎小說中看到的“美學上的新課題”等，都是“明日的藝術”的直接投影。可以說，抗戰文學不僅對沉重的現實進行敘述，還將觸手伸向了歷史進程的前端，嘗試勘探“未來”的內在肌理，最終指向的是對新的主體、社會和國族的重建的期待。

不過，戰爭年代的作家們對“明日”的想象，往往關聯著一系列“難題”。例如，如何在抗戰語境下完成自我改造并獲得成長？怎樣將個體的經驗與抗戰的進展、國家的重建結合在一起？有關遠景的敘述如何落實到具體社會實踐當中？是否可建立一種完整有效的文學形式方案？這既是抗戰時期的一些共性問題，在不同政治空間、地方視域下又展現出了各自的現實癥結。比如在解放區，遠景與革命政治實踐密切相關，通常被放置于現實生活中同步展開；而在其他區域，戰爭的局勢更直接地影響了作家們對遠景的敘述，特別是隨著戰爭帶來的破壞，有關未來的想象往往變得不穩定起來。與此相關的是，蕭紅的《馬伯樂》、沈從文的“十城記”、茅盾的《第一階段的故事》等很多抗戰時期的創作，在“內容”和“形式”上都呈現出一種“未完成性”。這已經成為抗戰文學的一種癥候，也說明作家們的文學經驗及其形式實踐依然處于一種敞開的狀態中。

這正是“明日的藝術”的特質，其寫作者既關注彼時流動的、鮮活的現實經驗及其難題，也在感知歷史動向的過程中捕捉正在凝結的“新質”，并嘗試用各自不同的方式為其賦形。盡管這個過程充滿了曲折和困境，但戰爭年代的作家們還是艱難地打開了一種朝向未來、指向我們當下的獨屬于抗戰文學的書寫視野。今天，我們依然處于世界變局和戰爭陰影之下，面臨著諸多相似的議題和困境，而這些抗戰文學在穿過厚重而漫長的歲月后，終于抵達了戰爭年代的作家們曾經想象過的“明日”。在這個意義上，這些抗戰文學是一種可以被重新汲取的可貴資源，它們不僅見證了社會歷史的變遷，為我們此時的思考提供了種種參照，也最終成為了照亮我們自身現實處境的一束光。正如有學者所說，那一輩的作家，似乎是為我們這些今天的讀者寫作的。或許，這也是我們當下閱讀抗戰文學的意義所在。

（作者系上海大學中文系青年教師）